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祖应

(黄州东坡文化研究会，湖北 黄冈438000)

论苏东坡的黄州“功业”

谈祖应

(黄州东坡文化研究会，湖北 黄冈438000)

苏东坡在黄州的“功业”主要表现为:初成“三传”，建构哲学思想体系;书牍三百，自我超越的自省美德;躬耕三载，亲民为民的遗爱风范;“赤壁三咏”，其文一变而登顶文峰等。

“功业”;“三传”;书牍;自省;遗爱;“三咏”;辞达;创新

苏东坡在离开黄州三个月后，曾对自己在黄州的生活作过小结:“谪居于黄五年，治东坡，筑雪堂，盖将老焉，则亦黄人也”(《书韩魏公黄州诗后》)。后来，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又曾给自己的一生作过这样的总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

苏东坡对自己人生作出如此的评价，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苏东坡为何只把“治东坡”、“筑雪堂”作为黄州五年的大事记?为何舍去“历侍五朝，三忝侍读，两入翰林，三除尚书，八典名郡”的功绩不计，而偏把投闲置散，进退维谷的“贬谪三州”之地，作为他“平生功业”的举证?究竟应如何评价苏东坡在黄州的“功业”?笔者认为，苏东坡在黄州的“功业”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初成“三传”:建构哲学思想体系

所谓“功业”者，就是建功立业。儒家对“功业”的解释有“三立”(三不朽)之说。即立德(如屈原以死报国，苏武持节不屈);立功(如大禹治水，李冰父子修都江堰);立言(如老子五千言，司马迁撰三千年历史，计五十二万余字之《史记》)。按照此说，所谓“功业”，既有形之于物的遗产，更有非物质的精神文化遗产。过去我们对苏东坡“文学”的成就印象深刻，而对苏东坡“经学”的成就知之甚少。毫无疑问，苏东坡是北宋时期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巨擘，是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不愧为我国古代不朽的文学巨匠。尤其在黄州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奠定了他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顶峰地位。正是他以黄州期间“两赋一词”为代表的作品格外耀眼，所以对他在黄州期间另一哲学思想的光辉成就反而忽视了。

实际情况是，苏东坡初来黄州寄居在定惠院。为了排遣孤独、寂寞，他“夜就寒光读《楚辞》”(《黄州春光杂书四绝》)，“寂寞闲窗《易》粗通”(《次韵乐著作野步》)，“惟以书史为乐”。他在给文彦博的书信中说得更明白，他说:“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他还说:“某自谪居以来，可了得《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今又下手作《书传》”(《与王定国十五首》之十一)。“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由此可见，在苏东坡来黄州的前三个年头里，把主要精力用于为“三传”(《易传》、《书传》、《论语说》)正误注解上。诚如他所言:“某废闲无所用心，专治经书，……虽拙学，然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与滕达道二十二首》之十二)。“三传”既成，他抚之叹曰:“一生得意处，惟在‘三传’”，“即觉此生不虚过，……其他何足道!”(《答苏伯固》)

苏东坡如此评价他的“三传”是有道理的。且不说他在研读诠释“三传”时所花的心力，单就对“三传”之正误与新解上堪称大家风范，以《东坡易传》为例可见一斑。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一文化现象蔚为奇观，即为《周易》注释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主线。“宋代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哲学的重要转型期，……而有宋一代就产生了十数部个人的阐释性重要著作，如司马光的《温公易说》、张载的《横渠易说》、程颐的《程氏易传》、刘牧的《易数钩隐图》、欧阳修的《易童子问》、朱熹的《易学启蒙》、《周易本义》、杨万里的《诚斋易传》、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等等”。［1］而苏轼的《东坡易传》(又名《毗陵易传》)却鲜为人知。其原因是，苏轼撰写《东坡易传》时，正处在被编管和贬谪时期，而后又受南宋理学思想的冲击。苏轼去世后，他的著作遭受劈版禁毁，直到明末万历年间(1573－1619年)，这本《易传》便被改头换面，冠以《毗陵易传》之名(“毗陵”为常州古名)悄然印行于世。乾隆年间(1772－1781)方收入《四库全书》，定名为《东坡易传》。人的思想是万物之因，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是人的内在精神和灵魂。苏东坡由此建构的哲学思想体系，在他人生的“出”与“处”，“行”与“藏”中，可以找到思想渊源。在他的诗词文赋中可以觅到主旨。可以这样说，千载微言的《东坡易传》是苏东坡世界观的集中写照。离开“三传”无法解释他在贬谪磨难中的超然自适，无法理解他寄味淡泊，神妙天成的诗文风格和作品内容。

