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治国思想形成的原因新论

2011-08-15杨圣琼杨志城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11年2期

关键词：湖南永州政要贞观

杨圣琼,杨志城

(1.浙江传媒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2.湖南永州零陵区梳子铺镇人民政府,湖南永州 425017)

唐太宗治国思想形成的原因新论

杨圣琼1,杨志城2

(1.浙江传媒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2.湖南永州零陵区梳子铺镇人民政府,湖南永州 425017)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唐太宗治国思想形成的主客观原因,指出唐太宗的治国思想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材料通过人的社会实践共同作用的结果。

唐太宗;治国思想;原因

唐太宗的治国思想集中体现在被后世称为“论证宝典”的《贞观政要》这部书里。那么,唐太宗的治国思想是怎样形成的呢?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P82)唐太宗的治国思想也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材料通过人的社会实践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立足现实社会,安人理国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P82)分析唐太宗的治国思想,我们首先要看到其形成的物质动因,即它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当时的现状是: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2]率土之众,百不存一,干戈未静,桑农咸废,凋弊尤甚,饥寒重切。[3]直至贞观初期,社会经济凋弊尤甚: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4]人口方面,“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5]而贞观初期,又连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如贞观元年“山东大旱”。八月,关东、河南、陇右霜害秋嫁。贞观二年,“关内旱饥,民多卖子以接衣食”。贞观三年,关内诸州旱,天下大水。[5]这些天灾使新生的李氏政权处于危难之中。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不得不根据当时社会的现状,提出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

在贞观初期,唐太宗君臣就关于采取什么措施治理国家展开了一场争论。封德彝等认为,三代以后,治理天下不易。太宗本人也认为“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理”。而魏征看到了大乱之后,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人心思治的心理。他说:“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理。思理,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6]在魏征看来,治理国家主要在于措施是否得当,如果顺民意、得民心,就能迅速取得绩效。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建议,实行“安人理国”的政策,开创了贞观之治。

二、吸取隋亡教训,励精图治

作为一个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唐太宗十分重视历史的借鉴作用,即“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据史载,他一即位,就下诏修六部史书,以“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7]为此,他读史成癖,常在“听朝之隙,引见群官,降以温言,访以今古”,或自己一个人“被鉴忘倦,每达宵分”[8]。又令萧德言撰成《群书治要》一书,赐诸王各一本,以供学习。

在实际行动中,唐太宗常以古为鉴。《贞观政要》中记述了他很多这样的言论。譬如在谈到前代帝王成败得失时,他说:“朕观古来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不能远述古昔,至如晋武平吴已后,心逾骄奢,臣下不敢复言,政道因兹弛紊。而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6]在他看来,许多创业之主败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骄傲自大,忘乎所以,目空无物,闭目塞听,甚至寻欢作乐,结果政道松弛,人心思乱。唐太宗看到了先朝帝王败亡的原由,所以兢兢业业,致力治道。

唐太宗在农民起义过程中,亲眼目睹了一个曾经“统一寰宇,甲兵精锐,风行万里,威动殊俗”[2]的隋王朝,由于炀帝暴政而被农民起义军推翻的事实。他心里产生强烈震颤:“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6]这一深刻认识,使他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统治政策,以维护李家王朝的长治久安。

在《贞观政要》中就有许多关于吸取隋亡教训的论述。如他评述隋文帝“性至察而心不明”,“虽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6]史家认为隋虽亡于炀帝,但却起始于文帝,在于他晚期性多杀人。唐太宗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在谈到隋炀帝败亡时,他说:“炀帝暴虐,臣下钳口,率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之。”[9]在他看来,隋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炀帝过于残暴,结果失去了大臣的谏诤与辅佐,身死国亡。因此,他要求群臣吸取隋之教训,极言规谏,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至道。

清代赵翼说太宗由于“惟见之深,故惧之切 ”,“事违则志锐,情迫则思深 ”,“多难兴邦,殷忧启圣”,[10]从而留心政道,治理天下。这一论述是很深刻的。

三、继承前人思想,推陈出新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的治国思想也是源远流长,作为一代明主,唐太宗十分注重学习先贤的治国思想。他说:“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11]唐太宗认为,只有学习才能改变人的本性,使人明白治道,才能开创太平。基于这种认识,唐太宗十分注重学习。在回忆自己的治国经历时,他说:“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12]由于唐太宗治学孜孜不倦,这对他形成独具特色的治国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如人才方面,孟子说:“不用贤则亡。”[13]荀子说:“既知且仁,人主之宝也。”[14]诸葛亮则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15](P699)唐太宗吸收先哲的人才思想,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16]在他看来,治理国家,人才最为重要,否则必难致治。这里唐太宗把人才提高到关于国家存亡之根本的高度,从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人才思想。

