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杰，崔纪敏

（1．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北京 100070；2．科技日报社，北京 100038）

农民争取话语权的一次尝试
——河北省枣强县“肖张小评论组”现象研究

张锡杰1，崔纪敏2

（1．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北京 100070；2．科技日报社，北京 100038）

在我国，农民是“话语权”最弱的一个群体。如何更好地保障农民包括“话语权”在内的各种权利和权益，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肖张小评论组”现象对今天有益的启示是：保障农民的话语权，必须搭建平台和畅通渠道；农民要争取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农民掌握话语权是个渐进过程，必须切忌越俎代庖和形式主义。

话语权；农民；肖张小评论组；农民权利；枣强

“话语权”从字面理解，“就是说话权、发言权，亦即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和权力”[1]。意大利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葛兰西，曾因领导工人的革命斗争多次被捕，从 1926年被长期关押。在监狱中，他对争取工人的“文化领导权”即话语权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夺取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来为最终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创造历史条件。上世纪 70年代，法国哲学家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一文中提出：话语不仅仅是思维符号，而且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人们通过拥有话语权而赋予自己以权力。应当说，福柯对话语权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也比较接近今天我们对“话语权”功能和本质的认识[1]。

在我国，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农业一直是弱势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相比于工人、军人、干部、知识分子和新社会阶层，农民是声音或者说“话语权”最弱的一个群体。可是，在上世纪 60年代末，在冀南平原枣强县肖张镇(当时叫公社)，一些有觉悟的农民却站出来开始了争取“话语权”的抗争。他们从在田间地头“说说道道”，到登上地区、省和中央新闻媒体的工农兵论坛“发言”；从维护自身权益、批评身边的错误观点，到评论国家乃至国际大事；从争取对经济、政治、社会的发言权，到争取对文学艺术的发言权。在近 10年时间里，“枣强县肖张公社贫下中农评论组”(以下简称“肖张小评论组”)，在各级报刊、电台、杂志发表涉及政治、经济、文艺和国际时事的小评论100多篇，影响波及衡水地区乃至全省。他们的小评论曾引起当时的省、地、县领导的重视，河北大学中文系曾派专人来研究总结他们的经验。他们当年写的一些文章虽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和局限，但今天读来仍有教育意义。同时，在争取农民话语权的实践中还培养历练出一批人才。

今天，我们正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切实保障人民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因此，认真回顾和研究发生在 40年前的“肖张小评论组”现象，对如何更好地保障农民包括“话语权”在内的各种权利和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民站出来“说说道道”的前前后后

枣强县肖张镇是一个有着革命传统与文化底蕴的地方。反映冀南人民抗日烽火的小说《平原枪声》，是以这一带人民可歌可泣的斗争历史为素材的，小说中的“肖家镇”就是以肖张镇为背景的。小说的作者李晓明是肖张镇程杨村人。40年前农民争取话语权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

1969年春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 3年，各地依然是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武斗升级、领导干部靠边站的局面。面临全国一片混乱的形势，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想尽快结束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的号召。但是造反派头头们出于帮派私利却不愿让对立面支持的领导干部站出来，落实干部政策遇到重重阻力。肖张村(当时叫大队)有个出身苦、素质好、工作有魄力的大队干部，在“文革”初期由于不理解群众运动而犯了“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的错误。党的“九大”后，他提高了觉悟并积极查找自身原因，取得了大多数群众的谅解。贫下中农要按照党的政策解放他，叫他参加“三结合”的革委会。但是帮派头头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利用派性和宗族观念蒙敝部分人，贴大字报、闹事，不同意解放那个大队干部，直接影响了春耕生产和村里的工作。

广大群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自动组织起来，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联系村里的实际，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纷纷站出来“说说道道”，争取自己的话语权。40年前的历史资料真实地记录下了当时的场面：

“这个说：‘毛主席教导咱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却破坏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咱们跟他们干！’那个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就是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干部政策的落实，就是妄图把水搅浑，使咱们分不清好坏人！’还有的说：‘白骨精表面是人，暗里是妖，想蒙骗群众，那是做梦吃枣卷——痴心妄想！’”通迅报道员把群众的“说说道道”及时登上黑板报，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揭露了阶级敌人的阴谋，教育了受蒙敝的群众，那个大队干部也很快被解放出来，参加了村里的“三结合”革委会①。

话语权往往同人们争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位和权益的话语表达相关，它包括对政治主张的阐发权、对自我权利权益的申诉权、对违法违规的举报权、对欺骗压迫的抗议权、对罪恶事实的控诉权、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权，等等。回过头来看，在这一过程中，肖张村农民当时争取的是对党的政策理解的阐述权和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权。斗争的结果，使农民们尝到了“说说道道”的甜头，也认识到要落实党的“九大”精神，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不抓革命舆论不行。