苏东坡在文学创作中“求物之妙”，“达物之理”的创新精神，在《东坡易传》的述易中也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易经》本是卜筮的记录。而《东坡易传》以儒为宗，会通诸家，舍弃玄妙，回归朴素，从义理入门，多切人事，从日常人事出发，上升到人生之道。做到从强调矛盾向对立统一过渡;从玄学易向义理学升华;从像数学向人文学转变。明代诗人陈所蕴在其《苏氏解易》序中指出:“睹日月而知众星之蔑，语不虚也。《苏氏易解》，……创为千古以前未经剖判论，垂千古以后不可磨灭之见。”［2］(P393)明代顾宾认为:“精理旁通，逸词藻辩，上穷先圣之旨，下寻诸贤传注之所未到，则髯苏《易解》最著矣。”［2］(P396)《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东坡易传》:“推阐理势，言简意明，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辩，足资启发。”［2］(P397)苏东坡的《东坡书传》同样有着很高的评价，如明清学者评论说:《东坡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辩答先儒所未答。”《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东坡书传》:“明于事理，而又长于议论，披抉明畅，较他经独为擅长。代圣人立言，借经典垂教。”［3］

总之，苏东坡建立在初成于黄州“三传”基石上的哲学思想，是他走出逆境人生的精神支柱;是他登顶文学高峰的基石;是他人格和文格的依归。故而，我们在评价苏东坡黄州功业时，既要承认他是杰出的一代文豪，更应肯定他是优秀的思想家和经学大师。以此作为苏东坡黄州功业之冠，至当不易，无可置疑。

二、书牍三百:自我超越的自省美德

反躬自省，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儒家经典《礼记·乐记》有云:“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意思是说，不能反省自己，天理就不存在了。苏东坡在黄州的五个年头，完成了一项伟大的自我内省，自我超越的以德修身工程。而他在黄州五个年头的近三百封书信，是他以自身为对象，并以开放的心态所进行的自我心灵对话;是他对自己“三十年以来所为”的实践和偏颇的思维方式的一次内省和觉悟;是他渴望完善自身人格所进行的“凤凰涅槃”式的自我精神救赎;是他自我检讨，自我解剖的具有丰富生命体验意义的启示性文本。它充分体现了苏东坡战胜自我，砥节砺行的人格力量，是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其中他在元丰三年(1080)十二月，即他被贬谪黄州近一年后给友人李端叔的书信，可以算作是他自我反省的思想总结，堪称苏东坡的“忏悔录”。

就在他的“忏悔录”中，首先对他自己所犯错误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剖析。他说“轼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为了求得显赫的功名，“贪得不已，又举制策”。这是说他中了进士后，贪心不止，接二连三地参加了礼部的考试和皇帝的殿试。结果他事随心愿，名动京华，于是就有点飘飘然了，进而更有点恃才傲物，忘乎所以。他坦诚“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而“每纷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妄论利害，搀说得失”。足见此时的他，好高骛远，锋芒毕露，就像“候虫时鸟，自鸣自己，何足为损益。”这意思是说，他其所以争着说，抢着说，并不考虑后果，只是为了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之名，就是应该像儿时母亲教诲的东汉名士范滂那样冒死犯颜诤谏。他在信中形容这种习气，就像“候虫”爱叫，“时鸟”爱鸣那样的出于自然。结果是“坐此得罪几死”，险些丢掉性命。接着他批判自己这种华而不实，自负其能的毛病，就像“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这意思是说，我的这种自我炫耀的毛病，如同树木的木瘤，石头的斑纹，犀角的通孔那样的一种取悦于人的通病痼疾。最后，在信的末尾处得出结论:自己“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他勇敢地承认自己三十年以来所作所为真的错了。从苏东坡这篇“忏悔录”，可以看出他的自我反省是极其严肃认真的。

