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会 慧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从《宝葫芦的秘密》和《千与千寻》看中日文化之差异

张 会 慧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现代社会动漫已成为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从国产动画片《宝葫芦的秘密》和日本动画片《千与千寻》入手，分析中日动画片背后蕴含的文化差异：同化文化与杂种文化、压抑与矛盾的民族性格。并试图找到中国动画片走出困境的方法。

动画片；《宝葫芦的秘密》；《千与千寻》；中日文化差异

动漫是战后日本流行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担负着对外推销日本文化、改善日本国际形象的重要使命。在现代社会动漫已成为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中国动画业曾在20世纪50、60年代取得过较高的艺术成就，由于动画电影片多、风格独特、制作精良而被国际动画艺术界誉为“中国动画学派”。本文试图从国产动画片《宝葫芦的秘密》和日本动画片《千与千寻》入手，分析中日动画片背后蕴含的文化差异，并试图找到中国动画片走出困境的方法。

一、相同的故事主题，不同的延伸内涵

影片《宝葫芦的秘密》和《千与千寻》一样都讲述了一个关于小朋友成长的故事。

国产动画片《宝葫芦的秘密》讲述小学生王葆钓到奶奶说的能实现任何愿望的宝葫芦，有了这个宝葫芦后，他在学校的表现突飞猛进，让同学们大为惊诧。可是，后来宝葫芦又做了一些让王葆哭笑不得的糗事，最后更令王葆在数学考试中铸成大错！王葆认识到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取得成功，不能不劳而获，因此他赶走了宝葫芦。为了能给父母带来惊喜，他每日跑步，努力训练，终于在校游泳大赛上取得了第一的成绩。宝葫芦和王葆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懂得了不劳而获是不对的。

日本动画片《千与千寻》讲述一个小女孩千寻和父母一起在森林里迷了路，父母由于偷吃食物以后就变成了猪，千寻为了寻找父母来到了一个有着各色各样神灵的神秘小镇，为了生存，千寻替魔女汤婆婆工作，在这期间，她结识了小白、锅炉爷爷、小玲、无面男等朋友，在众人的帮助下千寻度过了一个个难关。最后，汤婆婆终于履行诺言放走他们父女3人，他们离开了小镇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家。《千与千寻》通过千寻的一段特殊经历，讲述她独自承受生活的压力，战胜种种困难，在感受了友爱、亲情之后，认识了自我的价值，获得了自我成长的过程。

《宝葫芦的秘密》和《千与千寻》虽然都是讲述关于小朋友成长的故事，但所延伸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宝葫芦的秘密》实际讲述一个小男孩如何压抑自己正常的欲望，否定自我价值，以博得社会大众认同的故事。王葆的所有愿望，实际上都是对集体思想的有意识迎合：考试考高分，在兴趣小组出类拔萃，赢得游泳比赛……其动机本身缺乏儿童天性，而宝葫芦的魔力带给他的种种挫败感，恰是这些主流价值愿望的落空，而不是他获得了对这些所谓价值的怀疑，他没有获得反思的能力，恰恰相反，他“向集体靠拢”的思想却得到了足够的强化。影片以王葆实现对集体价值的回归作为结束。

动画片《千与千寻》通过千寻自身的成长过程和与周围人际关系的变化，展现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境遇， 触及了人的情感欲望、身份认同、心理变态与挣扎奋斗等问题，并以一种东西方观众都理解的方式来表达，所以它赢得了观众的欢呼和认同。

二、相同的故事主题，蕴含深刻的文化差异

（一）同化文化与杂种文化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评论：“中国文化盖有极强度之个性：从中国以往历史征之，其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量最为伟大。对于外来文化，亦能包容吸收，而初不为其动摇变更[1]7。”