有人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工农兵论坛”，于是建议成立个替群众“说说道道”的评论组。公社贫下中农代表会及时把群众的意见反映到公社，公社革委会感到群众的“说说道道”教育了群众，促进了团结，推动了干部政策落实，就热情支持了这一新生事物。就这样，一个由10名贫下中农社员、2名革命干部、5名回乡知识青年参加的“三结合”小评论组成立了。之所以叫“贫下中农评论组”，是因为当时强调，在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在农村依靠贫下中农。小评论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围绕肖张村解放那个犯错误干部过程的“说说道道”，整理充实成一篇小评论，鲜明地提出：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包括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等，首要的是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抓住了这个关键，才能分清敌人和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小评论在公社广播站广播后反响很好，寄给新闻媒体，《河北日报》于同年 6月 19日在显著位置进行了刊登，后来听说河北省革委会负责人到河北日报视察工作时对这篇小评论还给予了表扬[2]。

二、从田间地头“说说道道”到登上新闻阵地“发言”

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历来重视通过创办报刊来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争取话语权。比如，1900年，列宁结束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后，立即着手创办《火星报》，并使其成为了团结俄国地下革命者的组织中心；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先后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和《湘江评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但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虽然新中国建立后，在政治上翻身作了主人，可由于传统观念和文化水平低等原因，对于写稿办报——在新闻媒体上“发言”，确实是门外汉。那时报纸上也有农民的文章，但多是因政治需要由记者操刀代笔的。也可以说，农民在新闻传媒上基本没有话语权。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3]。”他号召工农兵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占领新闻阵地”！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主观上显然是希望广大人民群众站在自己一边，“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但从客观效果看，这也为农民争取在新闻媒体上的话语权创造了条件。

肖张小评论组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起步的。憨厚的农民对毛主席的朴素感情被充分调动起来，开始了由用嘴“说说道道”向用笔“说说道道”、由在黑板报上“说说道道”向在报纸电台上“说说道道”的艰难跋涉。公社革委会主任、小评论组组长邱桂臣给大家鼓劲说：“毛主席号召咱工农兵占领新闻阵地，这就是命令！咱要像打冲锋一样，拼命地往上冲，冲不上去就是耻辱，就对不起毛主席②！”就是凭着这种信念、这种拼劲，10多个头上顶着高粱花、满手老茧的庄稼人，克服了新闻神秘论和文化水平低等困难，写出了一篇篇从农村实际出发、替贫下中农“发声”的小评论。由于文章说的是庄稼话，讲的是实在理儿，针对性强，没有当时穿靴戴帽的八股调，很合农民群众的口味，因此不少篇小评论被《人民日报》、《河北日报》、《衡水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以及《河北文艺》等杂志采用。“肖张小评论组”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关部门推荐他们参加了衡水地区和全省的新闻报道会议，并让他们在大会上介绍为农民“说说道道”的经验。小评论组的骨干和执笔人张锡杰、单维旭、李广池等人的名字，也不胫而走。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肖张小评论组”在争取农民话语权的探索中，之所以能够走得较远，取得一定的成效，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 学哲学，用哲学，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让哲学回娘家。”那意思是说，哲学来自于实际、来自于群众，工农兵学哲学是哲学又回到了“娘家”。当年，“肖张小评论组”在省、地、县大会上介绍他们的经验时，谈到他们的一个“诀窍”：“吃透上头，啃透下头，两头一碰，就有写头。” 这一“诀窍”的实质，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吃透上头”就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学懂弄通上下功夫；“啃透下头”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摸准摸透群众的脉搏；“两头一碰，就有写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旦和实际相结合，就必然会产生新的情况、新的经验、新的问题。而这些正是小评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比如，1969年12月 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他们写的小评论《越忙越要走群众路线》，就是“两头一碰”的结果。那年的 11月 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注意工作方法》的社论，小评论组认真学、反复学，还联系实际琢磨怎么宣传落实。当时正是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而上级要求 10天完成秋粮征购任务。有的村干部犯了愁，他们蹲在屋里掰着手指头左算右算，觉得又种麦子又收秋，再完成征购任务，时间、人力都不够。公社领导组织人们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群众是真正英雄的论述，把任务向群众交底，这一下，办法很快想出来了。为了腾出人、畜白天打场、送公粮，民兵们自动组织起来，晚上趁着月光，人拉车往地里送粪。结果，只用了5天时间就完成了秋粮征购任务。要是不走群众路线，光在屋里嘀咕，能提前完成秋粮征购任务吗？“越忙越要走群众路线”，这不正是应当“注意的工作方法”吗？于是，评论题目有了，内容也有了，小评论很快写出来了。

