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军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1959：新中国十年文学检阅中的文学史意识

张 军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1959年国庆之际，国内期刊杂志刊载了大量对新中国十年文学进行检阅的庆祝文章。这些文章对新中国十年文学进行的历史书写比最早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早，但目前学界还缺乏系统的研究。这些文章大致有两种不尽相同的文学观、文学标准，因此它们在文类划分、叙述模式、成就评价等方面存在一些微妙的差异，代表着不同的话语权力。

新中国十年文学检阅；文类划分；叙述模式；成就评价

1960年代较早编撰的几部当代文学史①最早的当代文学史编写是1958年华中师范学院开始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该书1962年由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最早公开出版的当代文学史由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组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该书1960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还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编写组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196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早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而对这些当代文学史编撰前就已存在的历史“书写”，学界仍欠缺考证辨析。这些历史“书写”大规模的出现是在1959年，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建国十年来优秀作品得以集中编选出版。②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建国十年来优秀创作”，包括：长篇小说15种，中篇小说5种，短篇小说集9种，剧本11种，儿童文学5种，诗集13种，散文集5种。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群众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等等都出版了很多十年来作品选。见仲呈详编《新中国文学纪事和重要著作年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二是一些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开始以内部出版或是油印本的方式出现，基本上是当时各个高校授课时的讲义。③例如北京大学中文系1959年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部分纲要》初稿；华中师范学院1959年2月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初稿等等。三是在国庆之际，大量的文学期刊杂志发表了迎国庆文章，它们检阅了新中国文学在十年间的巨大成就。④有较多的文艺杂志出了庆祝国庆的专号、特辑：《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文艺报》1959年18期、19—20期合刊，《民间文学》1959年9月号，《新观察》1959年18、19、20期，《戏剧研究》1959年第4期等等。

1959年出现这么多的历史“书写”，一方面因为该年是国庆十周年，有必要对十年文学进行总结以便向国庆献礼；一方面是新中国文学已经有了十年发展，有了一定的时间长度，能够对之进行历史化的整理。

本文重在对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国内期刊杂志刊载的大量对新中国十年文学进行检阅的庆祝文章加以重新观照。笔者发现这些文章大致有两种不同的文学检阅思路，一种是以《文艺报》专号为阵地、以邵荃麟为主要代表，他们坚持文类的宽泛性，在“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之外强调了阶级斗争，对新中国文学的成就进行了乐观叙述；一种是以文学研究所为阵地，以何其芳为代表，他们相对坚守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坚持部分现代文学传统，有意忽略阶级斗争，冷静看待新中国十年文学成就。

一、文学分类中的话语差异

对新中国文学进行检阅，必须以一定的队形或方阵才能进行。即，采取什么措施让这些繁复众多的作家作品站好整齐的队形，接受全国人民的检阅，这种措施、队形就是文学的分类。在庆国庆文章中，我们见到了两种话语在文学分类场上的冲突与对话。