中国文化的同化性十分强大，“中国种族复杂，至可惊异。即以汉族言之，吸收同化无虑百数；至今泯然相忘”[1]10。这种文化的强大同化性，也与我国特定的地理优势相关，中国疆土幅员辽阔，国土资源丰富，土地种植面积广阔，物产富裕。我国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处于统一、安定的局势。这些优势使得我们对周边国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同化力，更容易保持民族的特色。在影片《宝葫芦的秘密》中，加入了很多美国迪士尼文化的因素，3G技术的采用，场景设计和表现方式都流畅且充满童趣，王葆和宝葫芦飞行的那段可以看到日本动画片《机器猫》的影子，尤其片尾仿皮克斯风格的NG场景，活灵活现的宝葫芦告别50年代的呆板形象，都使得我们眼前一亮。但这些只是外观和技术上的改变，在《宝葫芦的秘密》中虽然吸收了很多国外最新的表现手法、特技手段，但动画片的主题还是没有走出中国传统的教育孩子的主题，再次落入“文以载道”的窠臼。

与中国辽阔的地理疆域、丰富的资源相比，日本列岛地形狭长，四周环海，冲击平原散落的沿海地带面积都很狭窄，自然资源匮乏，又经常遭受地震和台风的破坏，这种美丽而又脆弱的自然地貌，使得日本人极度敏感，民族心理带有强烈的不安性、不确定感。历史上，日本民族文化根基较浅，一直处于东西文明的挤压下，强烈的文化落差又强化了日本人这种心理上的不安感和敏感性。其民族文化带有强烈的自卑心理，日本是个复杂多面的民族，他们既能全身心的投入到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吸收中，又能坚持顽固的民族主义。因此，日本文化一直处在外来文化与自我文化的拉锯战中前行的。20世纪50年代，加藤固一更是把日本文化概括成“杂种文化”，他在《杂种文化》一书中说，日本文化可以说是杂种文化的典型，日本近代朝着西方化方向发展，近代以来日本乃是西洋文化与日本文化“和洋折衷”的杂种文化[2]253。

影片《千与千寻》的表现主题杂糅日本民族的文化精髓与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于一体。《千与千寻》故事发生的背景设置在一个专供神灵洗浴的汤池，体现了日本温泉沐浴文化，日本有着悠久的温泉沐浴历史， 日本人认为沐浴可以洗涤身体和灵魂，解放日常受到的压力，动画片中发生的诸多事情都是以澡堂为中心展开的，洗涤河神、解救被物欲吞噬的无面男、展现汤婆婆的贪欲等等。在动画片中我们还可以体会到日本民族与自然合二为一的文化特征，自古日本人就有着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情感[2]22，美丽的大自然激发日本人热爱自然的情愫，同时大自然的风调雨顺直接关系着人类生命的存续，这使得日本人非常珍视自然，当然这种思想也和日本的原始神道——自然崇拜信仰有关，日本对鸟兽、山川、草木都有一种神秘的感情，认为它们都可以幻化成神，动画片中幻化成人形的河神，白龙化身的白灵，都是受这种自然崇拜影响产生的。在影片中处处可见怡人的绿色、美丽的湖泊，这都是日本人自然文化观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进入后工业社会，随之，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日本广泛流行[2]179。河神形象的设置表现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污染和反思，无面人的存在反映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魔女汤婆婆利用魔力控制了小白及千寻，凶狠狡诈，唯利是图，代表了人类对物质强烈的追求，而她对自己孩子的无限溺爱娇宠，既丰富了人物性格，也象征着人类对情感的放纵。其双胞胎姐姐钱婆婆恰恰是汤婆婆的反面，她亲手织线做工，安于淡泊，代表和谐的精神境界，人与外界和平相处。这里的世界远离现代社会，但却存有现代社会的一切恶果，对这个世界的否定也就是对现代社会的否定，充分实践了非理性主义的现代观。

（二）压抑与矛盾的民族性格

中国自古称为礼邦大国，讲求理性，中国的动画片也更多地被赋予教育下一代的重任，所谓“文以载道”。我们的民族性格是压抑的，在礼的外衣下，压抑着每一个渴望成长的灵魂。中国是一个以家族、伦理为中心的社会[1]29，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学会做一个乖孩子，而父母对我们的期望则是另一个方向对我们的压抑，凡是和学习无关的游戏都被禁止，所有的个性全部否定，家长制下我们被塑造成一个个“模型”，适合社会的需要。影片中王葆是一个开始有着许多幻想、新奇想法的调皮小孩，在经过一系列的教育之后，变成了一个“好”学生。宝葫芦是王葆梦想和个性的象征，但最后在家长和社会的压制下，王葆最终“丢弃”宝葫芦，回归了社会体制的认同。