2) 立足农村实际替农民“发言”，讲实话求实理不盲目“跟风”。小评论组的立脚点，是立足农村实际替农民“发言”，赞成什么、批评什么、反对什么，都是从贫下中农的立场出发，体现的是劳动群众的意愿。比如，有些新干部参加“三结合”革委会后，丢掉了“锄把子”，不下地劳动了。景村党支部书记酒凤群，当生产队干部时，下地干活或出门办事经常背着个粪筐，见了乡亲就聊聊，碰见粪就随时捡起来。当了支书后，由于经常去公社开会或外出办事，就把粪筐“丢了”。没想到这一“丢”，乡亲们再见到他都敬而远之，有什么心里话也不愿和他说了。他想起毛主席关于“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教导[4]，意识到参加劳动与为群众掌好权的关系，就又背起了粪筐。小评论员写了篇《老酒又背起了粪筐》的通讯，《衡水日报》刊登后，在群众中引起了热烈的议论。有的说：“如果新干部们都像老酒这样，那该多好啊！”小评论组意识到这是贫下中农对干部的殷切希望，就为群众“代言发声”，写了一篇《“锄把子”与“印把子”》的小评论，明确提出：“搂紧‘锄把子’，才能攥紧‘印把子’。当干部的不经常和群众一块搂‘锄把子’，就会手皮嫩，脚底软，心没底。”《河北日报》1969年11月2日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心里有个定盘星，遇事有个主心骨，不跟风、不凑热闹，不为了单纯上报纸，这是“肖张小评论组”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回头看小评论组写的那些小评论，包括发表在 1972年 6月 5日《人民日报》的国际评论《美伪集团矛盾重重》，发表在《河北文艺》杂志 1974年第一期的《工农兵要做文艺的主人》、1975年第四期的《公社诗意浓 新曲壮山河——喜读诗集〈公社新曲〉》等，都是立足农村实际为群众“发声”的，虽然语言上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在政治上没有跟随“四人帮”跑的东西。

3) 官教兵，兵教官，互相切磋，共同提高，依靠集体力量攻关。实事求是地讲，小评论员们过去不但没写过评论，甚至连什么是评论也说不清楚。他们的办法是坚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写评论中学习写评论。学中干、干中学，官教兵、兵教官，互相切磋，共同提高，依靠集体力量攻破难关。小评论组中的公社领导站得高，经常给大家出题目；老贫农对党对社会主义感情深，立场坚定，是把关定向的；知识青年思想活跃，热情高、有文化，在工作中坚持做到“五多”(即多看、多听、多想、多分析、多动笔)，是评论组的有生力量。写评论前，多数是大家就一个问题展开讨论，你一言，他一语，七嘴八舌，各抒己见。这样一来，现实思想摆出来了，解决的办法找出来了，群众的生动语言也有了，再由主要执笔人进行综合，文章也就有雏形了。

4)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但人与人关系并不复杂，没有当今的“有偿新闻”之类。对于“肖张小评论组”能够敲开各级报刊、电台、杂志的大门，影响波及衡水地区乃至河北省，当时曾经有人猜疑是否有什么背景。其实，他们是一群真正的庄稼人，他们的小评论也全部是自己写的，不像当时一些“典型”的文章是由笔杆子们代劳的。小评论组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也与时代环境有关。当时的《河北日报》理论编辑、后任河北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的李秉新同志，1992年曾著文谈到初次见到小评论员张锡杰的情况：“记得大约在 1969年夏初，我编发了几篇署名‘枣强县肖张公社贫下中农评论组’的稿子之后不久，锡杰同志‘闯’进了编辑部。当时，锡杰一身家做粗布青衣，浑身透着冀中农民的古朴淳厚，说句玩笑话，演平原游击队大概不用化装，只是他那双大大的、明亮的眼睛显露着他的悟性与灵气。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但人与人关系倒不复杂，没有当今的‘有偿新闻’之类。编辑与作者之间都是平等地、推心置腹地讨论稿件，发表与否完全靠质量，并不讲什么‘关系’[5]。”