认识自我，这是人类亘古至今的人生命题。慎独自省，是走向成熟的标志，是完善人格的关键步骤。“人非圣贤，孰能无错;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左传·宣公二年》)苏东坡毫不留情的自我解剖，走向人格完善的灵魂自省，他向世人敞开了心灵之门。他的这种慎独内省，“一洗千劫非”(《游净居寺》)的美德功业，为我们树立起了一种自我超越，自我完善的人生楷模。

三、躬耕三载:亲民为民的遗爱风范

苏东坡躬耕东坡近三个年头。在这不平凡的三个年头中，他保持了深入民间，体察民情的好作风，与“渔樵杂处”，与老幼相嬉，成为了左邻右舍的亲戚和朋友。

他在率家人垦荒东坡以图温饱的艰苦岁月里，得到了黄州乡亲们的热心的帮助。当麦苗疯长的时候，农夫告诉他“勿使苗叶昌”(《东坡八首》之五)。当天干无雨时，“四邻相率助举杵”，帮他疏通暗井，挖土作塘。他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称自己为“黄州一识字的农夫”，还自豪地说:“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一)。天长日久，“邻里有异趣”，“数面自成亲”(《次韵和王巩六首》其四)，他说自己本是黄州人。

苏东坡躬耕东坡，既使他体察了生活的艰辛，又增加了体恤百姓的情感。他用大爱回报于民，他用真情为民解忧。他来黄州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发现这里有一种落后的溺婴风俗。他在《鄂黄之风》中写道:“近闻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江南尤甚，闻之不忍。”为此，他给他的朋友鄂州太守朱寿昌写信，希望他“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同时实施赏罚，从而“以变此风”(《与朱鄂州书》)。他联络安国寺住持继连，黄州进士古耕道等人，组成救婴会，亲自“访闾里田野”。也就是他们到街坊里巷，田间地头调查访问，发现“有贫甚不举子者”，即穷人家养不起婴儿的，由救婴会给予救助。他们还动员黄州的富户捐款济贫。苏东坡说“吾虽贫”，“亦当出十千”。他认为“若岁活得百个小儿”，那真是一大善举。

苏东坡躬耕东坡，既使他有机会“入境问农”，又使他在“与田父野老相从”中体察了民隐。元丰六年(1083)的下半年，他发现鄂黄两州的伤寒瘟疫大有蔓延之势，为此他忧心忡忡。这时，苏东坡顿时想起他的好友巢谷传给他救治伤寒病症的秘方“圣散子”。但是，他又犹豫了，因为巢谷这一秘方连亲生儿子也未传授。由于自己多次恳求，巢谷于返回故里眉山在江边告别时，这才传授给他。巢谷反复叮嘱他绝不可外传，并需当着自己临江起誓。如今好友离去，自己岂能违背自己的誓约?但是，苏东坡想:“人之所重，莫过于命”，他将此秘方传给蕲水麻桥名医庞安时，并同他一道广为施救，“所活不可胜数”，所救者称赞苏东坡真是“菩萨心肠”。

苏东坡躬耕东坡，历困苦穷乏不忘“经世济民”，于时乖命蹇中“欲行其志”，其在黄州所行之善举不胜举。譬如“万松亭护松”，“朱陈村悯农”，推广秧马农具，创新东坡饮食，奖掖劝勉后学，重视传承人文等等。这些都以见他忧国忧民之善，彰显他忠臣体国之义，是他留给黄州人的千古遗爱。苏东坡在他的《遗爱亭记》中说得好:“去而人思之，此之谓遗爱。”他的遗爱风范，黄州老百姓刻骨铭心，世代传承。

