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娟，王 珍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论中国拼接小电影

高丽娟，王 珍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拼接小电影是我国的一种新兴的电影形式。它产生于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以叙事的拼接、戏仿、狂欢为主要特征；蕴含着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抗，承载着影视书写的意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

中国；拼接小电影；戏仿；狂欢

2005年 12月 31日，一部名为《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短片惊现网络，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短时间内就以令人惊叹的点击率红遍了大江南北。事实上，技术时代和泛媒介时代的到来，不仅促进了中国传统电影市场的勃兴，还催生出了一系列的副产品。《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春运帝国》、《大史记》以及中影集团制作的《黄牛三人党》，就是这众多衍生物中的一类。这些小短片，大都由剪辑自经典电影的片段拼接而成，借助网络进行传播，受众集中于网民，具有较强的娱乐效果。凭借其新颖的形式和颠覆传统的娱乐精神，它们在网络上迅速蹿红，掀起了拼接小短片的创造高潮。但对于此类短片，目前学界的讨论还比较少，定义也是众说纷纭，比较含糊。根据其主要特点，笔者姑且将之命名为“拼接小电影”。“拼接小电影”这一新兴电影形式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电影的固有认知，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因此，本文试图从其特点、文化意义和未来走向入手，对这一类型的影片做初步界定和探讨。

一

“拼接”是命名“拼接小电影”的关键词，也是这类短片最为显著的叙事特征。2001年由黑冰影像和小宝传播联合制作的《大史记 1》，就是剪辑了《东邪西毒》、《鬼子来了》、《霸王别姬》、《荆轲刺秦》、《有话好好说》、《董存瑞》、《苦菜花》和《智取威虎山》等多部电影的片段，重新组接、粘贴而成；2005年由胡戈制作、引爆网络点击率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选取了《无极》中的数个镜头进行重组；2009年由中影集团制作的《黄牛三人党》，则剪辑、拼接了一系列中影自己投资拍摄的电影片段，包括《赤壁》、《投名状》、《云水瑶》、《长江七号》、《疯狂的石头》、《寻枪》等。在考察了一系列类似的短片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拼接”是这类小短片最主要的制作手段和叙事方式。而“拼接”恰恰是后现代主义典型的叙事手段“拼贴”在小电影中的实际运用。波林·玛丽·罗斯诺说，拼贴是“一种关于观念或意识的自由流动的、碎片组成的、互不相干的大杂烩似的拼凑物，它包含了诸如新与旧之类的对应环节，它否认整齐性、条理性或对称性；它以矛盾和混乱而沾沾自喜”[1]。詹姆逊也认为“拼贴，像戏仿一样，是对一种特殊或独特风格的模仿”[2]。而哈桑，更是将“种类混杂”视为后现代文化艺术“重构”趋势的重要特征，认为它是一种“专事拼凑、仿作的‘副文学’”[3]。从这个意义上讲，“拼接小电影”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主旋律出乎意料地和谐。

“戏仿”一词，虽然早已有之，但它真正凸显出来、被大量运用于艺术创作实际中，却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之后。有研究文章指出：“戏仿的对象具有某种约定俗成的神圣性。它的崇高感已经牢固地积淀为接受大众的心理定势。戏仿就是瞬间抽掉文艺神坛上祭祀膜拜的经典,从而享受急速心理落差造成的刺激与快感[4]。”当然，戏仿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搞笑或恶搞，而是在解构的基础上赋予被戏仿的事物新的内涵和价值。实际上，除了“拼接”之外，娱乐效果极强的剧情、场景、对白和人物造型，也是成就“拼接小电影”的关键元素。仔细分析这些场景、对白和人物造型，不难从中捕捉到“戏仿”的影子。譬如《大史记 1》就让虞姬和楚霸王一改往日固定的人物形象，唱起了《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胡戈制作的《春运帝国》则是让陈道明以其在《英雄》中扮演秦始皇的形象充当主持人，讲述了故事的始末；《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更是戏谑地套用了央视《法制现场》的节目形式；而在《黄牛三人党》中，曾以《赤壁》里诸葛亮潇洒扮相出镜的金城武，竟操着一口类似小沈阳的东北话活跃于剧情中。多种戏仿手法在“拼接小电影”中的灵活运用，将影片的娱乐效果推到了极致，彻底解构了传统电影的崇高性和严肃性。戏仿制造出的搞笑和荒诞背后，是一种让人触目惊心的生活的真实。在观看《黄牛三人党》和《春运帝国》时笑声的间隙，我们可以从火车站拥挤的人群中看到买票的艰难和人们回家的渴望，以及票贩子们丑陋行径的真实写照……正是因为揭示出了看似荒谬的情节背后的真实，戏仿才达到其圆满，获得了大众的心理认同，而不仅仅是沦落为博取笑声的低俗恶搞。显然，“拼接小电影”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戏仿”，不但在客观上达到了一种以超文本的方式来消解崇高、改造传统、颠覆经典的目的，更在笑傲票房之际，引人深思。

