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立伟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北碚 400715）

张爱玲《金锁记》自译探析

常立伟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北碚 400715）

张爱玲先后对《金锁记》进行了四次自译和重写，产生了四个不同文本，采取了直译、修改、重写等不同的翻译策略。这是张爱玲受到内外双重驱动力的结果，她试图通过这些文本的翻译、创作缓解写作焦虑，打开美国市场，改变经济状况。但是由于巨大的文化差异，译者与读者的心理期待差异，以及社会环境的限制，张氏自译作品在东西方均受到了冷落。

金锁记；自译；翻译策略；内外驱动力；冷落原因

自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将张爱玲纳入中国现代一流作家行列以来，张爱玲研究俨然成为文学史界炙手可热的研究范畴，势头较之鲁迅、胡适，可谓有增无减。在这些学术研究中，张爱玲的文学创作被“张学”者们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对她的红学研究和《海上花》研究也颇为关注。但是，张爱玲在文学翻译方面的成就，却鲜有问津者。陈子善，王德威诸专家，多次呼吁研究者们能够深入张爱玲翻译作品研究，呈现更为立体丰腴的“张学”。

张爱玲的翻译作品涉及面广泛，体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曲等，手法则囊括了直译、意译、自译等多种。现在已发掘出的翻译作品有《老人与海》、《爱默生选集》、《无头骑士》、《小鹿》、《美国诗选》（与余光中等人合译）、《海上花列传》①等多部，自译作品有《秧歌》、《赤地之恋》、《金锁记》等等。其中《金锁记》的翻译与重写，在张爱玲翻译史与创作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金锁记》自译开始，直至《怨女》的完成，张爱玲几乎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其中甘苦，自是只有张氏最为清楚。那么，期间张爱玲进行了怎样的自译和改写，其动机何在，又为什么一直受到读者和研究者的冷落呢？

一 从《金锁记》到《怨女》始末

张爱玲于1943年在上海《杂志》期刊上发表《金锁记》，后收录在1944年上海杂志社出版的小说集《传奇》中。小说甫一上市，便受到文学界的青睐，好评如潮，傅雷先生称之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①，后又被夏志清先生誉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中篇”[1]343。《金锁记》叙述的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曹七巧被势力爱财的兄长嫁到姜公馆后的故事,丈夫二少爷害痨病已久，朝不保夕。因门第差距太大，而受到包括下人在内的姜家人的鄙视和羞辱。七巧忍辱负重，勇敢地接受了这一切。“她唯一的安慰是，一旦丈夫去世，分到一大笔钱，她便可独立自主了”[1]343。她为了获得和守住这一点家产而放弃自己肉体和情感的欲望，长期的自我节制导致了畸变心理，她甚至亲手扼杀了自己儿女一生的幸福。

1952 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在港短暂逗留之后，于1955年赴美。“一九五六年她居留麦道伟文艺营(MacDowell Colony)期间，即在专心写作这部小型的长篇小说了”②，“长篇小说”指的就是Pink Tears（中译为《粉泪》），此小说就是脱稿于《金锁记》，是对《金锁记》的翻译、修改和重写。1957年，Pink Tears完稿，但是出版公司却拒绝了此稿。对一向自负文采的张爱玲来说，这无疑是一不小的打击，此后Pink Tears便被张爱玲抛在一边，从事其它的编译和创作工作。Pink Tears是张爱玲对《金锁记》的第一次翻译和改写。由于Pink Tears原稿已经丢失，所以也只能从张氏与朋友之间的信函和谈话中，窥探到它模糊的书影。

后来，张爱玲又开始对Pink Tears改写，进行The Rouge of the North（中译为《北地胭脂》）的创作，并于1967年由伦敦Cassell书局出版。张氏曾请夏志清为其找相关评论家和编辑进行评议。但是除稍许赞扬外，该书并未进入美国评论界的视野，反响也一般。从Pink Tears到The Rouge of the North，由于是在英文范围内的创作，所以基本不存在翻译学上的意义，张爱玲在文本的转化中，可能更多地进行了故事框架内的添补和删削。

