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在这个“革命”不仅被告别，而且正被反义化的当口，有关辛亥的叙事，自然也不免指责当时的“激进”。在这样的叙事中，历史的发生不仅只是少数革命党人的鼓动，而且事情的进程纯属偶然。

手头的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辛亥之时，清末新政正在取得进展，社会相当安定，立宪已成为主旋律，首义之所以爆发，是湖广总督对暴露了的革命党人处置不当，而首义之所以成功，又在于总督大人及时开溜。如此等等，首义的历史便被编入少数激进分子的狗屎运，使社会离开了循序渐进的良性轨道。

这样的叙事，无法解释一个“社会相当安定”的王朝何以在一场偶然发生的小闹闹中倒台，无法解释学生界和新军界何以成了革命思潮和革命行动的主要载体，无法解释一场首义何以引发多省响应，就连立宪党人和旧官僚也迅速转变了立场，无法解释朝廷命官何以没有了维护政权的底气而随时准备抽身，无法解释王室何以凄然逊位而四顾之下几无人效忠力挺。

早些年，辛亥的叙事恰好相反。这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一场不仅不激进而且软弱性过强的风潮，一场被篡夺乃至失败的革命。那是“革命逻辑”的解释。在“告别革命”的解释下，辛亥则成为一场激进的运动，中断了君主立宪的良好趋势，而革命党人有时甚至被描画得近乎小丑。

叙事逻辑的转换，改变的不只是辛亥，还包括整部中国历史。史不绝书的起义，过去被称为农民革命，现在则被视为历史进程的中断与原地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