进一步分析“拼接小电影”，还会发现这样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此类小短片的台词来源十分混杂，既有经典电影的台词，又有广告词、日常用语、流行歌曲或网络语言；既有标准语，又有各种方言、俚语。整部影片的配音由声音片段接续组合而成，俨然一个语言的大杂烩。如《大史记 1》中战士审问抓回的罪犯时使用了源自美国的“米兰达警告”，使影片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性；而祥子和虎妞的对话不仅采用了京剧的唱腔，而且还兼用了广告语。除了配音，在影视片断的选取上，“拼接小电影”也自由到了令人咂舌的地步，不论是古装的还是现代的，高雅的还是大众的，国外的还是国内的，都被打破了一切等级，融为一炉，为新的故事情节服务。加之“拼接小电影”在网上如旋风般的传播速度，网民对其近乎狂热的追捧，都使人联想到巴赫金的“狂欢”诗学体系。周宪曾对“狂欢”理论的特征做了如下分析：狂欢具有全民性，在此类文化中，没有分工，人们同时充当演员和观众的双重角色；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被取消，建立起新型的关系；狂欢使神圣同粗鄙，崇高同卑下，伟大同渺小，明智同愚蠢等等接近起来，团结起来，定下婚约，结成一体；一些所谓的粗鄙言论，甚至污言秽语，也都在狂欢中表达出来[5]237-240。通过运用“狂欢”化的书写方式，“拼接小电影”以戏谑、夸张、诙谐的手法突破了传统电影旧有的叙事结构组织方式，暗合了后现代主义解构、去中心化、零散叙事的文化逻辑。

“拼接”“戏仿”“狂欢”不仅是“拼接小电影”的主要艺术特征，更是后现代主义作品最重要的叙事策略，这足以表明“拼接小电影”和后现代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哈桑的定义，后现代文化主要具有如下特征：不确定性、凌乱性、非原则化、无我性、无深度性、卑琐性、不可表现性、反讽、种类混杂、狂欢、行动、参与、构成主义、内在性[6]。从哈桑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在“拼接小电影”的身上找到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影子。

二

产生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下、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的“拼接小电影”，存在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和深层意义。

2005年末，《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横空出世，在网络上甚至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其作者胡戈将陈凯歌导演的《无极》改编成了一部拼接版的法制现场，本着娱乐大众的精神，在朋友堆里晃了一圈后被人传上了公共论坛，却没料到这一深具娱乐、讽刺和恶搞精神的视频短片受到了网民热烈的追捧，成为2006年互联网上最重要也最知名的娱乐段子。若不是陈大导演在出席柏林电影节时愤怒的一句“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也许胡戈这个名字早已在网络上销声匿迹，被人们遗忘。但陈凯歌的愤怒高呼，却在实际上扩大和延长了胡戈的名人效应，在公众中引发了一场关于“馒头”的大战，所有人都在发表自己对此事的褒贬。这反而使《馒头》一剧人气激增，甚至有超越《无极》之势。有意思的是，陈导演最初一直叫嚣着要将胡戈告上法庭，但最后却不了了之。事实上，在胡戈和陈凯歌这一段公案背后暗藏的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抗。胡戈作为广大网民和《无极》众多接受者中的一员，可以说是“草根”的代表；而陈凯歌作为中国电影界的领军人物之一，被视为精英文化的代言人。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可谓是由来已久。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认为：“社会总是由两个构成要素组成的动态整体：少数人和大众。少数人是这样一些个体或个体组成的集团，他们被赋予某种特殊的资格。大众则是没有这样资格的人们的群体[5]38。”显然，在泛媒介社会和商品社会到来以后，网络成为新的传播媒介和重要载体，市场成为新的衡量标准，而作为市场终端的广大民众，则掌握了市场的主导权和裁判权。于是，奥尔特加所言的“少数人”的特殊资格已经受到来自大众的空前挑战，而作为“少数人”的精英团体，势必要维护自己长期以来的话语霸权。这样一来，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矛盾就趋于尖锐。《馒头》一案，正是这一尖锐矛盾的体现。电影《无极》空洞的内容，混乱的逻辑，在《馒头》短片中受到了无情的嘲讽和调侃，并得到了大众的广泛认可。与此相对，《无极》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高票房和低评价的矛盾现象在其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任何一部作品完结并进入消费市场并不意味着它的完成，它一经推出，任何受众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对其做出自己的理解和认知。但是精英文化往往希望以自己的理解来垄断，甚至操控大众对这一作品的文化理解和评判权利。胡戈正是第一个站出来，成功地运用视觉语言表达了普罗大众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艺术并不是精英权威所能垄断和掌控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并且能够创造。虽然不是所有的拼接小电影都采用这种方式与精英文化对抗，但是，戏谑的嘲讽，坚决的拒绝，却是他们在面对精英文化时共有的姿态。因此，“拼接小电影”，正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对抗的缩影。

