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冬妮

收入分配需理顺五个重要关系

文/何冬妮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直接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只有从纷杂繁复的现象中找到实质性问题，收入分配差距中不合理和不平等的制度碉堡才能被各个击破

近年来，初次收入分配水平偏低，再次分配有失公平，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十二五”期间，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蛋糕”持续地做大，如何“分好蛋糕”成为焦点问题。可以说，收入分配不仅是社会问题，更是关系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全局问题。我们必须立足现实，找出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质性问题，瞄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靶子”。

（一）必须理顺收入分配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找出影响城乡差距的实质性问题

城乡差距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从城市与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看，两者的数值都低于0.4，但计入城乡差距后，基尼系数接近0.47，超过国际警戒线。因此，有必要对城乡的收入分配进行具体分析，进而理顺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

从农业收入与非农产业的收入分配格局看城乡差距。目前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而农民收入中来自农业的占比仍然在50%左右，这既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客观原因，也是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部门流动的基本动因。缩小农业收入与非农产业收入的差距，一方面需要逐步消除户籍制度和行政壁垒对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限制，另一方面需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

从农民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和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分配格局看城乡差距。目前，工资性收入、非农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在行政主导的城市化和二元体制结构下，出现了农民工“半城市化”，农民工资在收入待遇、社会福利和劳动权益保护等方面与城镇居民并不平等。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很长时期内，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增长非常缓慢，有些年份甚至不抵物价上涨的幅度。这一趋势在2006年以来数次“用工荒”之后有所改善，但增长速度仍然较慢。缩小工资性收入的城乡差距，需要打破当前“半城市化”的制度格局，也只有这样才能完全释放城市化在缩小城乡差距上的能量。

从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的分配格局看城乡差距。目前，转移性收入的主要构成是政府对居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性支出。但当前的转移性收入分配结构中，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仍然在10倍左右。站在二次分配的角度，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的转移性收入的分配是缩小差距促进公平的重要手段。缩小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的差距，需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城乡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为导向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从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分配格局看城乡差距。2010年，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202元，占农村人均纯收入的3.4%左右；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520元，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5%。这些年，农民通过出租或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方式获得了一些财产性收入，一些地方采取如“土地转让一次性偿付”的做法还可能造成城乡收入差距在下一阶段的“反弹”。进一步分析，不平等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农村经营性土地、农民宅基地与城市经营性土地、城镇居民住宅在交易、出让、抵押、融资等多个环节上权利的不平等，农民从土地上获得的财产性收益仍然很少，农民出让土地获得的补偿不到政府土地收入的10%。如果能在给予和保障农民享有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土地权益上取得突破，就可以缩小、拉平甚至有可能逆转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

（二）必须理顺收入分配中行业之间的关系，找出影响行业差距的实质性问题

除了腐败和灰色收入，城市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最主要的推动力在于行政垄断性行业与一般行业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石化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达到5-10倍。行政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是特许经营权的稀缺导致，而不是市场竞争和人力资本差异的自然结果。一些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存在由市场竞争中产生的垄断，但这是市场对企业以需求为导向和技术创新的奖赏。由市场垄断形成的高收入可以通过所得税来调节，但行政垄断性行业、国有企业职工的高收入则需要专门的监管机制和调节机制。缩小行政垄断性行业与一般行业的收入差距，不仅需要建立行政垄断性行业国有企业的收租分红制度，更要强调国有企业的公益性目标。

（三）必须理顺收入分配中地区间的关系，找出影响地区差距的实质性问题

客观地说，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鲜明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也是城乡差距。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主要矛盾在于落后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过低。当然，其间需要考量地区间生活成本的差距。一般来说，大城市的物价高、生活成本也比较高，但是若以生活质量来衡量，地区居民间的差距可能更大。因为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差别很大，越是落后的地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越低，也越是抑制居民的私人产品需求。

由此，缩小地区收入分配差距，不仅需要把调节地区收入分配关系与调节城乡收入分配关系结合起来考虑，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对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输出地区收入补偿机制和平衡机制，还需要政府把熨平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差距作为调节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任务。

（四）必须理顺收入分配中政府与居民的关系，找出影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实质性问题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一个明显趋势，是政府收入占比提高较快，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较快。1996年至2007年，政府收入比重提高4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提高1.6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重反而下降了5.6个百分点。国际上，瑞典、丹麦政府总收入占GDP的比重都超过55%，但是基尼系数都在0.25左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政府通过二次分配缩小了收入差距。

进一步说，福利差距属于广义的收入差距范畴。福利差距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循环，即收入差距导致居民在享有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上的差距，而这些差距会导致人的可行能力的差距，进而造成新的收入差距。我国目前包括税收收入和土地出让金等在内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1/4，但居民自身仍然承担着许多公共服务和福利性服务支出。同时，我国人均GDP刚超过4000美元，仍然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基本国情要求我国有必要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现实目标。

未来一个时期，既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来扩大居民消费，也需要建立起与发展阶段相应的、以公平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通过公平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逐步缩小城乡、地区和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

（五）必须理顺收入分配中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找出影响收入差距的实质性问题

当前地区间、城乡间在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差距显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具体负责公共服务供给的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力不匹配。从国际经验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否合理，关键看政府财力与其公共服务职责是否匹配。2010年我国地方政府本级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比重约为48.9%，但地方政府支出占政府总支出比重却达到约83.7%，虽然中央政府税收返还和财政转移支付占比在40%左右，但占大头的税收返还具有明显的逆向再分配调节的作用。调研发现，市县政府财务紧张的现象确实比较普遍，收支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财力与事权不匹配。

由此，要熨平地区间、城乡间居民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差距，需要尽快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责分工，在此基础上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建立政府公共服务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制度。

总的看，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已经成为“十二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直接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只有从纷杂繁复的现象中找到实质性问题，收入分配差距中不合理和不平等的制度碉堡才能被各个击破。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新兴经济体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