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霞

(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乌鲁木齐 830047)

毛泽东的“三农”情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王 霞

(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乌鲁木齐 830047)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依靠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立足中国实际,关注中国社会现实,力求从国情出发,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革命新道路,充分展示了这位农民出身的领袖对于农民、农运、农村的深厚情结和非凡智慧,这也是对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并使之中国化的最好的注脚。

“三农 ”;国情;中国化

毛泽东始终着眼于中国的实际,坚持从国情出发考虑中国的问题、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集中表现在毛泽东的“三农”——农民、农运、农村情结上,这一情结体现在他的革命实践中,也集中于他的理论创新中。

一、对农民及对社会的深切关注——基于国情基础上的理性选择

我国传统的重农主义的思想对于农民的儿子毛泽东来说,影响至深。在农村的生活环境中,毛泽东吸取了中国农民身上许多优秀的品质,这不仅使他对劳动和劳动人民具有一种无比浓厚的感情,而且使他理解农民、同情农民、关注农民。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历来靠农业养活众多的人口。因此重农思想是我国历史上产生的、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传统思想。商鞅最早提出“重农抑商”,荀况进一步提出“僻田野、实仓廪、便备用”,西汉贾谊和晁错先后上书汉文帝,从农业对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方面讲重农的必要性。这种重农思想代代承袭,到 20世纪初始,仍深深影响着中国人,毛泽东也不例外。

毛泽东能从身边的事开始考虑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农民问题,这实际上就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 (尽管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 14岁时,便发现书中“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1]109。1910年长沙饥民暴动被残酷镇压,毛泽东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1]110-111毛泽东对广大劳动人民这种深切的同情心并由此而产生的强烈的救国救民的愿望,是毛泽东不断探索国家出路而走上接受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心理基础,从提出“民众大联合”到“打土豪,分田地”无一不是这种情感的体现。尤其是五四时期在出国勤工俭学大潮中,毛泽东却依然留在国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上稍微尽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2]。可见关注农民、关注社会、关注社会最底层的百姓生活及命运,是毛泽东立足国情探索革命道路的力量源泉和目的所在。

但是,五四时期的诸多学说中,哪一个理论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呢?毛泽东在与同时期的进步青年一样,经过积极探索和深入思考,在对诸多学说进行对比、争论、鉴别后,尤其是在读到《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三本书后,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认识到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时,就“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进而使农民受阶级压迫的现实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了必然联系,从此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信不疑,从而,确立了矢志不移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因此,基于近代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探索解决农民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理性选择。

二、组织最初的农民运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新

毛泽东对农民的情感及关注体现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提出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口号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对于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对于调动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具有动力作用和激励作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深入现实社会,了解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现状,并开始发动、号召他们起来斗争。毛泽东有声有色地开始做农民运动是在 1925年,他借回家养病之机,在韶山发动组织了农民运动。在半年多的时间,他办农民夜校,开启农民的觉悟;组织农民协会,在几个月之内,就组织了 20多个农民协会;向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进而培养农民骨干,发展农民党员。被组织起来的广大农民,立即展开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斗争,显示了强大的力量。而当时在党内一个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重联合国民党而忘记了农民,另一个是以张国焘为代表,一味强调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忘记了农民,而恰恰是毛泽东注意到了农民问题,看到了农民力量的强大。毛泽东开始把注意力放到农民问题上来之后,他写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此后,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显然,这一阶段组织的农民运动,是毛泽东后来不断认识并深刻从理论上阐述农民问题的实践基础的开端。

在农民运动实践基础上,毛泽东对农村各阶级作了最全面、最深刻的分析。在毛泽东看来,农民本身并非单一的阶级,而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他把农民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游民五种。农民占全国人口 80%,遭受帝国主义、封建地主残酷压迫,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封建教育的阶级性及其产生的特质基础作了精辟分析。他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榨取的血汗。”[3]39古代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封建的帝王将相而为什么没有农民,由此对农民的地位和遭遇深感不平,所以认为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在毛泽东看来,农民问题又是一个有广大联系的、多层次的、立体结构体系,在这些农民问题中又有主次之分,其中最主要的是贫农问题。贫农是“革命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3]21。在这一基础上,他进一步论述:“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一是政治没收,把大地主、大军阀的土地由革命机关没收,交农民耕种;二是经济没收,把整个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而且鲜明指出,湖南农民运动已进到经济没收的阶段,“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上述理论阐述,已表现出毛泽东将“阶级斗争”学说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在对农民问题及农民运动实践认识的基础上,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这一重大理论问题。

三、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

在革命实践中萌发的“上山”思想,是大革命失败前后毛泽东提出的挽救革命的策略主张。“四一二”政变后,针对革命形势的急剧恶化,尤其是湘鄂赣已经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中,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毛泽东冒着巨大危险多次接见来武汉的工农干部,详细了解情况,要求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4]198,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4]200。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局势的日益恶化,毛泽东的思想也在急剧发展,到八七会议时,即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即以军事暴动为主,建立正规军队,建立革命政权的思想。在八七会议结束时,他主动提出去湖南做农民革命工作,他说:“我决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好汉交朋友。”[4]202

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借鉴了中国历史上“山大王”的经验,但和旧式占山为王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3]16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提出上山的主张,是要通过军事暴动,建立革命政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更重要的是,通过革命政权,实现党对农民的领导,进行农民革命,是“上山”思想在后来中国革命道路实践中的主要任务。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主动要求留在湘赣边界领导秋收暴动,成为“上山”思想实践的发端。在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的一年中,事实是红军不仅没有被反动势力消灭掉,反而在农村站稳了脚跟,壮大了力量,其原因就是依靠发动组织农民起来的反封建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避免了在力量不够的时候与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把革命的火种引向农村,逐渐形成了“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5]思想及道路,使白色恐怖包围中的红色政权如星星之火最终成为燃遍中国的燎原烈火,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反对本本主义》就像一把把利剑,在射向“左”倾机会主义堡垒的同时,也在中国国情中、中国共产党人手中砺炼得更加锋利,在近代中华民族的前进道路上所向无敌,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则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是毛泽东“三农”情结的集中体现,是依照国情探索中华民族出路的正确选择,是中国共产党人大智大勇的集中折射。

从此,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民运动为途径,以农村为舞台,毛泽东依靠农民群众、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将农村变成对敌斗争的主战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在以后艰难、复杂的斗争面前,硕果累累,日趋成熟,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1]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2]毛泽东早期文稿 [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474.

[3]毛泽东选集:第 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蒋建农.世纪伟人毛泽东:上卷 [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1.

[5]毛泽东选集:第 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5.

F320

A

1001-7836(2011)02-0008-02

10.3969/j.issn.1001-7836.2011.02.004

2010-08-16

新疆大学 21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二期重点资助项目 (XJU2008JGZ01)

王霞 (1964-),女,新疆哈密人,副教授,硕士,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孙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