与中国民族性格的压抑性不同，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曾指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日本人……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程度上表现出来的。”从一个极端跳跃到另一个极端，没有任何过渡，却能够理所当然地并存，尖锐而和谐的矛盾。“日本人性格中是矛盾的，所有我们所认为的矛盾的说法却正是叙述日本的书籍的经纬”[3]。影片中汤婆婆和她的孪生姐妹钱婆婆正是这种矛盾的代表，汤婆婆的姐妹其实是她性格的另一面。魔女汤婆婆自身也是个善恶一体的人，她利用魔力控制了小白及千寻，凶狠狡诈，唯利是图，而她对自己的孩子却无限溺爱娇宠。她虽然很凶恶却又有基本的准则，讲究信誉，最后遵守与千寻的约定放她们一家三口回家。这个和我们传统遇到的十恶不赦的人是不一样的，她兼具善恶两面，是个矛盾的人，汤婆婆的凶狠一定程度上只是为了掩盖自己内心的脆弱，是日本民族性格矛盾的典型。

可以说，《宝葫芦的秘密》与《千与千寻》作为中日两国具有代表性的动画大片， 反映了中日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和文化观。《宝葫芦的秘密》是一部教育儿童如何成长的动画片， 塑造了一个不断压抑个人欲望向传统社会体制靠拢的小男孩。《千与千寻》则讲述了一个普通的小女孩如何在友情和亲情的帮助下获得自立的故事。一个重在讲道理，一个重在讲感情，两部影片中蕴含了深刻的中日文化差异。

中国的动画片曾有着光荣的过去，如今面临着严重的困境，在新的时代，我们应该吸取别人的成功经验，发扬我们自己的长处，再创中国动画的辉煌。宫崎骏曾说过：“我开始觉得应该画些表现儿童的单纯的、大气的东西……我想做的东西就是面向孩子们猛然棒喝你就要被你父母吞噬掉了！也就是从双亲那里独立出来[4]55。”而受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我们一直把动画作为教育孩子的手段，定位一直低龄化，观念的改变是走出困境的第一步。动画片主要是一种娱乐的手段，而不必把它当作一件政治任务，“通俗作品的作用在于，让观众从日常的压力下释放出来，泻积怨，发现自我内心中从来没有被注意到的憧憬和自我肯定”[4]52。面对国外动画的迅猛发展，我们应该打破原有观念，动画艺术形式适宜于任何年龄层，尤其是电影动画片，不仅仅是为孩子而作，也面向成人。同时也要不断提高动画创作队伍的专业素质，吸取国外先进的技术和创作理念。动画片是一种通俗艺术，是一种大众文化，不受民族、国家和语言的限制，对日本动画片成功之处进行借鉴，同时也要避免简单的模仿。我们要努力在现有的条件下，加强对观众心理的研究，争取创作出新的受广大观众欢迎的中国动画片，实现中国动画事业的再次腾飞[5]。

[1]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 杨薇.日本文化模式与社会变迁[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1.

[3]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

[4] 宫崎骏.思索与回归——日本的动画片和我的出发点[J].支菲娜,编译.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3):51-55.

[5] 李剑平.他山之石——日本动画片带给我们的思考[J].环球新视野,2000(9):69-71.

Abstract:Carto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in modern society. From Japanese cartoon Secret of the Magic Gourd and Chinese cartoon Spirited Awa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Sino-Japanese cultural differences,namely, the assimilative culture and associative culture and the depression and contradictions of national character. Meanwhile, it tries to find ways that can help Chinese cartoon out of trouble.

Key words:cartoon; Secret of the Magic Gourd; Spirited Away;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al differences

（责任编校：耿春红英文校对：杨 敏）

On Sino-Japanese Cultural Differences from Secret of the Magic Gourd and Spirited Away

ZHANG Hui-hui

(School of Literature,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J905

A

1673-2065(2011)02-0071-03

2010-10-03

张会慧(1985-),女,河北遵化人,吉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