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庆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关于北京大学陈万里监视、阻止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一事，只有华尔纳致斯坦因之信和《万佛峡：一个九世纪佛教壁画洞窟的研究》一书可以作为间接旁证；陈万里《西行日记》一书中，不仅没有记录陈万里监视、阻止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的直接证据，相反，书中详细记录了陈万里赞同并协助美国人在南石窟寺毁坏佛像、伙同翟荫等人擅自拿走石碑一块以及对敦煌人民反抗华尔纳一行人的行动表示不理解等内容。为此，笔者对陈万里监视、阻止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一事提出质疑。

关键词：陈万里：华尔纳；敦煌壁画

中图分类号：G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11)02—0089—06

Questions on CHEN Wanli's spying on and preven ti ngLongdon Warner from stealing Dunhuang Wall-paintings

HU Tongqi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CHEN Wanli, a scholar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spied onLangdon Warner and prevented him from stealing Dunhuang Wall-paintings. In my opinion, this historicalrecord can only be verified by the lettered addressed by Warner to Stein and the book Buddhist WallPaintings: A Study of a Ninth Century Grotto at Wan Fo Hsia written by Warner. In the book rifled Xi XingRi Ji ( R.ecords of the Journey to West), there is no direct evidence proofing That CHEN Wanli keptspying on Warner and prevented him from stealing Dunhuang Wall-paintings. On the contrary, there arerecords indirecting that CHEN Wanli not only agreed and assisted the Americans to destroy Buddhist statuesin the Southern Grottoes Temple, took away a stele with Horace Jayne, but also did not understood whylocal people were against Warner. Therefore,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questions on this historical record.

Keywords: CHEN Wanli;Langdon Warner;Dunhuang Wall-Paintings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在许多述及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的论著中，大多提到北京大学陈万里先生曾监视华尔纳所率福格博物馆考察团的行动，阻止了美国人大规模剥移敦煌壁画的阴谋。如：

《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5—8期所载王重民《敦煌文物被盗记——并论其在学术上所造成的损失》：“人民的力量和华匪的诡计，在由北京大学派去监视华匪的陈万里先生《西行日记》，调查得很清楚，记载得很详细……华匪……由于万里先生和安西县陈县长的亲自监视，没敢盗窃。”

刘进宝在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的《敦煌学述论》中述说：

在华尔纳的远征队离开北京前，北京大学的爱国学者马叔平、沈兼士先生约请当时也在北大的陈万里先生谈话，希望陈先生能随同西去。这时候，中国人民还不知道华尔纳第一次盗窃敦煌壁画的罪行。两位先生说：“有一批美国人要去甘肃敦煌考察，北京大学可以设法派人同去……看一看这一批外国人到敦煌去，是捣什么鬼的。因为敦煌的国宝被斯坦因、伯希和一班文化侵略者捆载而去了不知多少，我们不能不密切注意。”

1925年2月16日离开北京后。陈万里先生才从王翻译那里知道了华尔纳第一次盗窃敦煌壁画的罪行，“因此我就时时注意他们的行动。同时在我们的大车行列中，果然有一大车的布匹，我更时时警惕我所负的任务。本来我从北京出发的时候，已经知道华尔纳的行径，我们决定应该密切监视，设法防护”。

为了阻止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的企图，保护国宝，陈万里先生每到一地，如兰州、酒泉、敦煌后，“一一先与地方当局接洽说明，并研究我们如何保存国宝的方法”。正是由于陈万里先生及其他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华尔纳远征队原拟在千佛洞停留半年的计划，未被地方当局同意。而以华尔纳第一次剥离、破坏、盗窃敦煌壁画作为拒绝他们的惟一理由。

不知何故，刘进宝先生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的《藏经洞之谜——敦煌文物流散记》中虽然保留以上内容，但将“两位先生说……不能不密切注意”一段话删掉了；后来，刘进宝在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敦煌学通论》中，又将以上所有内容都删掉了，只是在该书第254页简单提及“北京大学的陈万里便代表北大国学们，参加了哈佛大学福格考察团，前往敦煌考古”，而有关陈万里监视、阻止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的内容，全部没有了。

荣新江《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序”中说：“中国学术界已经意识到了华尔纳的行径对中国文物的破坏性，北京大学派陈万里随行监视，燕京大学洪业教授也转请教育部通知甘肃地方官府予以防范，因此考察队在敦煌当地受到地方官绅和民众的阻止和反对，华尔纳的计划完全破产。”

王冀青在《华尔纳与中国文物》中认为：“正是由于陈万里设法阻止了福格艺术博物馆大规模剥移敦煌壁画的阴谋，所以他将永远成为中华民族文物保护历史中值得称颂的人物。”