又如法律思想,从孔子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德,到董仲舒的以刑辅德,再到唐太宗的“德主刑辅,礼法并用”。这一方面反映了儒法合流,另一方面也是唐太宗紧跟时代潮流,引礼入法,促进儒法合流的结果,从而发展了古代刑法思想。

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哲学都把一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这材料是从先行者继承下来,而它就是从这里出发的。”[17](P91)唐太宗正是继承了前人的治国思想,在获得许多间接经验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继往开来,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治国思想。

四、借助臣子辅佐,共相切磋

唐代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朝代,王夫之就评说:“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皆有所不逮。”[18]而以“从谏如流”闻名于世的唐太宗在安邦定国的大政方针上自然采纳了群臣的诸多雅言。分析唐太宗治国思想,我们也应看到大臣们的辅佐对唐太宗治国思想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在唐太宗即位之初,他就诚恳地表示:“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9]对于大臣好的主张,唐太宗总是虚心采纳。最有名的是关于“创业与守成孰难”的争论,房玄龄说创业难,因为这要经历许多曲折,付出重大代价。而魏征认为守成更难,因为历史上的许多君主在打下天下后,只知道安逸享乐,不理政事,结果天下大乱。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意见,认为艰难的创业已经过去,而守业之艰难却横在面前,因此必须慎重对待国事,才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贞观七年,唐太宗与大臣论自古理政得失,他认为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理,许多大臣也这么认为,惟魏征指出:“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呼,不疾而速,期日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6]唐太宗从其言,行王道之事,出现了贞观盛世。

唐太宗在 23年的执政生涯中,对君臣关系认识得很深刻,他说:“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9]而在谈到贞观盛世时,唐太宗明确表示:“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12]这确是肺腑之言。

五、通过治国实践,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认识的动力,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认识的目的。任何正确的认识都是实践的结果,任何认识都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分析唐太宗治国思想产生,我们也要看到,唐太宗在创业与守成过程中的亲身实践对他治国思想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从唐太宗创业角度来说,唐太宗的实践经验是相当丰富的。史载,他“生于武功之别馆”,[8]出身于陇西郡望,从小耳濡目染了许多军国大事,“小好弓矢,且性刚烈”。[3]十四五岁随父亲征,十八岁解雁门之围,十九岁举兵起事,二十岁灭薛仁杲,二十一岁平刘武周,二十二岁攻王世充,二十三岁俘窦建德,二十四岁败刘黑闼,完成一统。纵观历史,难有几个帝王有他这么复杂的经历。对他年轻时的经历,他曾自豪地说:“朕观古先拔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12]这些丰富的实践经历对培养他的治国能力有积极意义。

而就守成方面说,唐太宗从二十九岁君临天下,三十岁改元贞观,到五十二岁驾崩,共进行了二十三年的统治。期间吸取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他治国思想的丰富与形成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法律方面,唐太宗并不是一开始就制订五覆奏,而是因为错杀了大理少卿张蕴古,使他看到了死刑的缺陷,于是规定五覆奏,实行九卿议刑制,以减少冤案。

当然,我们要看到唐太宗本人的抱负与他实践的紧密关系。因为一个人的成功,不但取决于他理想的远度、雄心的高度,而且取决于他信念的深度、行动的力度及对事业执着的程度。无疑,唐太宗是把这“五度”结合得最好的古代帝王之一。他曾雄姿勃发地表示:“当思善始令终,永图鸿业,子子孙孙,递相辅翼,使丰功厚利施于来叶,令数百年之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粲然可观,岂惟称隆周、炎武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12]

从唐太宗言语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孜孜求治,也是为了追求三王五帝之伟业。应该说,他这种敢于超越前人、流芳百世的抱负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梦想成真的。南宋思想家叶适说:“惟三代以下,治功莫胜于唐,唐三百年莫若贞观之盛。”[19]明代史学家朱翌说:“自三代而下,创业守文之君,兼之者唯唐太宗,汉之文、景、武、宣,皆不及也。”[20]可见他是得到史家首肯的。

综上所述,唐太宗治国思想的形成是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先前的文化传承的,也是与唐太宗个人的实践及大臣们的辅佐分不开的。这些因素的合力导致了唐太宗治国思想的形成,从而开创了中国封建史上的贞观盛世。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卷 2).人民出版社,1972.

[2]魏征.隋书 (卷 70,卷 70卷 ).中华书局 ,1975.

[3]《全唐文》卷 9,卷 2.

[4]吴兢 ,《贞观政要》卷 2,《论纳谏》.上海古籍版,1978年 (下均为此版,书名简写为《政要》)

[5]《资治通鉴》,卷 195,卷 192,中华书局.

[6]《政要》卷 2,《论政体》.

[7]《册府元龟》卷 554.

[8]刘煦 ,《旧唐书》卷 74,卷 2.

[9]《政要》卷 2,《论求谏》.

[10]赵翼 ,《二十二史札记》,卷 197,卷 32,卷 23,北京中国书店,1987.

[11]《政要》卷 4,《论尊敬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