中国现代文体“四分法”——小说、诗歌、散文、话剧兴起于晚清时期，五四以后被广泛运用并在理论上予以确立。这种四分法借鉴了西方的文学分类而对当时混杂在经史子集中的中国文学进行了删繁就简的甄别与选剔，这是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化后的结果，体现了对西方文学研究的科学精神与现代模式的艳羡与学习。庆国庆文章中有论者仍然坚持了五四以来的文类划分，但已有细小的变化。毛星在对十年文学进行总结时，主要介绍的是文学中的小说，但从他对新作家在不同文类中涌现的现象进行介绍可以见出他的文类分划是：小说、散文、新诗、戏剧和儿童文学。①1955年掀起了创作儿童文学的高潮：该年9月9日，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宋庆龄在《人民日报》撰文《源源不断地供给孩子们精神食粮》；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文学》，及郭沫若的文章《请为少年儿童们写作》；24日，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少年儿童组干事会召开了干事扩大会，讨论了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问题，并号召所有从事创作的委员，在1956年以前，每人应为少年儿童读者至少写一篇作品；30日，《文艺报》第18号开辟“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专栏，并发表了专论：《多多地为少年儿童们写作》。同年10月27日，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第十四次扩大会议。周扬、丁玲、老舍、冯雪峰及作协所属各工作部门、各杂志负责人共31人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修改并讨论了已在执行中的《中国作家协会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计划》，计划决定要组织丁玲等193名作家和理论批评家于1956年内写出（或翻译）一篇（部）少年儿童文学作品或一篇研究文章。《文学知识》编辑部也认为，“不论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或者儿童文学，我们都可以看到，新中国文学的各个领域中”，都出现了新的作家。[2]由此可见，他们对新中国文学坚持了“小说、诗歌、散文、话剧”四种分类。这些划分主要是依据文学的体式、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而确立的，基本上还是坚持五四以来的文学分类方法，也即坚持了与文学分类不能截然分开的一系列纯文学的思维模式、价值体系等等。而单列儿童文学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并列，主要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妥协。因为为了满足青少年文学需求，为了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新中国从1955年开始掀起了重视儿童文学创作的高潮，①儿童文学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但在邓绍基等人的《建国十年来文学简述》和《文艺报》专号（二）中，文学的分类突破了四分法的限制，变得更加宽泛了，这在不同国庆文章中有不同形式的展现。首先，文学研究也与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一同进入了文学检阅的视野。《建国十年来文学简述》大致以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批评三方面介绍十年来成就。邵荃麟也不仅总结了新中国文学创作成就，还对十年来“在理论批评方面和古典遗产的研究方面的成绩”进行了赞扬。[3]文学研究进入文学检阅行列，是建国后文学事业成为有组织、有领导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后在文章中的体现。因为文学创作、理论批评、文学研究共有一个领导机构，当这个机构展示十年来整体成绩时，就会把三者都放在文学的大旗之下进行检阅。可见，权力机构的组织形态会影响文学检阅者的思维方式而逐渐影响文学分类知识的形成。

其次，由于社会主义文学“是人民所创造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时代劳动人民自己的崭新的文学。”那么，劳动人民创作的文学就应该在文学检阅中占据较重要的地位。所以，《建国十年来文学简述》就不仅介绍了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成绩，而且对群众创作、儿童文学、兄弟民族文学等方面的业绩也加以介绍。其中，群众创作特别注重了大跃进民歌。分类的宽泛也表现在《文艺报》专号（二），它对小说、诗歌、散文、话剧十年来的成就分别专文进行总结，并对电影文学、兄弟民族文学、戏曲、儿童文学、群众文艺、新民歌、革命回忆录等成就分别进行了专文介绍；而且，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总结专文中也介绍了兄弟民族文学、群众文艺、新民歌的成就。我们可以看出文学分类已经出现了两种标准的混合，一种是根据作家的阶级、身份、民族等划分的，一种是根据文学自身语言、体式和表达方式等划分的，二者之间不免藤蔓牵扯，叠床架屋。

最后，对文体自身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是宽泛不拘一格的，例如邵荃麟在《文学十年历程》中论述散文时列举了政论与杂文；袁水拍把歌词、唱词作为诗歌的一部分来介绍，新诗、民歌和旧体诗也并行不悖。[4]

两种不同文学分类的混合，一方面是新中国文学有了一个权威的文学领导机构——文联，这个机构涵盖广泛，所以在十年文学检阅时必须面面俱到，这导致了文类繁多；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要求更广泛的人民性，所以工农兵等群众文艺受到了重视，这些众多文学文类的检阅，又阐释了新中国文学社会主义性质，更重要的是建构了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想象。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说，报刊杂志、小说等印刷品为民族国家想象提供了想象的载体。而新中国这些增添的文学文类，正为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提供了形象化的言说，生动的体现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所以，工农兵的群众文艺、新民歌、兄弟民族文学、戏曲、电影文学、儿童文学、革命回忆录等等文类都获得了单列受阅的通行证。

二、文学检阅中的两种叙述线索

如果说文类的划分可以让新中国文学站好队形、列好方阵等待检阅的话，而以一种什么样的中心线索对新中国文学进行检阅，则决定了新中国文学采取什么样的秩序入场受阅。在国庆文章中，可以见出新中国十年文学已经出现了两种文学发展的叙述模式。