王兰平、奉继华在民族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的《探险与盗宝》中述说：“陈万里……看清了美国人的真实目的，每到一处。都跟地方官府联络，密切注意美国人的动作。”

沙武田在民族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的《藏经洞史话》中述说：“陈先生的西行虽然表面上是为考察队解决一些古文和语言困难，实际上主要是阻止华尔纳盗劫我国文物，给考察团活动带来极大的不便，有效地保护了祖国的文物，也捍卫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沿途发生的事情均记于他后来的个人日记《西行日记》。”

梁红在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的

《莫高窟史话》“十六、盗宝者·华尔纳”中述说：“陈先生的西行虽然表面上是为考察队解决一些古文和语言困难，实际上主要是阻止华尔纳盗劫我国文物。事实上，陈先生有效地保护了祖国的文物，也捍卫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沿途发生的事情均记于他后来的个人日记《西行日记》。”

按照以上诸先生的述说，陈万里监视、阻止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一事，似乎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仔细核对有关史料，发现此事却颇有疑问。

首先，笔者注意到，以上各位先生之所以认为陈万里曾经监视并阻止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所依赖的材料主要是陈万里1951年撰写的《美帝偷劫敦煌壁画的阴谋》以及北京朴社1926年出版的陈万里《西行日记》(亦见甘肃人民出版2002年1月出版的陈万里《西行日记》)。又再仔细认真核对材料，发现实际上其中只有在《美帝偷劫敦煌壁画的阴谋》一文中，陈万里谈到自己曾经如何监视、阻止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而在其《西行日记》中并无有关内容。

问题在于，陈万里1951年撰写的《美帝偷劫敦煌壁画的阴谋》一文，实际上是一篇适应形势需要的政治文章，其中所述内容不能完全作为史料证据。当然，如果其中的内容与真正的史料吻合，那也是可以作为证据的；但如果与原始材料不吻合，甚至自相矛盾，那我们就不能以此为据。

如果只依据陈万里1951年《美帝偷劫敦煌壁画的阴谋》文中所述内容来看，北京大学陈万里先生确实曾监视华尔纳所率福格博物馆考察团的行动，设法阻止了美国人大规模剥移敦煌壁画的阴谋。然而，在真正具有史料价值的北京朴社1926年出版的陈万里《西行日记》一书中，却找不到这些内容，相反，里面详细记录的是陈万里如何赞同并协助美国人在南石窟寺毁坏佛像、伙同翟荫等人擅自拿走石碑一块，甚至对敦煌人民反抗华尔纳一行人的行动表示不理解等等。

如陈万里协助美国人在南石窟寺毁坏佛像一事，见其《西行日记》1925年3月24日的记录：

二十四日，午前九时，同出东门，渡泾川至南石窟寺。余与溥爱伦君在西窟，翟荫诸君在东窟。西窟之大，仅有东窟六分之一。东西壁造像下层各八、上层各四，高约一尺二寸，北壁大像三，窟外两侧有等身高之力士像各一。余先就窟内各壁原状，摄取十数片；然后溥爱伦君开始剥离东侧诸像，外廓去后，当时雕刻真相毕露。及至上层，往往于揭去外层泥土之后，发现重要图案装饰雕刻；余亦助之工作。东西壁各像，剥离工作既竣，溥爱伦君复举巨斧斫大像泥胎，惜所剥离者头部悉缺损，溥爱伦君谓系回乱时所毁，似亦近理。剥离后，余又一一为之摄影，藉资比较。东窟则汤姆生君绘画、时达君摄影、翟荫君记录、石天生君测量。一时休息，即在东窟外支桌露餐，聚谈造像雕刻之美，如是约一小时。

重要的是，陈万里认为美国人的做法是正确的，不仅表示赞同，并且还亲自参与其破坏文物的工作：

西窟剥离佛像外廓之事，溥爱伦君主之，自是正当研究方法，余深然之，且为之助。

并且，当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人破坏佛像的行为时，陈万里也并未站在人民的一边，而是从美国人的角度在其间帮助调停：

忽有乡民二十余，蜂拥而至，群起诘问。余等遂未便再事工作，拟即收拾一切登车还城。乡民则强拉骡马不令走，余婉曲言之，许久，势稍缓和。复来十余人咆哮更甚，其中之一诘责翟荫君毁坏佛像之罪。翟荫君不谙华语，未能答，彼即牵其袖日，同到庙里去，非俟佛像修复不能任汝行。十余人和之，亦有数人谓非先搜检外人、解除凶器不可。余目睹此状，颇为忧惧，以为群众行动，最易逸出范围，设有不幸，孰任其咎。遂极力为之疏解，颇反覆譬喻，终无结果。