张爱玲或许察觉出了其作品，只有回归中国大地才能散发出应有的光彩。于是，张氏在一年间便将The Rouge of the North翻译成中文，名为《怨女》。1968 年由台湾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怨女》是对The Rouge of the North的翻译，对《金锁记》的修改重写。从翻译学角度来看，从The Rouge of the North到《怨女》，是张爱玲作品的自译，基本上是采取的直译的方法。《金锁记》到《怨女》，同样是中文范围内的书写，不存在翻译问题。《怨女》已经由当初《金锁记》的三万字，扩展为十几万字的长篇。《怨女》以银娣一生为线索，在基本故事情节上与《金锁记》大同小异。由于题材的局限，张氏在改写的过程中，明显力不从心，所以反响也未能超过《金锁记》。

在这期间，张爱玲还将《金锁记》直接自译为英文The Golden Cangue，1971 年收入夏志清主编的《20世纪中国小说选》（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tories）。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张爱玲对《金锁记》怀有特殊的偏爱。包括《金锁记》本身在内，张爱玲对同一题材进行了五次文本的创作，涉及到中英两种语言，自译与创作相间，修改与重写并行，其中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扩展和删节。

二 自译中的翻译策略

张爱玲自小受到的西式教育和她香港大学的学习经历，使她能够自由出入于汉语和英语两个语言世界，并且能够熟稔地运用英语法则，接近西方的生活模式和揣测西方人的心理模式和思维特征。张爱玲的英文水平之高，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她的英文比中文好”，“她的英文写得流利、自然、生动、活泼”③。张爱玲的作品风格独树一帜，语言运用和意象的选择都是地地道道的“张腔”、“张韵”，并且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作品中的某些意象甚至成为张氏的语言符号，地标性建筑。本来翻译作品在呈现原作面貌时就已经大打折扣，加之张爱玲自我性如此强的作品，换成另一种语言，肯定相去更远。那么，张爱玲采取自译的方法，可谓是主宾皆欢的。当然，在自译过程中，张爱玲还进行了翻译式的创作，这种创作是介于翻译与创作之间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自己作品的一种修改和重写。

自译（self-translation或auto-translation）指翻译自己作品的行为或该行为的结果即自译的文本。[2]坡珀维科对自译进行了更为全面合理的解释，他指出，“自译是原作者用另一种语言对原作进行翻译”，“它不应当被看成是原作的变体，而应是真正的翻译。柯勒在区别自译与‘真’译时说，‘因自译者对文本作出些许改变颇觉合理，故其信度异于原文，而普通译者一般不会’”[3]。可以看出，自译一方面是自己作品的翻译，另一方面则是对作品的重写、创作，是作者用另一种语言观照自己的作品，在观照的过程中，作者会对不符合预期读者（对张爱玲来说就是英语读者）习惯的意象和书写方式，进行改写。张爱玲便在自译中运用了直译、修改、重写等多重翻译策略。

从翻译学的角度来看，从《金锁记》到The Rouge of the North，是作者充分发挥了自译中“自”的自由，大尺度地对原文本进行了扩展，小小范围地做了些许删节，采取的是重写和修改的策略。当然，这些尺度的游走，兴许在Pink Tears中已经奠定了基础，但是文本的缺失，使我们只能跳过该小说，直接对比《金锁记》与The Rouge of the North及《怨女》。在《金锁记》中，张爱玲运用跳跃性的叙事手法，七巧少女时代的生活只是出现在回忆和对话中，七巧出场时已经育有一子一女。丈夫和婆婆的去世，更是发挥张氏手法到极致，镜子中的“翠竹帘子退了色”④，已经是十年的光阴流逝。而在The Rouge of the North中，张爱玲则对嫁到姚家之前的银娣用了七个篇章的篇幅，予以细细描画。细节更加生动，丰富多彩地呈现了银娣的少女生活。这样的改写有其好处，婚前婚后两相对比，突出“金钱”扼杀人性的美好。当然，故事却显得极为拖沓，情节进展也不够激烈，也是张氏自译的缺点。删节的部分，张爱玲主要放在第二代人的生活上面。《金锁记》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描写七巧与长安、长白的母子关系，刻画七巧人性变态到极点，连子女的幸福也不放过，统统予以毁灭。The Rouge of the North中则删去了长安的角色，将女主人公焦点聚集在银娣身上。文本差异所产生的优缺点，与上述大同小异。

