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集群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2011-08-27黄玉珠

财经理论研究 2011年6期

黄玉珠

(厦门理工学院商学系，福建厦门 361024)

对于产业集群这一概念的定义，目前还未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认同。不同学派、学者依据自身理论基础，从不同研究点出发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在分析国内外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从三方面定义产业集群，即:(1)产业集群所包含的企业必须是地理位置相近的，并且企业之间具有互补性，能够产生协同效应;(2)产业集群不单纯包括企业，还应包括社会中的一些组织和机构，比如大学、智囊团等，这些组织和机构是集群智力支持的主要来源;(3)产业集群还依托于地方政府，需要地方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因此，我们说产业集群不单单是某几个企业的集合，而是整个社会，包括企业、其他组织和机构以及政府等的集合。

一、产业集群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哪些因素影响了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他们是如何产生作用的?不同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有所不同。但纵观理论界，我们发现对产业集群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不外乎企业、产业、产业集群(区域)以及国家四个不同层面。因此，笔者在国内外研究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产业集群实情，提出影响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四个层面，即基于企业层面的节点层、基于网络层面的网络层、基于技术、资金层面的嵌入层以及基于国家层面的外围层。下面就这四个层面展开说明:

(一)节点层

产业集群形成的基础就是企业。因此，作为节点层的企业家精神、企业管理能力、企业实力等微观因素是决定产业集群成败的基础，也是决定产业集群竞争力强弱的根本所在。

(二)嵌入层

产业集群不是企业的单一构成，还包括许多其他能够促进企业发展、增强企业凝聚力的组织和机构，比如集群内各大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支持、各政府及其他组织的资金驱动，等等。这些组织和机构常常独立于集群而存在，却又以技术和资金的方式“嵌入”集群中，推动集群的加速发展，提升集群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我们说嵌入层是决定产业集群内部凝聚力的关键所在，是保障整个集群不断发展的动力所在。

(三)外围层

顾名思义，基于国家层面的外围层就是指当地政策和政治经济的大环境，它操控着集群的发展方向，也决定了集群的构成和效率。优惠的地方政策能够吸引更多不同的企业投资，能够加速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并且作为产业集群的外围环境，保障了产业集群的顺利发展。

(四)网络层

网络层是前三者在整个产业集群运作中的载体，它保证了人力、物力、资金乃至技术等在集群内部企业间的融会贯通，保证了集群内信息最大限度的共享。只有网络足够大，集群内外资源才能得到最优化发展，进而推动集群发展，提高集群竞争力。

这四个层面由内而外，相互影响，共同辅助，确保了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不断提高，缺一不可。并且只有作为节点层的企业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外围的政策、资金、技术等才能加速集群的发展，提升集群的竞争力。为证实这一影响因素理论的成立，笔者对我国50家国家级开发区进行了验证分析，并构建了计量模型。

二、构建产业集群竞争力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

(一)样本来源与选择

以《中国经济开发区年鉴(2006－2010)》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记录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统计数据为研究数据来源。共选取50家国家级开发区为样本，覆盖范围不包括港、澳、台和西藏。其中经济较为发达的江苏、广东、浙江三省各拥有5家;山东、福建、辽宁、湖北、上海各拥有3家;新疆2家;其余各省份拥有1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二)数据统计

根据前文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本文分别确定了四个层面的数据指标:以政策指数(POL)和当地市场化程度(MP)作为外围层指标;以科技嵌入(ST)和资金嵌入(CPT)作为嵌入层指标;以区内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国比率(α1)、近五年开发区内土地开发金额占全国比例(α2)、开发区内企业数量占全国比例(α3)三个指标作为网络层指标;以企业平均规模(MS)作为节点层指标。

1.政策指数(POL):依据郭曦、郝蕾(2005)[12]的政策指数构造方法，对50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政策指数进行整理，即政策指数(POL)=A0+A1+A2+A3。A0表示该区是否为直辖市所属;A1表示该区所在地是否为省会城市;A2表示该区所在地是否为沿海开放城市①。这三个指标以0、1取值，是为1，否为0。A3则根据该开发区被批准的时间差异取值，第一批记为2，此后依次递减0.5，最后一批为0.5。由此，得出各区政策指数如表1。

表1 50家国际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政策指数

2.当地市场化程度(MP):论文依据樊纲等人(2001)所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1)》，从要素市场、产品市场的自由度以及当地政府办事效率、当地金融、法律机构的健全程度等方面综合评价各国家级开发区的地区市场化程度，具体见表2。

表2 50家国际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市场化平均指数

3.科技嵌入(ST)②:由于很多地区的科技投入是由省政府统一规划，为便于统计，这一指标数据以省为单位，以中国经济年鉴数据为依据，按照公式:科技嵌入(ST)=(省科技活动人员数量/全国科技活动人员数量+省科研经费支出/全国科研经费支出+省专利数量/全国专利总数量)/3，得出各省科技嵌入的数据。

