袁 正,马 红

(1.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成都 611130;2.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四川成都 611130)

环境拐点与环境治理因素：跨国截面数据的考察

袁 正1,马 红2

(1.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成都 611130;2.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四川成都 611130)

有种乐观的观点认为,我国的环境质量已经出现拐点。我们利用跨国截面数据考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结论显示,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与环境拐点还相距甚远,据此我们主张慎言环境拐点。基于跨国截面数据,我们还探讨了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民主水平提高、产业结构升级、政府财政收入这些因素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环境拐点;环境治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一、我国环境现状

随着人口规模扩大和经济发展,我国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在不断恶化。气候变暖、自然灾害增多、水土流失、沙漠化加重、空气污染、臭氧层破坏、水资源污染,给人们的生存质量带来极大的危害。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频发,例如,1998年发生特大洪灾,2008年南方发生特大冰灾,2010年西南发生特大旱灾,2010年,沙尘暴已越过长江,达到南方地区,2010年出现罕见高温。一份权威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沙漠化面积仍在不断扩大,沙漠以每年 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由于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面临固体废弃物的飞速增长,2004年,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废弃物制造国①东亚及太平洋城市发展部 (EASUR)(2005)：《中国固体废弃物管理：问题和建议》。。IPCC的报告指出,气候变暖使喜马拉雅山冰川正在消融,气温上升将导致中国的温带北移,干旱地区也随之向北扩张;UNDP的报告指出,青藏高原冰川是黄河和长江的发源地,它们正以每年 7%的速度消融[1]。目前,中国近三分之一的国土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成为劣五类,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干净的水,四亿多城市居民呼吸不到清洁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症。2001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 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 16个①资料引自中央党校周天勇 (2008)：《中国经济的危机》。。2008年,全国地级 (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比例仅为 71.6%,监测的 477个城市 (县)中,出现酸雨的城市 252个,占 52.8%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08年全国大气环境状况》。。官方资料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区占国土面积 60%以上③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中国生态保护》指出,我国生态继续恶化,60%以上国土生态环境脆弱。。2004年,我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 5118.2亿元,占当年 GDP的 3.05%④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 2004》。。OECD经过 18个月的调查形成的中国环境报告称,中国有 1/3的河流、75%的主要湖泊、25%的沿海水域遭受严重污染。中国超过 1.7万个城镇没有污水处理厂,近10亿人的排泄物几乎没有经过收集和处理。该报告总结说：“中国的经济在向发达国家迅速靠拢,但环境水平却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近似。”

图1 我国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增长趋势

当前,我国的生态环境仍在继续恶化,废水排放、废气排放、固体废弃物的总量数据仍居高不下,有些排放物甚至有增无减 (见图1),全国各地环境事故频发。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相当严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首要问题”⑤2002年 3月 5日,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这一内容。。在这种背景下,党和国家把环境保护上升到战略高度,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首次把建设两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

二、中国慎言环境拐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环境法规和环保政策的建立健全,环保投入不断加大,环境监管的力度不断增强①《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指出,我国的环保监管力度增强,对问题突出的部分地区和企业分别做出暂停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责令限期整改或经济处罚决定。地方各级政府进一步转变观念,变被动减排为主动减排,采取多种责任追究手段,有力地推动了污染减排工作的深入开展。山东、河北等地对未完成年度目标的市县主管领导给予了行政记过或撤职处理,安徽、福建、江西等地对减排工作进展不力的县区实施了区域限批。广东和北京等省市通过财政补贴支持企业淘汰落后产能,上海、宁夏、陕西等地通过以奖代补激励企业减排。,我国的环境状况出现可喜的变化,部分总量指标开始趋于下降,如烟尘排放总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次数等。2008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1320.7万吨,比上年下降 4.42%;二氧化硫排放量 2321.2万吨,比上年下降 5.95%。2009年,这两项指标分别比上年下降 3.27%和 4.60%,继续保持双下降的良好态势 (见图2)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0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另外,一些环境效率指标也在不断改善,如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能源生产弹性系数、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单位 GDP能耗、单位 GDP废水排放量、单位 GDP的 SO2排放量等等③数据可从国家统计局：《环境统计数据 2008》中的《人口资源环境主要统计指标续表》查到。。

图2 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总额与二氧化硫、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指标