三、几点启示和思考

40年前，冀南平原枣强县肖张镇的农民争取“话语权”的尝试和实践，说明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农民不仅需要经济上的自主权，也盼望充分享受政治上的民主权力。从这样的视觉来研究“肖张小评论组”现象，就感到仍有启示和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保障农民的话语权，必须搭建平台和畅通渠道。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6]。实行改革开放已 30多年，经济上富裕起来的农民迫切希望能充分享受政治上的民主权力，切实保障自己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四权”都联系着话语权)。肖张镇农民争取“话语权”的尝试和实践启示我们，要保障农民的“四权”，就要有农民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和合理诉求的“平台”。一是要有农民“说说道道”的场所和阵地。过去，村里有黑板报，乡里有广播站，农民要“发言”有场所、有阵地。现在不少村庄，村里连个办公室都没有，村民要“说说道道”连个场所也没有，网络又普及不到村村户户，并且网络也只能覆盖青年农民。二是要畅通民意和利益诉求表达渠道。近年来，一些地方开通了“省长信箱”“市长信箱”，直接听民声、解民忧、集民智，畅通民意和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取得明显效果。最近，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正式推出“直通中南海——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构留言板”，让网民直接向中央领导表达意见，进一步畅通了和拓宽了民意诉求表达渠道。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一些地方农民诉求表达渠道还不畅，群众上访和群体事件增多也说明了这一点。另外，一些新闻媒体上也没有直接听取和反映农民呼声的栏目，农民还是声音最弱或者说话语权最小的一个群体。

其次，农民要争取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也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农民政治上翻身作主人、经济上解决温饱奔小康的目标，都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实现的。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农民的“四权”切实落到实处，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当年，“肖张小评论组”在争取农民“话语权”的探索中之所以能够取得明确成效，根本原因是当时公社党委和两任公社书记邱桂臣和赵其章的支持和指导。加强党的领导是农民争取更多更切实民主权利的根本保证。同时也要看到，农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农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必然要求基层党组织在领导方式、思维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有新的转变，要求基层干部在领导水平、工作能力上有新的提高，这就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提供了契机。

其三，农民掌握话语权是个渐进过程，必须切忌越俎代庖和形式主义。农民掌握话语权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一个渐进过程，既不能裹足不前，也不能操之过急，正确的做法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当年，河北省与“肖张公社贫下中农评论组”齐名的小评论组有好几个。有的昙花一现，有的不久就跨了。事后了解，这些小评论组有的是县报道组急功近利、越俎代庖代为操刀的；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挂的“贫下中农评论组”的牌子，卖的个人“私货”。“肖张小评论组”是货真价实的农民评论组，在近 10年中，评论组的骨干，有的上学，有的调动了工作，但老的走了新的又涌现，评论组的牌子一直没倒。所以有人说，“小评论组成了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好场所”。他们的经验今天仍有借鉴意义，这就是在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要扎扎实实地推进，切不可一哄而上，搞违背民意的越俎代庖和形式主义。

注释:

① 枣强县肖张公社贫下中农评论组编《“三结合”的贫下中农评论组好》，发表于1970年10月15日河北日报社出版的《工农兵通讯员》72-81页。

② 枣强县肖张公社贫下中农评论组编《俺们是怎样写评论的》，发表于1970年4月1日河北日报社出版的《工农兵通讯员》15-23页。

[1] 张国祚.关于“话语权”的几点思考[J].求是,2009:(9)43-46.

[2] 枣强县肖张公社贫下中农评论组.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N].河北日报,1969-06-19(2).

[3] 毛泽东.伟大的真理,锐利的武器[J].红旗,1967(9).

[4] 毛泽东.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永葆劳动人民本色[N].人民日报,1967-05-06(1).

[5] 李秉新.寻觅[M]//张锡杰.上下求索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212-213.

[6]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1).

Abstract:In China, the farmer is a group whose version rights is the weakest. How to guarantee farmers’ rights is an important issue worthy of research. The beneficial enlightments of the Xiao-Zhang comment group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o guarantee farmers’ version rights, a paltform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the channel should be made smooth. Secondly, more practical democratic rights should be got in an orderly wa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astly,farmers should know that getting version rights is a gradual process, and should not exceed their mandate and make it a mere fomality.

Key words:version rights; farmers; comment group of Xiao-Zhang; farmers’ rights; Zaoqiang

（责任编校：卫立冬英文校对：吴秀兰）

An Attempt of Farmers Striving for Version Rights——A Research on the Essence of Xiao-Zhang Comment Group from Zaoqiang County, Hebei Province

ZHANG Xi-jie1, CUI Ji-min2
(1. Beijing College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70, China;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Beijing 100038, China)

D668

A

1673-2065(2011)02-0027-05

2010-09-26

衡水学院科研资金资助项目(2010026)

张锡杰(1946-),男,河北枣强人,原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副主任,原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法学硕士;

崔纪敏(1948-),女,河北冀州人,《科技日报》社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