一种模式是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采用的“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的文学史叙述模式，他以此对现代文学中的解放区文学进行了大致的勾勒描画。建国后，这种模式在周扬、茅盾等文艺界领导人的政策性报告中得到进一步实践、丰富。十年文学检阅继承了这种模式，分别从这几个方面论述了十年文学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这种模式注重的是文学的“主题”、“人物”、“语言、形式”，注重的是文学发展的自身线索。但是，1959年的时代背景需要另外一种文学检阅线索，那就是阶级斗争。邵荃麟指出：“十年来我国文学上的一系列的斗争，概括起来说，就是文学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它像一条红线贯穿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这些斗争“都是阶级斗争在文学上的反映。”[5]这就意味着还有根据阶级斗争的发展情形来检阅文学的叙述模式。邵荃麟就按照这种模式归纳了建国后的历次文艺批判运动。

“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基本上是国庆文章中的主要线索。研究者认为“新的主题”体现在新中国文学反映了新的生活，出现了新的题材。《文艺报》专号中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话剧、诗歌、儿童文学等文体论都根据题材反映的时段，如革命历史时期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进行题材分类，还从历时性的角度归结出某些题材的新的出现。例如“反映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少年儿童文学[6]以及“描写工业建设和工人生活”的题材[7]等等都是解放前文学很少出现的。严文井也强调散文在过去“它有如投枪和匕首”，而现在“它情不自禁地唱出了热烈的赞歌”。[8]论者们都意识到新中国文学是由新的作家反映新的社会现实，新中国文学所有主题、题材相比解放前文学都具有崭新意义。从题材、主题出发对新中国文学成就进行检阅是行之有效的方式，成了后来对十七年文学进行梳理的经典套路。

“新的人物”是从人物形象的历史变迁角度指出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兵形象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冯牧指出，“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中虽然也有过劳动人民的形象，“但大都是以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的姿态出现的。”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文学才有所改变，“他们不仅是社会生活和斗争中的主人公，同时也往往是作品中的主人公。”并且产生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新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9]宋爽认识到新中国的妇女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地位和命运的重要意义，所以特意把新中国十年文学塑造的妇女形象从工农兵等形象中单独展现出来予以强调。[10]

关于“新的语言、形式”，研究者谈到了几个方面。首先是艺术风格。他们指出了新中国文学总体拥有“真实、明朗、健康、乐观的特色”，[11]分析了作家们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还认识到已形成的民族风格主要体现在小说方面。赵树理、周立波、梁斌、曲波等优秀作家，被认为是在汲取传统文学作品的养分后形成了成熟的艺术风格及民族风格的杰出代表。[12]老舍也强调“以古典文学的神髓来创造新的民族风格”，[13]传统文学成了构建民族风格的直接源泉。

其次，研究者从文学样式的历时性发展来梳理新中国文学的新成就。贺宜指出，十年间，少年儿童文学出现了“科学文艺、特写、曲艺（相声、快板等）等”为孩子们深感兴趣的新样式。”[14]卞济远指出独幕剧创作，“十年来有十分显著的进步”，而解放前最薄弱的儿童剧，开国以来也取得不小的成就。[15]袁水拍指出新民歌的巨大成就、长篇诗创作的繁荣，都是“在‘五四’新诗运动以来的任何一个阶段所没有的现象。”[16]从文学体裁、样式的变化来展现文学的更迁，是分体文学史编撰的理论基础，这里也正显示了论者们烛幽探微的文学史眼光。除了“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外，迎国庆文章的作者们还注意到了新的作家、新的读者群。[17]可见，大部分文章回首过去能科学观照，因而对社会主义文学“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上保持开阔的胸襟、能细致的进行披沙拣金的历史化整理。而这种文学史叙述模式也具有它的优越性——不仅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对具体文本进行分析阐释，而且文学的发展流变也能够在历时性的对照中线索分明，纹理清晰。在“新”的列举中，可以见出文学的主题、人物、语言、形式等各方面的变迁。

以阶级斗争为线索叙述文学发展的方式，在《文艺报》专号中的大部分文体论中都有所表现，但还没有成为主流的叙述模式，在一些总体论中阶级斗争甚至受到了有意无意的忽略。如，毛星根本没有提及几次重要的文艺批判，只是对修正主义的文艺观点进行了粗略概括，然后从三个方面对文学艺术理解的简单化倾向进行了详细周密地分析，指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作了机械的错误的理解，并把这种理解公式化，拿这些公式去分析判断一切文艺现象。”[18]忽略曾经发生过的重要文艺批判，反而批评文艺的庸俗社会学和简单化的倾向，这种叙述方式与邵荃麟为代表的《文艺报》专号模式有明显的区别。邓绍基写到对《红楼梦》的批判时则稀释了其斗争的火药味，只从古典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强调其意义。其它的批判运动也被放在文艺理论批评中进行讨论，[19]这与邵荃麟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谈，性质有天壤之别。在《文学知识》编辑部的文章中根本就没有提及文艺批判。[20]可见，在建国十周年之际，关于文学批判运动是否被放在文学史中进行述说，阶级斗争是否是一种文学史叙述模式还存在不同理解，这说明对十年文学的历史形成权威论说之前，还存在多种选择历史事实、处理历史事实、叙说历史事实的方式。