当二氧化硫排放量、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这两项重要指标出现连续下降时,有种乐观的观点认为,我国的环境状况已经出现拐点。对此,我们要理性地看到,我国一些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仍随着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增长而增长,如废水排放、废气排放、固体废弃物排放等。一两项指标的下降,并不能代表整个环境状况趋于好转。根据国际经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保持一直增加的趋势 (见图3)[2]。著名的《斯特恩报告》指出,一国碳排放的拐点不会自动出现,如果没有足够的政策干预,人均碳排放与人均收入之间的正向关系有可能长期持续④《斯特恩报告》是 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经过一年调研主持完成并发布的。主要观点是科学证据现在不容置疑,气候变化是全球的严重威胁,急需做出全球反应。。

图3 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与经济发展关系

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普林斯顿大学的 Gross man and Kruege对 66个国家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变化做了研究,他们发现多数污染物的数量与人均国民收入呈倒 U形关系,即污染物排放随人均收入的提高先增加后下降,他们在1995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Grossman and Kruegar(1995)估计,人均收入在 4000-6000美元时,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和颗粒物污染水平会出现下降[3]。与此类似,Selden and Song(1994)考察了空气中的 SO2、CO2、NO2、SPM,发现它们与收入之间存在倒 U型的关系[4]。Shafik(1994)的研究也发现悬浮颗粒物和SO2是先恶化后改善,但是,安全饮水和卫生状况随人均收入的增长而持续改善,固体废弃物和碳排放量则随经济的增长而持续恶化[5]。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的帕纳约托等人也相继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发现欧美等先期发达国家在人均GDP 8000-10000美元的发展阶段,环境状况开始好转;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在人均 GDP6000-8000美元的发展阶段,环境质量出现好转①国家环保部的专题文章《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树立城市可持续发展典范》,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网站。。

Beckerman(1992)指出,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合理性,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经济增长可能破坏环境资源,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经济的增长反而有利于环境保护,一国如果要改善其环境状况,可能最好的方式就是变得更加富裕[6]。Grossman and Krueger(1993)把随着经济增长每单位资本排污量下降的原因归结于三个方面：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技术的进步以及政府规制的加强,其中技术进步包括两类,一是与减排直接相关的技术,二是一般性生产技术,可以提高生产效率[7]。产业结构调整一直被认为能显著影响环境质量。当经济发展到一个更高水平时,经济结构会向信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转变,伴随着环境意识的增加、监管力度的加强、环境治理支出的增加和技术进步,将会出现倒 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Panayotou,1993)[8]。De Bruyn(1997)分析了新西兰和德国硫排放的影响因素,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硫排放减少的贡献率为 4.5%[9]。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行业集中度往往会提高,这对污染排放也会产生积极影响,一般认为规模较大的企业比小企业的排放效率更高,因为大企业更容易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制度[10](Hettige,Dasgupta and Wheeler,2000)。

但是,也有质疑的声音。Stern(1998)指出在计量分析时仅仅使用一部分环境污染指标,难以得出整体环境污染状况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足以为倒U形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供充分证据。他的研究发现,在人均收入 4000-6000美元这一阶段,某些污染物的污染水平仍可能上升[11],但他肯定了技术进步对环境的影响,Stern(2002)的模型分析了 64个国家从 1973-1990年硫排放变化的影响因素,发现从全球来看,直接技术水平和间接技术水平的进步,使硫排放增长速度从原来的 54%下降到 28%,和排放直接相关的技术进步使排放的平均水平下降 20%[12]。

在此,我们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假说,测算环境拐点,待验证的计量方程如下：

图4 人均收入与人均 CO2排放散点图

CO2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①同样,我们使用最常用的,也是温室效应最主要的气体 CO2为研究对象,需要指出的是,该指标不能代表环境状况全部。,由于排放总量与国家大小和人口规模有关,我们使用人均排放量作为环境状况的指标。rjr表示人均国民收入。我们从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国际统计数据 2008中获得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该项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2008年)的《世界发展指标》[13],由于只提供了1990年和 2004年的数据,我们采用 2004年的人均排放量(吨)作为因变量。人均国民收入的数据同样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国际统计数据 2008。

先用 EXCEL做两个变量之间的散点图 (见图4)。然后,用 EV IEWS做 OLS回归,考虑到横截面数据可能出现异方差,做 WH ITE检验,发现存在异方差,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做估计,权重设为 1/abs(resid),得到的回归方程为：

