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宗震

未来改革 教育先行

朱宗震

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应该把教育的改革放在优先地位，以教育的改革创新来推动整个社会包括政治的改革创新。

朱宗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上一世纪中国的改革，是从教育开始的，也就是从政府到民间，以废除科举制度为前提，兴起了一个开办新学的热潮，普及全国上下，进而开辟了20世纪中国变革的方向，并促进了初级的现代化经济建设。民间在教育改革中，常常处于主导地位。于是，教育改革成了政治改革的前提。待政治改革转入强势以后，教育改革才被边缘化。1978年以来，中国停止了政治运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实际上主要是在经济领域进行，进而向文化、政治领域推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多年来我们强调重视教育，甚至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但请注意，教育并没有优先于科技，更没有优先于经济。而没有教育的优先发展，科技的发展从何而来？怪不得多年来，连基本的教育经费都达不到法定标准。教育发展战略没有真正落实，教育发展对科技发展的支持，也明显滞后。至于教育界的体制问题，更需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才能支持中国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据报道，在对21国的调查中，中国孩子的想象力倒数第一。而中国具备基本科学知识的人只有3%多。中国的教育实践和我们的口号之间差距太大。

目前，我们教育发展的滞后和教育体制的落后，其客观效果，表现于两个基本方面。

第一个方面，除了教育经费投入不足，9年义务制教育普及不达标，12年义务制教育普及缓慢，就是我们的初级教育、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和市场及社会需要有不容忽视的差距。技术工人培训不足，即去年上海“11·15”火灾中，就有4个技术不合格的电焊工上岗。此类现象在改革开放以后，就严重存在。然而，这么严重的事实，既没有得到有关政府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也似乎与教育部门、教育体制无关。事实上没有经过充分培训、不合格就上岗的劳动者，包括公务员，为数不少，凸显了中国社会的落后性。我们的教育和社会的需要脱节，这是中国教育需要改革的基本问题。

第二个方面，就是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人文环境的问题。科学技术和教育界都在反省这个问题。主要是传统的官本位制对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束缚。研究领域缺乏思想自由的良性环境，不仅表现在自然科学界，更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而两界的思维方式是连通的。至于科研经费、课题申请等问题，则是派生的问题。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提倡学术自由和创新的演说、文章，但同时，会给科研人员编织一个“鸟笼”，请他们在“鸟笼”里自由地创造，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环境。

许多人认为，这几年来政治改革滞后，社会矛盾积累得比较严重，似乎应该回到政治改革优先的方向。我不是说政治不需要改革，因为改革是全方位的，而是说，我们改革的战略方向，战略重点，放在什么地方？

我个人认为，我们既然认识到教育的战略地位，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自然应该把教育的改革放在优先地位，以教育的改革创新来推动整个社会包括政治的改革创新。

我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未来政治的改革，也要由教育的改革来进行人才储备。目前，能够实施现代化变革的人才储备在哪里？近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政治改革十分滞后，就是因为没有现代化全方位的人才储备。

未来中国的改革目标，并非单纯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和西方式的普世价值，而是创造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有生命力的社会体制。向西方学习是必须的，但是，教条式的学习者，说不上创造性。但无论我们现在多么落后，这一百年来融合中西创造新文明的理想是不能放弃的。否则，有愧于我们中华民族长期发展积累起来的文明。现代文明的建设，需要建立在广泛深入的专业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这里主要是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诚然，改革者是从实践中来，不能在课堂里制造出来。但是，良好的教育体系，良好的人才教育方式，教育本身的创造性发展，理论探索的广泛和深入，为成功的改革者提供了思想素材和人才基础。

教育界集中了社会的精英，但很遗憾，目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政治改革中处于边缘地位，这对我们未来的改革很不利，也是对人才潜能的极大浪费。教育界率先主动起来改革，可以充分调动精英阶层改革的积极性。同时，政治体制的薄弱环节—教育领域率先主动的改革，正是现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也就可以突破体制改革的瓶颈。教育工作者、受教育者都对教育改革有很高的积极性，敢于优先、主动进行持久的长期的探索，必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而群众的广泛参与，既是教育改革成功的保证，又是改革向各方面深入延伸的桥头堡。教育改革的成效也必然可以为政治改革提供榜样和方向。

未来中国的创造性改革，任重而道远，要有长期奋斗的充分准备。而教育改革的优先地位和主动性，必将起到为未来改革开辟道路的伟大作用，真正发挥教育兴国的战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