十年文学检阅中存在着的这两种不同的叙述模式侧重点不同。“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是把新中国文学与现代文学作比较而言的，是为了论述新中国的巨大成就，这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合法性依据，同时在全国人民心中建构着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想象，反映在文学史上注重了文学本体演变的规律。而阶级斗争的文学史诉说模式是从新中国内部存在的阶级斗争来谈的，这是为当时的政治任务寻求合法性，也意味着新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开始在内部清除异己，它追求的是一种更加纯洁的文学。

三、对新中国十年文学成就的不同评断

当新中国十年文学列好队形、按照检阅秩序依次入场接受检阅后，论者们应该有一个成绩评定，即对新中国十年文学成就的评价。但在对建国十年文学成绩的评价中同样存在不同声音。

在文体论中，论者们因为对短篇小说、话剧、儿童文学等文体本身的艺术特征拥有自觉意识，他们在检阅完文体十年来的巨大成就时，心头都萦绕着对新中国文学艺术技巧不成熟的焦灼不安。宋爽就认为“有一部分作家，特别是有些年青的作家，不大注意短篇小说的剪裁和结构，篇幅冗长、不洗练”。[21]卞济远也指出，尽管话剧创作在语言和技巧方面有了很大进步，“可是语言上缺乏提炼，缺乏韵味，以及情节、结构上缺乏剪裁、缺乏匠心的现象，还是带有普遍性的。”[22]贺宜认为儿童文学主要问题是“还存在某些脱离儿童生活实际的倾向；还不能正确掌握不同年龄少年儿童特点而作到适当的‘儿童化’；在有些创作中存在片面追逐趣味或枯燥无味地进行说教的两种极端倾向；有些作品的艺术质量太差，等等。”[23]这些都体现了文学检阅者对当时比较普遍的文学技巧的粗糙、简单忧心忡忡。

也许这只是巨大成就中的局部部分，不足以对十年来的巨大成就产生怀疑，邵荃麟就从整体上对新中国成就进行了赞美。他认为十年来我国文学，“其进步的速度是超过以前的三十年。促使这种变化和发展的，首先当然是我国的经济基础和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根本的变化。”[24]茅盾也说：“我国文学史上任何最值得夸耀的十年同我们建国的十年文学相比，都会黯然失色。”[25]现在看来，我们会认为邵荃麟和茅盾对新中国十年文学的成就进行了夸大，但是这里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评判以及思维逻辑在其中。他们认为新中国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这种文学相比建国前的新民主主义文学，相比古代封建社会的封建文学是一种巨大进步，并且这种社会主义文学的未来——共产主义文学将是文学事业辉煌的顶点。这样，新中国十年文学被放在一种指向光明前途的时间之链中而价值万分，从而昭显出一种乐观主义的进化论色彩。

但何其芳就认为建国后文学相比传统文学，在“新的性质、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思想观点、新的表现方法等方面来说，我们已经有了许多创造，因而也可以说有所超过，但在思想的深刻、概括的高度、典型人物的创造、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的成熟等方面，却又还是没有赶上。我们还要努力。”如果说这还只是从技巧方面对新中国文学进行判断的话，那么何其芳从整体上对新中国文学有一个更不同的判断，他认为新中国文学还只是处于“文学艺术的春天”，还没有到果实累累的季节，还没有“能够集中地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家艺术家”。何其芳是说新中国十年文学欠缺象现代文学中的鲁迅、古代文学中的曹雪芹那样的时代巨人，这正显示了何其芳对知识分子写作的厚望，他坚持的是五四以来的纯文学的价值取向。这样，十年文学的成就就还不是辉煌的，而我们只是在向第一个文学“顶峰攀登。我们和它还有距离。而且我们还不大清楚到底有多少距离。”这话在十年国庆之际听起来不由得让人泄气，但又无疑是举国狂热中的清醒剂。他还意味深长地说，赶上和超过前人的艺术成就“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26]正折射出了这位写过《画梦录》等唯美文字的诗人把新中国十年文学与以前的文学进行比较后的中肯判断，以及这种判断背后的价值倾向。