日记中的“强拉”“咆哮”等词语显然表达了陈万里对当地民众行为的不满，同时还为美国人遭到村民的围攻受到数小时的惊吓而深感遗憾：

余以初次作西北之行，毫无经验。致事前未能见到及此，遂致发生此不幸之事实，重累友邦人士以数小时之恐怖，至为遗憾。

而且，陈万里认为自己在这次事件中，为美国人的利益是竭尽己力，可谓“有功”：

最终决定，给予六十六元之重修费(十八小像每像两元，大像系三十元)，乡民代表认可，当即交付了结而去。此事。余始终居间调停，虽不敢自居有功，然能如此和平解决，实属万幸。

结合陈万里日记中的上下文来看，他所说的“自居有功”，显然不可能是从村民的角度和利益而考虑的。另外，从其记录的赔偿重修佛像费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到这次南石窟寺遭到美国人以及陈万里破坏的程度非常严重，竟多达18身小型雕像和一身大型雕像。

陈万里伙同翟荫等人擅自拿走南石窟寺石碑一块之事，也见于其《西行日记》1925年3月24日的记录中：复次，尚有一事足以记录者，当余昨日之到东窟也，于北侧台座下见有长方形之石一，横覆于地。翻阅之，雕刻极精，惟上方造像稍有缺损耳。归寓思之，断为《南石窟寺碑》头之一部。乡人不知爱惜，故无足怪，何以官厅当时能移碑石于文庙者，独不能并移此碑头耶?思之重思之，当时移置之动机，确非由于保存古物，殆无疑义矣(据闻乡民因寺基涉讼所致)。因此决定拟将此残石带还北京，实诸吾校考古学室。盖不如是，残石之命运，非至破碎而不止，即不然，据以告知事，知事亦不过饬警移存县署而已。此后残石之命运如何，岂吾等所能知耶?今早到石窟寺，即以此残石示翟荫君，不知溥爱伦君固已于昨日见告矣。复以携归吾校之说告之，翟荫君极力赞成焉。余遂以毛毡覆之，迨剥离事竣，休息露餐，翟荫君已为我装入布袋，安置一侧，余即裹以毛毡防损坏也。纠纷事起，在东窟中已有村民十余，监督吾等行动。此残石其留之耶?抑携之耶?此时诚踌躇矣。留之固已包裹完好，当然不能于环伺者之前解囊舍去；携之，设为村民阻拦，坚欲启视之，则纠纷将益甚。余于此时，卒毅然命车夫肩之实余车，而此十余监督之村民，竟未一加干涉也。亦幸矣哉!从此，约重四五十斤之残石，将日夕伴我西行，或至兰州而止。俟余敦煌回省后，复携之东归。能否安然到校，尚未可知!顾此一段因缘，不能不详记之也。

正如王冀青先生所分析：“陈万里此时的心情，或者说他要将文物拿走的理由，应该说与斯坦因、华尔纳等人当年拿走敦煌文物时的心思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外国人将中国西北文物拿往外国和北京人将西北文物带往北京毕竟还是有本质不同的。”

相较而言，从陈万里当时担心被村民“坚欲启视”，然后“命车夫肩之实余车”，最后庆幸“十余监督之村民，竟未一加干涉也”，其心理与行为显然具有更多的偷窃性质。

最重要的是，陈万里在《西行日记》中竟对敦煌人民反抗华尔纳一行人的行动表示不理解，这涉及陈万里曾经是否真的监视并阻止过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也就是说，如果他对敦煌人民反抗华尔纳一行人的行动能够理解并支持，那他就真的可能监视并阻止过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相反，如

果他对敦煌人民反抗华尔纳一行人的行动不理解、不支持，那么他在当时也就不会去监视并阻止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了。而真正的事实，我们根据陈万里《西行日记》“敦煌千佛洞三日间所得之印象”记载可以看到：

中心柱上方小造像，塑尤精美，惜剥落颇多。游人恒以长竿揭之，完整者取之去，碎者委弃于地，毫无顾惜。如此情状，安得不令外人起攘窃之念!俄人所居之洞，毁坏更甚。据闻当年新疆白党，蠢蠢欲动，杨督遣送来甘。甘省当局以敦煌偏在西南，交通阻隔，易于防范，乃居留之于千佛洞，于是俄人寝食于斯，游憩于斯，而一部分之壁画，遂受其蹂躏矣。我深不料敦煌人民，何以今日能拒绝华尔纳君西来，阻翟荫君诸人居留千佛洞，而于俄人之举动，竟若是其愦愦也?