要使 CO2排放出现拐点,需满足回归方程的一阶导等于 0：

-1.07E-08＊ 2rjr+5.86E-04=0,可解出 ：rjr=2.73＊104

这意味着,从跨国数据来看,要使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出现拐点,人均国民收入需达到 27300美元。根据 I MF2010年的数据,中国 2009年的人均 GDP为 3677.86美元,从本文根据跨国数据测算的结果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拐点还相差甚远。

事实上,中国面临的环境压力仍然很大,因为中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环境技术和环境意识都比较欠缺。根据UNDP的数据,中国2004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全世界的 17.28%。国际能源署预测,到 2030年,将占到世界总量的27.32%。根据荷兰环境评估署的统计,2006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为 62.3亿吨,占全球的23%,已超过美国成为第一排放大国③胡鞍钢,管清友：《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 96页。。

另外,我国的环境治理牵涉到企业、地方利益和就业等诸多经济社会问题。企业出于成本压力,不愿加大治污力度;地方政府要财税,不情愿关闭污染项目;环保部门受制于地方政府,执法力度有限。在这种形势下一定要慎言环境拐点,否则会产生错觉,使必要的环保政策难以推行,使环保阻力增大造成污染反弹,因此,当前我国的环保措施只能严不能松[14]。

三、治理环境的几个因素：一个跨国截面数据检验

环境质量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规模,因为生产就意味着排放,另一方面是环境治理。我们的观点很明确,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压力相当大,要慎言环境拐点,加强环境治理不放松。接下来,我们利用跨国数据,检验影响环境治理的几个因素。

我们首先假设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环境质量先变坏,后变好,我们选取环境可持续指数 (ESI)作为环境质量指标①环境可持续指数 ESI是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世界经济论坛共同开展的研究项目。使用 21项指标来评估各国或地区的环境质量,这 21项指标涉及自然资源拥有情况,过去和现在的污染水平,对环境治理所做的努力,社会提高环境治理的能力以及对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所做的贡献等等。2005年 1月,ESI指数在瑞士达沃斯正式公布,全球接受调查的 144个国家和地区中,芬兰位列第一,列第二至第五的国家分别是挪威、乌拉圭、瑞典和冰岛,中国位列第 133位,排在倒数第 12位;2002年,中国的该项指数排名倒数第 14位。,对此,我们设定计量模型 (1)：

其次,我们假设技术水平影响环境质量,技术进步一方面可以减少能耗,改善排放效率,另一方面,环境治理技术的改进会降低治污成本,提高治污激励。我们用研究与开发投入占 GDP的百分比作为技术指标(Tech),我们相信,研发投入越高的国家,技术水平越高,环境质量越好。我们用跨国的技术指标和环境可持续指数 ESI做散点图,如图5所示。

图5 利用跨国数据,绘制技术和民主因素与环境质量指标的散点图

再次,我们假设民主影响环境质量,民主化越高的国家,民众对政府的压力越大,环境治理的力度会越大,环境质量也会越好。我们采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社情报组织 (EI U)研究和发布的“民主指数 2008”②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Index ofDemocracy 2008.,探讨民主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为了检验技术和民主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我们在模型 (1)的基础上加入技术变量和民主变量。

对此,我们设定计量模型 (2)：

然后,我们假设产业结构会影响环境质量,从工业化经济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过渡时,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高,环境质量会越来越好,理由是工业污染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强,而服务业对环境的破坏力较小,因此,我们加入服务业比重变量ser,设定计量模型 (3)：最后,我们假设政府的财政收入是环境质量的影响变量。政府财政收入增加时,可能出现两种相反的情况,其一是环境恶化,因为工业生产意味着污染排放,政府增加的财政收入是以环境恶化为代价的。其二是环境改善,因为财政收入增加之后,政府对环境治理的投入会有所增加,而且这种正向效果会因为民主的作用而增强。为了检验政府的财政收入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我们加入政府财政收入变量 gov,为了验证政府财政收入的效果会因为民主的作用而增强,模型加入民主指数与政府财政收入的交叉项,这样,我们设定计量模型 (4)：