结语

对上述期刊杂志以及论文作者进行考察追溯，我们发现，毛星、邓绍基等人当时都是文学研究所成员，何其芳更是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文学知识》都属于文学研究所主办。这些作者文学检阅的思路相对于《文艺报》专号上的思路，是属于比较稳健的，这与何其芳的支持是分不开的。[27]而《文艺报》上的检阅文章就要激进一些。当然，这二者之间的差别也只是相对而言，在1959年国庆之际，二者的分歧还不是那么水火不容。

但是后来，毛星的文章因为没有写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没有列举短篇小说的成就，没有论述新民歌、活报剧、小小说和其他跃进形式的群众文艺，而遭到专文批评。[28]而且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也因“对思想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且不适当地强调了反对简单化；关于十年来新中国文学的成就叙述不全面，肯定不够；对待文学遗产偏于强调继承而不强调批判”[29]而作了检讨。正说明了后来的新中国十年文学的历史书写将会以《文艺报》专号中的模式为重要代表，它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历史叙说模型。而邵荃麟的《十年文学历程》更成为了第三次“文代会”主题报告的直接资源，并与毛泽东的诗词《念奴娇·昆仑》等刊载在1960年8月美国《主流》杂志的“中国专号”中，[30]正显示它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十年文学检阅而备受青睐。而1960年代初期华中师院以及山东大学分别编写的两部当代文学史，“特别突出了十年文艺思想斗争，重点评价了工农兵作家作品和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有较大成就的作家作品”，[31]就是坚持的《文艺报》模式，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则有限度的保持了它自身的传统。

[1][18]毛星.对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J].文学评论,1959,(5).

[2][11][20]《文学知识》编辑部.欢呼新中国文学的重大成就和发展[J].文学知识,1959,(10).

[3][24]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J].文艺报，1959，（18）.

[4][16]袁水拍.成长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新诗歌[J].文艺报，1959，（19—20合刊）.

[5]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J].文艺报，1959，（18）.

[6][14][23]贺宜.为达到少年儿童文学的新高峰而努力[J].文艺报，1959，（19—20 合刊）.

[7][9][12]冯牧，黄昭彦.新时代生活的画卷《略谈十年来长篇小说的丰收[J].文艺报，1959，（19—20 合刊）.

[8]严文井.光明的赞歌——开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散文特写》序[J].文艺报，1959，（19—20合刊）.

[10][21]宋爽.五彩缤纷的短篇小说[J].文艺报,1959,（19—20合刊）.

[13]老舍.古为今用[J].文艺报，1959,（18）.

[15][22]卞济远.十年话剧创作的成就令人鼓舞[J].文艺报，1959，（19—20合刊）.

[17]《文艺报》编辑部.十年来的文学新人[J].文艺报，1959，（19-20合刊）.

[19]邓绍基，贾文昭，卓如.建国十年来文学简述[J].科学通报,1959,(22).

[25]茅盾.从已经获得的巨大成就上继续跃进[J].文学评论,1959,(18).

[26]何其芳.文学艺术的春天[J].文艺报,1959,(18).

[27]贺仲明.喑哑的夜莺——何其芳评传[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8]少知.对《对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一文的意见[J].文学评论，1960，（1）.

[29]何其芳.欢迎读者对我们的批评[J].文学评论，1960，（1）.

[30]於可训，李遇春.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155.

[31]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

1959：Awareness of Literary History in the Decade Literature Review of New China

ZHANG Jun
(Weifang University,Weifang 261061,China)

In the national day of 1959,a large number of articles on the reviewof NewChina were published in those national journals to celebrate the tenth year of new China,they were earer than the first publication of“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but schools were lack of systematic research.These articles had two different view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standards,so they are different in the genre,narrative mode,achievement evaluation,representingdifferent discourse ofpower.

literature reviewof ten years ofNewChina;bygenre;narrative mode;achievement

I206.6

A

1671-4288(2011)01-0072-05

责任编辑：陈冬梅

2010-10-18

张 军（1975-），男，湖北宣恩人，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山东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主要研究方向：文学史编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