从The Rouge of the North到《怨女》，张爱玲只是进行了简单的自译，修改的痕迹比较浅淡，基本是直译的策略，其中略有修改。“自译作品的确为自译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与他译者需要忠实再现原文的特点包括原文的弱点相比，自译者的主动性更大，有更大的权力修改原文中不适当的部分”[4]71。张爱玲也利用自译的机会，对The Rouge of the North进行了符合中国读者的修饰。之前，美国文化界对The Rouge of the North的评论和反应，无疑对张氏的修改提供了较为有利的信息。所以，在《怨女》中，张爱玲对故事情节进行了紧凑的补缀，也删去了一些为华语读者所熟知的《金锁记》中的一些情节，比如上述提到的对长白情节的删减。

从《金锁记》到The Golden Cangue，张爱玲则完全采用直译的策略。不论是题目到内容，从篇章结构到细节描写，还是从 人名、物名到拟声词，均体现出纯熟的直译手法，甚至连原文本和译文本中句子的语序都没有任何变动。[4]71从作品的题目中，读者就可以读出浓厚的中国式传统小说的色彩。在The Golden Cangue文本中，张氏基本保留了《金锁记》成功的所有精髓，作者努力营造中国古典文学中提倡的意境美，同时色彩的变幻和时间的书写，也是独特的张氏风格。所以，这次自译还是成功的，国外学者在讲授中国现代小说时，也多会选取此版本。

在这些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张爱玲应该是经过审慎的考虑的。张爱玲集作者与译者于一身，她需要时刻做到统一和分离。统一到文本中去，这样翻译出来的文本才能够连贯整齐，也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作家创作的本领。同时，要在统一中不断分离，从原作品中分离出来，从作者的身份中分离出来，以求满足新读者的阅读期待，以此实现最大化地靠近预期的英文读者。要求统一的时候，张爱玲采取以直译为主，修改、重写为辅的策略，要求分离的时候，张氏则选择以修改乃至重写为主，直译为辅的翻译策略。同时，因为对小说题材和故事情节的肯定和青睐，张爱玲在故事的叙述上是一种“直译”，对细节的设置和描写，则是一种“意译”，一种修改和重写。当然，这些策略的选择还涉及到了张爱玲自译的内外驱动力方面的原因。接下来的叙述，将会提及。

三 自译的内外驱动力

根据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翻译不仅仅是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其中更包含了社会和文化层面的讯息。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翻译者和其所从事的翻译活动，都不可避免的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制约。而其中，翻译活动的赞助者，包括政府、政党、传媒机构、出版社，乃至翻译者的朋友，都会对翻译活动起到不同程度上的操控。其中，意识形态上的操控可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对翻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都会产生影响。当然，作为一种文学活动，翻译诗学的影响也是伴随翻译活动始终的。应该说，翻译活动是社会操控力量和文学内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两方面，同时构成了张爱玲不断自译的动机。

1952 年至1955年滞留香港的几年间，张爱玲受托于美国新闻处，在“亚洲基金会”的资助下出版了两部小说《赤地之恋》、《秧歌》（中英文版几乎同时面世）。该机构还赞助张氏出版了包括《老人与海》、《爱默生选集》在内的多部著作，其中除了《老人与海》被张氏称为“国外书籍里最挚爱的一本”⑤外，其它作品，均不是张氏兴趣所在，“我逼着自己译爱默生，实在是没有办法。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的。”⑥考虑到张爱玲去国离乡，生活困顿，会接手这些翻译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经济上的拮据，不但是张爱玲从事翻译他人作品的原因之一，也是她自译的原因。这一切还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翻译作品必须符合资助者，也就是美国新闻处的意识形态，这是张爱玲自译活动的一个外驱力，也可以说是一种被迫的动机，因为她始终影响着张氏翻译活动，并对她的内在动机（内驱力）起着重要影响。