上述模型所涉及指标的说明以及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表1 指标、变量及数据来源

我们用 EV IE WS软件做回归,考虑是横截面数据,用WLS做异方差修正,权重设为 1/abs(resid),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 t值,＊表示 10%显著性水平,＊＊表示 5%显著性水平,＊＊＊表示 1%显著性水平。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除了回归 (4)的 gov、gov＊dem、ser三个自变量不显著外,其它回归方程的所有系数都在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既然回归 (4)新加入的变量不显著,我们可放弃回归 (4),以回归(3)的结论为准。回归方程的拟合系数都很高,说明设定的这些变量较好地解释了因变量的变差。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判断以下几个结论成立：

1.环境库兹涅茨假说成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环境质量曲线先变坏,后变好,呈 U型。

2.技术进步能改善环境质量。

3.民主水平的提高会改善环境质量。

4.产业结构升级能显著影响环境质量,服务业比重越高,环境质量越好。

5.政府的财政收入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以回归 (3)为基准,我们再次探讨环境质量的拐点：

结论显示,环境质量的拐点出现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31000美元时,这与本文第二部分得到的CO2排放拐点 (人均国民收入 27300美元)很接近。

四、结论和展望

2007年开始,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实现双双下降,2008年、2009年继续双双下降,有种乐观的观点认为,我国的环境质量已经出现拐点。当我们研究跨国横截面数据时,不管以ESI(环境可持续指数)还是以 CO2为考察对象,环境拐点出现在人均收入三万美元左右。以我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环境拐点相距甚远,切勿轻言环境拐点已经到来。

如何有效地治理环境呢?本文的结论表明,经济发展使环境先变坏后变好。产业结构升级会改善环境,以工业为主的经济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过渡,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环境治理的有效手段。技术是环境治理的正向因素,技术进步一方面可以减少单位 GDP的能耗和排放,另一方面,环境治理技术的改进会降低治污成本,治污成本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的治污决策,如果治污成本很大,而违规排放时惩罚额度相对较小,企业宁可交罚金也不治污。从跨国数据来看,民主是治理环境的有效手段,国家越民主,政府来自民众的压力越大,环境治理的力度越大,环境质量会越好。OECD发布的《中国环境绩效评估报告》认可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已有环境努力的有效性和效率还不够高,其根源在于目前的体制缺陷和环境政策的实施问题。中央政府对于环境的重视和投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地方政府以 GDP作为绩效考核硬指标,而且地方政府财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工业企业,因此,环境损耗被认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要牺牲。由于难以获得各国政府环境投入的数据,我们考察政府的财政收入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回归结果发现,政府财政收入对环境改善并无显著影响,这个结论与地方政府的利益角色有关,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可能造成环境污染,财政收入增加之后,政府对环境治理的投入也可能增加,但总体效果难有定论。

当然,本文的探讨是不全面的,有些观点可能不符合中国国情,不具有很好的操作性,因此,文中的部分观点仅供参考。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家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上升到战略高度,出台了诸多环保政策,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例如,我国不断建立健全节能环保法规和标准;制定政策落实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淘汰落后产能;加大投资推进环保工程建设;完善和严格开展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开发和引进节能环保技术;宣传环保意识,倡导环保行动等等。可以这样说,我国在发展进程中是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问题的,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不懈努力和积极贡献①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凝聚共识加强合作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历史进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国是最早制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是近年来节能减排力度最大的国家,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是世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本文没有涉及的那些影响环境治理的因素,无疑也都是重要的,我们将在后续的研究中加以探讨。

[1]胡鞍钢,管清友.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65-66.

[2]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城市发展部 (EASUR).中国固体废弃物管理：问题和建议[OL].百度文库,http：//wenku.baidu.com,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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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尹卫国.环保“拐点”需慎言 [N].解放日报,2008-3-27(10).

(本文责编：辛 城)

The Turn ing Point of Environ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actors:A Cross-country Data

YUAN Zheng,MA Hong
(1.College of Econom ics,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 ics,Chengdu611130,China;2.College of Finance,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 ics,Chengdu611130,China)

A kind ofoptimistic view thinks thatChina’s environmental quality has reached a turningpoint.We use cross-country data to examine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The conclusion is thatChina’sper capita income is still far from the environment turning point.Accordingly,we advocate cautiously that don’t say environment turning point has appeared.Basingon cross-country data,we also discuss the impactsof economic development,technologicalprogress,the level of democracy,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government finance revenue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environmental turning point;environmental governance;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X-01

A

1002-9753(2011)04-0184-09

2010-04-07

2011-03-11

西南财经大学“211”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袁 正 (1974-),男,湖南新化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资源环境经济学,中国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