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间力量的消长在“拼接小电影”上也有直接的体现。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继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获得广大网民的青睐后，中影公司推出了搞笑贺岁片《黄牛三人党》，以官方的形式继续将“拼接小电影”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凤凰卫视将其评价为“对于中影这次颇具娱乐精神的尝试，最搞笑的不是短片本身，而是这部短片竟然是正牌的‘中影作品’”。由此，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抗结果不再是精英文化独占鳌头，而是反过来向大众文化靠拢，以获取更高的民众支持率。正如奥尔特加所言：“过去曾经被少数人享用的文化，如今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转而成为大众的文化消费内容[5]38。”这一结果的出现，其直接推动力是大众的认可，而大众则约等于消费者，消费者意味着市场，市场则代表着利益。所以，大众力量的根本来源是利益。大众文化的蓬勃兴盛和经济利益的指挥棒，促使精英文化不得不退守并对自己做出调整以期顺应市场的潮流。

对待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呈现出一种反抗和颠覆的姿态，而“拼接小电影”成为这一反抗和颠覆实现的媒介之一。进一步考察“拼接小电影”，我们发现，在技术层面上制作这样的一部小电影所需的条件非常简单，不过就是几部影视大片和一些容易操作的合成软件、配音软件之类。如此低的门槛，使得影视书写降低了姿态，以另类的方式走入人们的视野。之所以说其“另类”，是因为过去的影视书写，往往指直接创作影视剧本或将文学文本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写作方式。如今，随着软件合成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过去那些高门槛的影视制作所需要的雄厚资金、技术配备、专业的技术等一系列普通大众所无法具备的物质条件，都不再是制约文学文本转化为影视作品的主要因素。同时，随着技术门槛的降低，影视书写也不再是作家的专利。因此，将影视书写的定义由“为影视而写作”改成“用影视来写作”似乎更为符合当前的实际。而这里的“影视书写”，更倾向于民间制作、大众出品，相对于过去的影视书写自然是“另类的”了。当然，“拼接小电影”作为民间影视书写的一个代表，无疑是其中最赚人眼球的。通过重组大片片段，添加各种配音，“拼接小电影”将大众所熟知的传统经典作品的片段改组成新的故事情节，通过与所改编的源文本的强烈对比，凸显了“拼接小电影”的娱乐性和颠覆性。因此，和其它的民间“影视书写”相比，它无疑具有更大的市场优势。另外，比之文学文本，影视书写将思想以声音、动作、形态、对白、画面在屏幕上呈现出来，给受众以更为直接、强烈的视听冲击，更富吸引力。

需要注意的是，“拼接小电影”的出现固然对影视书写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意义可以被盲目扩大化。对于传统的影视书写来说，“拼接小电影”还存在着许多让人无法忽视的问题。首先，“拼接小电影”用剪辑的片段来支撑影片的情节，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影片的表义。影视大片固然多不胜数，其经典片段当然也可以随手拈来，但是要选择恰好能与设计思路完全吻合的片段，恐怕还是力有不逮。其次，由于起源自网络，制作于民间，“拼接小电影”的质量问题还是让人无法忽视，目前看到的很多此类影片，大都加工粗糙，逻辑混乱，缺乏可看性。偶有入眼之作，也难免带有夸大恶搞、只为博君一笑的嫌疑。鉴于这些“拼接小电影”无法摆脱的硬伤，还是有必要对其内容、题材、表达方式做更深入的思考，以明确其对于影视书写的承载意义。