4.资金嵌入(CPT)③:以全国经济开发区统计年鉴数据为依据，按照公式:资金嵌入(CPT)=(某开发区内资企业注册资金+该开发区实际利用外资额)/(全国开发区内资总注册资本+全国开发区实际利用外资额)，说明各地开发区的资金嵌入。

5.网络层指标(NT)④:由区内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国比率(α1)、近五年开发区内土地开发金额占全国比例(α2)、开发区内企业数量占全国比例(α3)三个子指标共同构成。按照公式:NT=(α1+α2+α3)/3，得出各地区网络层指标。

6.企业平均规模(MS)⑤:用来描述一个开发区内所有企业的平均规模，按照公式企业平均规模(MS)=(内资注册资本+实际利用外资)/企业总数计算。

(三)数据处理

以上述四个层面为解释变量，即自变量，以各开发区经济总量为被解释变量，即因变量，运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构建回归方程，具体结果见表3。

表3 统计结果

(四)结果分析

在以经济总量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R2为0.79671。可见，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性较强。

回归结果显示:(1)科技资源嵌入(ST)与经济总量之间呈正相关，但相关性不显著。这说明大部分开发区企业仍以工业制造业为主，依靠科研力量发展的地区相对较少，这也说明我国科研成果应用环节相对薄弱，对提升竞争力的作用相对较少。(2)当地市场化程度(MP)与经济总量之间的相关性也不显著。这一结果与我国开发区现状相吻合。目前，我国大部分经济技术开发区都是依靠政策在税收和其他基础设施方面给予优惠来吸引企业投资，因此，MP与经济总量的相关性不高。(3)政策指数(POL)、资金嵌入(CPT)以及网络层(NT)与经济总量之间呈显著相关。这说明目前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经济总量更多地依赖于政策、资金和网络三个要素。在对三者进行t检验时，发现政策的t值最大，说明政策是决定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集群发展的首要因素，但也向我们预示了我国经济开发区的发展还不够完善，不可控因素的影响过大，市场还未走向规范化。

三、影响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因素

通过前文计量模型的构建，我们证实了产业集群竞争力影响因素四个层面的有效性。其中，政策指数的影响最为明显。这说明政策对拉动产业集群竞争力具有显著作用，也说明我国现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更多地依靠于有利的政策和优惠的税收，产业集群的真正效力并未完全发挥，开发区内市场化程度相对较弱，产业集群无法达到最优化发展。这与我国经济开发区仍处于发展初期的现状是相符合的。在日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应该注意完善本区内市场经济体制，优化市场经济环境，提高本地产业链的完整程度，真正做到依靠市场和产业链吸引外资的投入，而不是政府让利的政策。

此外，在模型构建过程中，我们也发现科技资源嵌入与我国开发区经济总量间并无显著联系。这与我国开发区多以传统产业及加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集群形态相符合，也说明了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仍是依靠于廉价劳动力和加工制造，缺少自主研发产业。一旦其他产业链崩溃或金融风暴来袭，区域内产业集群定难以抵挡，面临破产的困境。因此，地方政府在提供优惠政策的同时，也应注意区域内产业集群的科技嵌入，做好企业与高校、科研所的联系人。这样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提高自主性、创建自己的品牌，还能够使科研成果的实用效益达到最大，缓解科研所的经费压力，进而增加政府税收、减少政府支出，可谓是一举多得的好方法。

综上所述，产业集群竞争力不仅取决于企业自身的规模和竞争力，还取决于政府政策、科技和资金嵌入以及网络层的建立，但最根本的就是政府的调节。只有政府做好协调、辅助工作，才能确保企业最优化发展、科研与资金最大化辅助，才能加强产业集群内凝聚力，最大限度地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注释]

① 我国目前共有16个沿海开放城市，包括上海、广州、天津、大连、青岛、宁波、烟台、温州、福州、秦皇岛、南通、连云港、汕头、湛江、北海和防城港。这些城市享有特殊的对外引资待遇.

② ST中涉及的数据直接来自于各省经济统计年鉴，不包括港澳台三地和西藏地区.

③ CPT中的数据直接来自各地开发区经济统计年鉴.

④ NT数据直接来自《中国开发区年鉴》.

⑤ MS数据直接来自《中国经济特区开发区年鉴》.

[1]Adam Smith.唐日松等(译).国富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2]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3]阿尔弗雷德·韦伯.李刚剑(译).工业区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Porter M.E.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0.

[5]保罗·克鲁格曼.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J].延边大学学报，2006，(1):5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