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

最近到新加坡旅行，顺便看望已移民过去的朋友。朋友称，来到新加坡生活质量比在上海显著提高。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低税收，低福利，低负担的国家，由于低税收和低负担的因素，朋友感到十分幸福和轻松。朋友说，其在新加坡月收入2500美元，纳7%的税，医疗自己负担50%，一般3年左右就可以申请按揭买一套房子。这在上海是不能想象的。

“住”的问题是关系到两国人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两地住房格局存在差异，直接导致政府调控效果差异。新加坡住房主要有三类：一是政府组屋，二是公寓。这两类都是由建屋发展局负责建设的。三是洋房，属于私人房产。新加坡有约九成的人居住政府组屋，一成的人住公寓和洋房。新加坡政府有能力调控，使楼价维持在多数市民可以承受的水平。

而中国住宅主要以商品房为主，经济适用房明显不足。一些大城市的经适房比例甚至不到10%。在保障性住宅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大部分中低收入者被迫选择价格日益高涨的商品房。虽然近两年新开工面积的经济适用房是新加坡目前组屋总量的6倍以上，但由于人口数量的差异和财力的相对不足，目前国内能够享受经济适用房待遇的居民还只是少数。尽管有各地推行的限购令，在保障性住房比重不到60%以上的情况下，限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政府的调控也只停留于表象。因此，只有当政府真正成为公共住房保障制度的主体，并承担起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保障的责任，才能以管理监督者和直接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干预住房市场，通过调整商品房供给结构来遏制房价过快增长，通过政府调控来弥补市场失灵，以满足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居住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