四、赤壁三咏:其文一变而登顶文峰

苏东坡贬谪黄州的岁月，是他蒙冤不幸跌入人生低谷的黑暗时期。然而，还是他说得好，“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亨”(《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他的弟弟苏辙评价他说:“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至。”《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一场“莫须有”的文祸浩劫，却让他赢得了成就文学伟业的机缘。这正是庄子“无用之大用”人生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庄子·人间世》)在黄州谪居期间，苏东坡创作了诗歌220首，词66首，文赋169篇，书信288多封。他的政敌万万没有料到，满以为运用御书刻石立下“元祐党人碑”，以及劈版禁毁文学作品等伎俩，就可以让苏东坡等人永世不得翻身。然而历史是公正的，苏东坡的文学作品却雄踞于中国文学史册，放射出夺目的光彩。仅从苏东坡在黄州创作的“两赋一词”(赤壁三咏)分析，可以看出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不朽的，其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苏东坡遵循他所提出的“辞达”原则，对诗词文赋等文体进行了大胆创新。譬如苏词，自宋以后历代学者都公认苏东坡是豪放词派的开创者。黄州是苏词的丰收期，元丰五年(1082)七月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他的豪放词代表作，堪称千古绝唱。从这首词可以看出，苏词的创新重在内容上，一改“宋词坛绮靡婉约之风”，“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形成了以清雄遒劲见长，“豪迈放纵”的主调。［4］“南宋爱国诗人刘辰翁评价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4］这些评价基本确认了苏词在词坛上的重要地位。又譬如说苏东坡的散文，其独创的力度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冲破了“遁辞以隐意”的“荀赋”;辞藻华丽，“不歌而诵”的“汉赋”;魏晋南北朝讲究俳语对仗的“骈赋”;唐代注重严密工整的对仗与声律的“律赋”等赋体的牢笼，形成了一种如前后《赤壁赋》那样的句式参差，长短错落，散骈结合，情韵潇洒，借景立论，意趣横生，既有文学之美，又有哲理之趣的独特风格。为散文创作独辟了别开生面的新天地，成为后世作家模仿效法的典范。

其次，苏东坡提倡诗文“皆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如药石可以伐病”，“期于实用”等。这便是他标举的“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能使了然于口与手”的“辞达”主张。(《题柳子厚诗》)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抒发了词人对三国周瑜的无限敬仰之情和渴望建立功业的无限感慨。《赤壁赋》，则是表达了诗人关于人生“变与不变”的哲人情思，以及“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人生境界。又譬如在黄州诗词中既有“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二首》)的呼号;也有“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租夜打门”(《朱陈村嫁娶图》)的愤慨;既有“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迁居临臬亭》)的悲怆;也有“似闻指挥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闻洮西捷报》)的快慰。通观苏东坡的黄州文学作品，“期于实用”，“了然于心”的文学主张彰明昭著，历历如见。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总之，苏东坡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瞩目的。不容置疑的是，苏东坡在黄州谪居期间所创作的诗词文赋等作品，都是助他登上文学顶峰的坚实基石，其“立言”之“功业”，将永垂史册。

［1］冷成金.《毗陵易传》的思想理论特征［OL］.http://tiebabaidu.com

［2］(宋)苏轼.东坡易传(龙吟点评)［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3］三苏祠博物馆.眉山苏氏家族与学术［Z］.

［4］刘乃昌.苏轼文学论集［M］.齐鲁书社，1982.

I206

A

1003-8078(2011)05-0004-03

2011-08-11

10.3969/j.issn.1003－8078.2011.05.02

谈祖应，黄州东坡文化研究会会长，黄州国学书院院长，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 张吉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