三

源自民间的拼接小电影固然有其无法摆脱的硬伤，但作为新生事物，它还是凭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市场号召力，在主流的电影话语中挤得了一席之地。2006年，贺岁影片《大电影之数百亿》，耗资千万，采用了大量的戏仿元素，恶搞了《功夫》、《十面埋伏》、《无间道》、《花样年华》等 20多部经典电影；2009年，中影集团推出了官方搞笑贺岁大片《黄牛三人党》；2010年，电影《越光宝盒》，让《功夫》、《大话西游》、《长江七号》和《疯狂的石头》中的某些人物穿越回了三国。这些主流影片，或者直接沿用“拼接小电影”的叙事方式，或者在思路上作出一些调整，但不论怎样调整，都不难从中寻出“拼接”“戏仿”“恶搞”等和“拼接小电影”相吻合的元素。正是这些吻合的元素，从侧面证明了“拼接小电影”所拥有的活力和其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性。

当然，“拼接小电影”的生命力，终究还是来自于其对市场环境的适应性和其自身的文化价值。进入到商品社会后，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工作压力增大，生活节奏加快，价值观念发生变化，速食文化赢得了大众的青睐，而“拼接小电影”恰恰在很多方面，符合了这一文化潮流。首先，它短小精炼，占用时间少，完整性强；其次，出于对传统的颠覆和恶搞，它具有极强的娱乐效果，符合了大众普遍的观影心理。再次，“拼接小电影”的搭载平台多样，可以在手机、MP4、PSP、PDA、电脑的播放器上播放，不受地点限制，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另外，“拼接小电影”既具有主流大片无法比拟的亲民性，又有普通的视频短片无法企及的故事性和娱乐性。这些优点，是“拼接小电影”未来发展强有力的催化剂。

但即使具有这些外在的优势，如果没有自身深层的文化价值，缺乏深刻的灵魂，“拼接小电影”也终究会像那些仅仅是为了娱乐、放纵、恶搞的文化垃圾一样，消逝于历史的长河。考察网络上众多的“拼接小电影”，很容易可以从中找出较为成功的案例，同时也不难从这些成功的短片身上找出一些共同的因素。拿《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来讲，它集中批判了影片《无极》不合逻辑的叙事方式，嘲讽其不伦不类的母题缀接，同时对第五代导演发起的一味追求世界影响力、忽视本土观众需求的大片潮流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而《春运帝国》和《黄牛三人党》则将焦点分别对准了我国的春运一票难求和票贩猖獗的问题，以反讽的方式间接地表达了对社会民生问题的关注。这3部小电影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能够真正触动人的心灵，引起观者广泛的心理认同。试想一下，假如不是胡戈在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创意和制作方面相较“正版《无极》”高出一筹，同时又代表了普罗大众的心声，那么《馒头》一片还会引发出那场“血案”吗？还会有那么高的公众支持率吗？甚至，后来一系列类似的小短片还会相继出现吗？因而，只有这种符合大众深层心理需要、有一定文化蕴含和问题意识的“拼接小电影”，才有可能禁得起观众审阅和时间的考验，走向真正的成功。

当然，“拼接小电影”要想真正走向市场，还有很多问题要考虑：如版权问题、技术问题、流通范围的局限性问题和与主流媒体的对接问题等等。但通过描摹拼接小电影的全貌，来探知其背后泛媒介时代文化的一斑，却是相当有价值的。

[1] 波林·玛丽·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4.

[2] 詹姆逊.文化转向[M].胡亚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5.

[3] 朱立元,李钧.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01.

[4] 傅莹.当下中国电影戏仿美学之思——由周星驰电影说开去[J].当 代电影,2005(4):120.

[5] 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37-240.

[6] 哈桑.后现代转折[M].王岳川,译.哥伦布:俄亥俄州大学出版社,1987:56.

Abstract:Splicing small movie which comes from postmodern cultural context is a new form of Chinese movies and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splicing, parody and revelry in itsnarration. It contains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popular culture and elite culture, bears the significance of film writing and shows its strong vitality and broad prospects.

Key words:China; splicing small movie; parody; revelry

（责任编校：耿春红英文校对：杨 敏）

On Splicing Small Movie in China

GAO Li-juan, WANG Zhen

(College of Literatur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06, China)

J922

A

1673-2065(2011)02-0067-04

2010-10-09

高丽娟(1986-),女,河北行唐人,山西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

王 珍(1986-),女,山西太原人,山西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