由于政治题材原因，注定《赤地之恋》、《秧歌》在大陆是无法出版的，很明显张氏心目中的读者是英语使用者，其主要市场也定位为美国。事实却出乎张氏的意料，这两本小说除受到胡适等中国学者的赞赏外，在美国图书市场反应冷淡。张氏面临着异域文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写作焦虑。施莱尔马赫认为，作者的思想是“母”，本土语言是“父”，“背叛”了本土语言用其他语言写作不会有原创性，自译者一旦离开了“母地”和“父地”便进入一片只剩下“主体性”的空白地。张爱玲即有了这种“空白地”的“惘惘的威胁”⑦。张氏亟待用另一种书写方式进入美国读者视野，期待一场类似“上海传奇”式的“美国传奇”。那就只能回顾旧时月色，重新描摹“三十年前的月亮”。《金锁记》，便成为张爱玲的首选之一，她期冀这部当年文坛上“最美的收获”，能够为她收获到更多的英语世界的读者和赞誉。

张爱玲在1975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简介1950——1970》中自我简介说：我这十年住在美国，忙着完成两部尚未出版的关于前共产主义中国的长篇小说。根据时间判断，这两部小说应该是指《怨女》（原名为《北地胭脂》）和《易经》（后来因为篇幅较长，张氏将其腰斩为《雷峰塔》和《易经》两部）⑧。张爱玲创作这两部小说的意图也非常明显，《赤地之恋》和《秧歌》的农民书写方式被美国读者所摒弃，张氏想用古老中国家族式的叙述来赢取美国读者的青睐。西方人对古中国的一切有一种窥探的癖好，他们对姨太太的小脚、旗袍，对烟榻上的旖旎风光，对庭院深深的闺阁都怀有“东方主义”⑨的猎奇心理。张氏也能够察觉出西方人的这种心理期待。于是，她便又将书写范式回归到了古中国家庭叙述上来。当年红遍上海滩的中篇《金锁记》被张氏延伸扩展为长篇The Rouge of the North。这样看来，张爱玲的自译活动又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驱动机：其一，期待打开美国市场，书写旧日“传奇”；其二，缓解写作焦虑，寻找写作灵感。当然，始终也伴随着改变经济状况的愿望。[5]

《金锁记》的题材既符合了西方英语读者对中国的期待，也是张爱玲所熟悉的题材，自然是她的不二之选。地道的东方韵致是张氏所倾心的，也是她灵感的载体，所以面对题材时她才会一成不变，“直译”到底。为了充分暴露东方世界的鬼魅和昏暗，张爱玲在The Rouge of the North才增加了更多的打情骂俏和小奸小诈。这虽然奠定了张爱玲今后更为自然圆熟的行文风格，但是却不被西方读者所看好。这也就是，张爱玲对《金锁记》进行第五次文本The Golden Cangue的原因所在了。

四 自译作品受冷落的原因

有时候，往往事与愿违。张爱玲的自译活动便是如此，无论张氏进行怎样的改变，她的作品一直在西方世界受到漠视。就算最终得到大部分学院教授肯定的The Golden Cangue，仍旧处在不尴不尬的地位，教授评头论足圈点一番，学生却一头雾水不动于衷。刘绍铭教授在《〈再读张爱玲〉缘起》[6]中，记录了这样的场景：唯一例外的是张爱玲。班上同学，很少自动自发参加讨论。若点名问到，他们多会说是搞不懂小说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因此很难琢磨作者究竟要说些什么。为何会产生这种情况呢？抛开张爱玲翻译其它作者作品同样未能风靡不说，单分析她自译作品也未被广泛接受的原因。

从张爱玲作为译者自身来说，通过上文对张爱玲自译的内外驱动力的分析，得出张氏很大程度上的翻译目的是改变经济状况，提高作家声誉，兴趣寡然，非甘心为之。所以在自译作品中难免存在各种敷衍。另外，由于张氏作品的高度风格化，在转化成英语时，脱离文本的产生语境，造成巨大的文化差异。“爬灰”、“偷小叔”这类内容，恐怕离开了古老家族的大宅院，就失去了它本该具有的反讽意义。再者，像“姑奶奶”、“小叔叔”、“姨娘”的称呼，如果不作详细的人物解释，在西方人那里根本就是不知所云，也难免他们“搞不懂小说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同时，张爱玲在翻译的时候，对高度中国化地意象进行了简单的移植，比如“龙生龙，凤生凤”译为“Dragons breed dragons，phoenixes breed phoenixes”，“狐群狗党”译为“pack of foxes and dogs”，“狼心狗肺”被译为“wolf-hearted,dog-lunged”等等。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同一意象是有差异的，张氏须作明白的解释，才能够使西方读者明白。而中英文存在的语法差异，标点差异，更使得张氏自我化的自译作品，出现了较大的文化冲突。