陈万里竟认为敦煌人民昏愦糊涂，任俄人寝食、游憩于莫高窟，任敦煌壁画受其蹂躏，而为敦煌人民今日“拒绝华尔纳君西来，阻翟荫君诸人居留千佛洞”深感不解：将俄人的境遇和华尔纳等人的遭遇进行比较，为华尔纳等人感到不平。试问，如此为华尔纳等人大抱不平的陈万里，会去监视并阻止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的行动吗?尤其是结合前述陈万里在泾川南石窟寺协助美国人破坏文物、自己也偷盗文物等等行为，更令人对所谓陈万里监视、阻止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一事感到大有疑问。

关于陈万里每到一处都跟地方官府联络，“一一先与地方当局接洽说明，并研究我们如何保存国宝的方法”的说法，也颇有疑问。

例如王冀青先生在《华尔纳与中国文物》中摘引陈万里《西行日记》述说：“(5月1日)陈万里在到达肃州的当日，即先后单独拜见了酒泉县知县陈某、安肃道尹祁瑞亭等，报告考察队拟剥离壁画的计划，请求派员赴敦煌早作准备。5月2日，陈万里又拜访掌管酒泉、嘉峪关、玉门、安西、敦煌各地军事大权的肃州镇守使吴静山，‘相谈约三十分钟，悉镇道两署已曾派专员驰赴敦煌矣。”《西行日记》中有关内容的记载是：

五月一日……草草铺陈毕，即进东门去访吴静山镇守使桐仁，以有要公，约明早八时相见。遂至邮局发信，至北街访酒泉县陈知事，系浙江绍兴人，晤谈片时，悉豫督胡景翼已死，岳维峻继，京中政局粗安云。辞出至北门外电报局，军署已有来电留存道署，即折回东街，往晤安肃道尹祁瑞亭观察。得军署转来北京赵君寒电，随即回离译之，悉所发各电均已收到，家中亦安，为之忻然……二日，早起出南稍门，闲步看祁连山积雪。八时至镇署，见吴镇守时，相谈约三十分钟，悉镇、道两署已会派专员驰赴敦煌矣。遂辞出归寓，写《西行日记》寄京。十二时，翟荫君与近仁自外归，翟荫君告我已单独去见吴镇守使，商量剥离敦煌画壁一事，未获许可云。饭后，镇守使、道尹相继来谈，去后，余复往道署为款事随拟一电致兰州谢厅长。识电报局长陈君浙江杭县人，五时进北稍门回寓。

仔细核对陈万里《西行日记》，发现其中陈万里虽然去拜访了酒泉县知县陈某、安肃道尹祁瑞亭等人，但却并没有向他们“报告考察队拟剥离壁画的计划，请求派员赴敦煌早作准备”。而“见吴镇守时，相谈约三十分钟，悉镇、道两署已曾派专员驰赴敦煌矣”，这既不能确切肯定吴镇守派专员驰赴敦煌是出于陈万里的请求，也不能确切肯定吴镇守派专员驰赴敦煌的具体原因和目的。因为这时候的陈万里，既有可能站在中国官府这一边，也有可能站在美国人的一边。

又，王冀青先生在《华尔纳与中国文物》中述说：“5月15日至安西……到达安西的当日晚，陈万里与安西县县长陈芷皋见面，次日拜见周炳南等，商量对付美国人的办法。”然而《西行日记》中的有关记载是：

十五日……进东门宿东街客店，时已昏夜。方铺陈毕，安西陈知事芷皋来访。陈原籍上元，又系同乡，坚邀留住署中，后以种种关系，决计明日在此勾留一日。

十六日，早起到邮局寄信，往访周统领于东街，晤谈数十分归寓。同翟荫、王近仁二君去访陈知事，辞出归寓，携摄影机出东门得数片……下午四时与同行诸人往县公署，赴陈知事之宴。在座有周统领、丁委员，席设极丰，有无鳞鱼一种，出城北三里之疏勒河，似鲇鱼而较为肥美，主人频频劝酒，颇为尽兴。回店已七时余。

其中并无“商量对付美国人的办法”之类的内容。

又，陈万里《西行日记》有一些关于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的内容，如：

(五月十日)翟荫君在肃州复新雇一周姓木匠，同人成呼之为老周。老周前年曾随华尔纳、翟荫二君赴肃州北黑城子及敦煌佣工数月。今日告我，华尔纳君在敦煌千佛洞勾留七日，予道士银七十两，作为布施。华以洋布和树胶粘去壁画得二十余幅，装运赴京，周之助力独多，特附记于此。

二十一日，未明即起，与翟荫、汤姆生二君同车往游千佛洞。出东门折南，复偏东，过沟渠十余处，约七八里，行戈壁转入山口，至三危山下，名为四十里，实有五十里。先在指定之中寺稍憩，即由张哨官等导游各洞。午前依伯希和氏之编号自一三九号往北至一七一号c。十二时回寺用饭，饭后自一六二号往南至一三五号a，于一四六号洞内得见《李君碑》，《碑》于民国十年时为居留俄人所断，已折为二。一五七洞及一五九洞a画壁均被熏染成墨，亦居留俄人所为也。一四五、一四四、一四一、一三九号诸洞画壁均有缺损处，导者指以相告日，此即华尔纳君前年所剥离窃去者也。

二十二日，拂晓即启程，往千佛洞。余于途中假护警乘马骑之，先到中寺，憩息片时，同行始到。遂分途出游，于一二号[当为一二〇号]洞发现大魏大统四年及五年画像、题铭。翟荫君告我在京时所计划剥离者即系此洞云。

这些内容在一些学者文章中引述时，容易给人一种是陈万里主观上刻意揭露华尔纳行为的感觉，但当我们仔细阅读陈万里《西行日记》全书时，就会发现陈万里只是客观记录了他在考察团期间所见所闻的一些情况，而非主观上要揭露华尔纳的行为。如王重民文章中在引述陈万里《西行日记》五月十日内容时，略去了后面的“装运赴京：周之助力独多，特附记于此”，把本来亦记老周之事，变成了只记华尔纳之事。在引述其五月二十一日内容时，又略去有关“居留俄人所为”的内容，把本来亦记俄人之事，也变成了只记华尔纳之事。

如此等等，综观陈万里《西行日记》全书内容，我们没有发现能确切肯定陈万里曾经监视、阻止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的具体内容。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彻底否定陈万里曾经监视、阻止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一事，只是对此事提出质疑而已。

现在所见史料中，能够证明陈万里曾经监视、阻止过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的，似乎只有两份反面材料，一是华尔纳1926年12月26日致斯坦因的一封信，二是华尔纳1938年出版的《万佛峡：一个九世纪佛教壁画洞窟的研究》中的“绪论”。华尔纳在信中说：“我相信还有一些麻烦可能是一个被称为陈万里博士的人引起的……我觉得，如果北京大学的人想要派一个间谍来监视我的行动，那

我就带他一同旅行好了……当全中国都在排斥外国人的消息传来以后，陈万里博士的奶奶也在北京病得快要死了，于是他离开了我们……从那以后，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讲述他是如何随洋人进行惊人冒险的；他硬是捏造说，我的那些年轻助手们怀有卑鄙可耻透顶的动机。”华尔纳在书中“绪论”说：“我们并没有能够利用陈万里博士的服务。我之所以要提起他，是因为他在民族主义势力上升到最高峰的时期出版了一本书，讲述他的冒险旅行。他在书中解释说，他之所以要与美国人合作，是为了一种特殊的目的，即记录美国人的行为，防止他们的劫掠。更有甚者，他不辞辛劳地试图使人们对我们考察队的性质产生怀疑。”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华尔纳所说的陈万里从那以后所写的“一系列的文章”，在陈万里《西行日记》中，也未发现陈万里“在书中解释说”“他之所以要与美国人合作，是为了一种特殊的目的，即记录美国人的行为，防止他们的劫掠”等内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关于北京大学陈万里先生曾经监视、阻止过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一事，除了有1926年12月26日华尔纳致斯坦因之信和1938年出版的《万佛峡：一个九世纪佛教壁画洞窟的研究》一书可以作为间接旁证外，尚未发现直接的确凿证据；北京朴社1926年7月出版的陈万里《西行日记》一书中，不仅没有记录陈万里监视、阻止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的直接证据，相反，里面详细记录了陈万里赞同并协助美国人溥爱伦在南石窟寺毁坏佛像、伙同翟荫等人擅自拿走石碑一块，还将俄人在敦煌的境遇和华尔纳等人的遭遇进行比较，对敦煌人民反抗华尔纳一行人的行动表示不理解，为华尔纳等人感到不平。为此，笔者对陈万里监视、阻止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一事提出质疑，希望有关方家赐教。

参考文献：

[1]王重民，敦煌文物被盗记——并论其在学术上所造成的损失[M]／／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综述卷，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39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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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进宝，藏经洞之谜——敦煌文物流散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1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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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万里，美帝偷劫敦煌壁画的阴谋[J]，文物参考资料，19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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