从读者的接收来说，固然这次是他们所热衷的“东方”情调，但是他们对不彻底的人物，对不够尖锐的矛盾冲突，却并不心动，“洋人所接触的现代中国小说人物，都是可怜虫居多；否则便是十恶不赦的地主、官僚之类，很少‘居间’的，像银娣（七巧）这类‘眼睛瞄法瞄法，小奸小坏’的人物，所以不习惯”[7]。张爱玲一生标榜的“人生安稳一面”的参差对照的书写方式，始终不能引起西方世界的赞许。加上上文提到的张氏在翻译时自身存在的各类问题，使西方读者和张氏自译作品的隔膜越来越深，心理期待无法跨越阅读障碍，也只能束之高阁。

从外部环境来看，张爱玲自译时所处的美国，是荒诞派、垮掉派、自由派、黑色幽默等后现代主义流派盛行的时期。而张爱玲不温不火，略显老套的现实主义为主的作品，恐怕很难为是时的美国读者所接受。在中国，同样如此，本来意识形态的差异，已经阻隔张爱玲与大陆文学界的交流，再加上张氏作品所宣扬的“不彻底”，透露出来的“封建”思想，所以直接被文学史界抹杀，早期的文学创作都被淡忘，何况她的自译作品。

张爱玲自译作品与翻译作品受到的冷落，并不能否认它们的价值。张爱玲后期的翻译和创作一直受到话语权力打压。尽管如此，张爱玲做了能力范围内的最大抗争，她时刻改变着自己的翻译策略，尽力淡化意识形态的痕迹，向着翻译诗学靠近。作为双语写作者和文学翻译者，张爱玲的胆识、气魄和眼光，是值得借鉴的，她不遗余力地促成中国文学进入西方的姿态也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①该语出自傅雷以“迅雨”的笔名，在《万象》杂志发表题为《评张爱玲小说》的评论文章.

②出自夏志清对张爱玲1963信函的按语.

③该语出自张子静的《我的姊姊张爱玲》，据张子静回忆，该文发表在1944年，《飙》创刊号上.

④该语出自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

⑤该语出自张爱玲翻译的《老人与海》译序.

⑥据宋淇回忆，该语出自张爱玲与宋淇的交谈.

⑦“惘惘的威胁”出自张爱玲《传奇》中《再版自序》.

⑧《雷峰塔》和《易经》2010年由台湾辅仁大学赵丕慧译，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2011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⑨关于东方主义的理论，参见萨义德的《东方学》，北京三联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第二版.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2]桑仲刚.探析自译——问题与方法[J].外语研究,2010,(5):78．

[3]马若飞．张爱玲翻译研究[D]．北京语言大学，2007．

[4]陈吉荣．转换性互文关系在自译过程中的阐释[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2)．

[5]常立伟.从《雷峰塔》、《易经》看张爱玲的家庭叙述及创作动机[J].昆明学院学报,2011,(4) :113.

[6]许子东,梁秉钧,刘绍铭.再读张爱玲.缘起[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4).

[7]水晶.替张爱玲补妆.夜访张爱玲补遗[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25-26.

An Analyse on Eileen Chang's Self-Translation for the Golden Cangue

CHANG Li-wei

(Modern Chinese Poetry Research Institut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China)

Eileen Chang has translated and rewrote The Golden Cangue for four times, yielded four different text,by translation, rewriting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is is Eileen Chang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dual driving force results, she tried to pass these text translation, creative writing anxiety relief, on American market, changing economic conditions. But because of the huge cultural differences, translator and reader's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 differenc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Zhang's translation works have been left out in the cold.

the Golden Cangue; self-translation；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driving force

I206

A

1008-9128（2011）06-0051-04

2011-08-05

常立伟（1986-），男，山东淄博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 姜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