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浩明

(贺州学院 人文与管理系,广西 贺州 542800)

潇贺古道及其岔道贺州段考

韦浩明

(贺州学院 人文与管理系,广西 贺州 542800)

潇贺古道地处南岭走廊中部的崇山峻岭,是古代中原沟通岭南的重要通道之一,对其主、岔道走向及修筑时间的考证,可以理清广西东部交通网络形成的大致历程。同时证明广西东部陆路交通干道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既与军事、政治、经济等因素有关,也离不开人口迁移、定居、增殖等因素,是多个朝代共同修筑、打造的结果。

潇贺古道;岔道;考证

古道,顾名思义,是指古代的交通道路,包括驿道、官道、民间大道、乡间小道等等。潇贺古道是南岭走廊中部最重要的通道之一,由湖南潇水连接广西东北部的贺江,是一条水、陆兼程的通道,不仅包括官修的“新道”、驿道,而且包括民间修筑的各种道路,是区域内不同的族群文化互动及其与外界交往的纽带。通过实地考察,结合地方史志文献、考古资料、古村落、古墓葬、古碑刻、各类历史遗迹、族谱,甚至民间口传故事、人口分布情况等,探讨潇贺古道及其岔道的相关问题:一是主、岔道的走向,一是主、岔道修筑的大致时间。目的是理清贺州境内古代的交通网络,澄清一些历史质疑。请专家学者斧正。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学术界对古代“过岭”通道研究的日益关注,作为秦汉时期南岭走廊四大“过岭”通道之一,潇贺古道也受到了地方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1]、《全方位与多功能:历史时期岭南交通地理的演变发展》[2]、《岭南走廊:帝国边缘的地理和政治》[3]等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对古道的经济交往、文化互动、军事政治功能等作了探讨。笔者利用地域之便,对古道及其岔道进行实地考察,并同地方史志办、文管所的同志进行商榷。在比对搜集到的史籍文献、实际调研、考察材料后,发现了诸多问题。虽然撰写过《秦汉时期的“潇贺古道”》[4]、《秦过岭“新道”考证》[5]两篇文章,对潇贺古道及秦“新道”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但把探讨的重点仅仅局限于富川瑶族自治县境内的一段主干道。对其余主、岔道的考证很少甚至还没有涉足,使读者或其他研究者无法了解潇贺古道的整个交通网络,对其走向、布局、开辟时间难于确定。特别是研究古代广西交通和标识《广西历史地图集》的专家学者,尚有许多质疑的问题需要解决。故在此提出一些个人观点与诸位探讨,以图对“图集”的标识有所帮助。这是撰写此文的缘由之一。

其次,在我们现今能够查阅到的历史文献资料中,有关贺州“古道”材料的记载不仅十分稀少,而且相当模糊,有线路走向的叙述但没有修筑时间的问题十分突出。例如,民国梁培火英、龙先钰等纂修的《贺县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清)叶承立纂修的《富川县志》(清光绪十六年刻本)、民国潘宝疆、卢世标纂修的《钟山县志》(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等,均如此。上世纪末出版的各县县志,要么照抄传统地方史、志存留的材料,要么以实际存在的大道加以记载,很少进行实地考察,或因考证方式、研究方法存在缺陷,最终造成记载失误。如盘承和主编的《富川瑶族自治县志》有关秦“新道”的记载,“自湖南省道县双屋凉亭起,经江永县进入富川瑶族自治县境内的麦岭、青山口、黄龙到古城接贺江水路止,全程170km,其中在富川县境内的约65km,路宽1-1.5m,路面主要由鹅卵石或者青石块铺成”[6]203。显然是不可靠、甚至是错误的[5],但陈乃良、司徒尚纪、彭兆荣等学者都引用,原因在于外地学者很难到实地进行详实考证,以至错误地加以引用。平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平乐县志》记载的平贺梧通道,只有与昭平官道相接,却没有明确与钟山境内大道相接的地点,其有关“府江”大道秦“辟”明“修”的记载也与史实不符[7]232。除地方志外,一些史书的编写者也不加考证地予以引用。如张若龄主编的《广西公路史》把后来的通道当作秦辟“驿道”。其记载如下,大致利用原有古道,沿着秦军打通的路线进行扩建。就广西地区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条:

其一,扩建自今广西全州经兴安、桂林、阳朔、平乐至钟山的驿道。

其二,扩建自今湖南道县经江永、广西富川、钟山、贺街、信都至苍梧的驿道。

其三,修筑自苍梧贯通岭南三郡的驿道;其四,开辟连接北流江、南流江间的驿道……[8]10。这一结论对广西陆路交通的研究有较大影响,许多学者接受且不怀疑其缺陷。如《桂林交通发展史略》即是一例[9]38。事实上,这些记载和研究结论值得商讨。因为在实地考察中,我们根本找不到钟山县境内秦朝开辟驿道的任何遗迹,也没有发现来自平乐、富川的驿道与之相接的地点。两条驿道在钟山什么地方汇合?沿着那里走向贺街?还有就是通向苍梧的驿道,苍梧是不是今天的苍梧?如果是,为什么要绕如此远的路程?如果不是,此地应该是古广信(今广东封开)还是梧州?梧州称谓始于唐武德四年(621年),城则建于宋开宝六年(973年),明初才增筑加固,秦代有必要修一条驿道至此吗?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为此,从区域乃至全局视角出发,对整个广西东部特别是贺江流域的古代交通系统进行全面考察,分析“古道”开辟的可能性和存在理由,判定主、岔道形成的大致时间,以澄清误解是十分必要的。

二、潇贺古道主、岔道及其走向

潇贺古道主、岔道均分布在南岭山脉中部的丘陵、山缝中,境内地质构造复杂、地貌类型多样,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75%以上,山岭海拔普遍在600～1000米之间,素有“八山半水一分田”之称。由于构造、岩性以及流水的侵蚀、切割,以致山体破碎,喀斯特地貌特征显著。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古代社会,严重制约着道路的开辟,使之只能按照自然地势曲折蜿蜒在崇山峻岭的山垭、低谷和走廊地带。潇贺古道及其岔道,就是从这些山缝中穿行而过的。

(一)民间通道分布

根据史料记载、出土文物和实地考察,可以初步判定,先秦时期,由今湖南进入广西贺州市境内的民间通道大致有六条。

1.桃川→石枧→谢沐关→小水→朝东→古城通道,为南北走向。

2.麦岭→黄龙→古城通道,为南北走向。

3.枇杷所→石家→古城通道,为东西走向。

4.白芒营→红岩→古城通道,为东西走向。

5.涛圩→莲山→古城通道,为东西走向。

6.大圩→壕界→开山通道,为南北走向。

秦在统一岭南和巩固统治的过程中,在原有小道的基础上修筑“新道”,使中原进入岭南的交通条件大为改观。从目前研究的成果进行归纳,潇贺古道在贺州境内的主干道有三条:一是《富川瑶族自治县志》记载的秦“新道”;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条古道,但不是秦“新道”[5]。二是桃川→石枧→谢沐关→小水→朝东→古城通道(即靠近西岭山的湘贺古通道,也是笔者认可的真正意义上的秦“新道”)。三是大圩→壕界→开山→桂岭通道。这三条道路进入贺州境内后,都充分利用贺江及其主要支流桂岭河的水运条件,构成水陆交通大动脉,其地位在唐代以前十分重要。因为“从道州风驰于富川,临贺之郊,则两粤之藩篱尽决矣。”[10]所以,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在贺江流域设置广信、封阳、临贺、冯乘、富川、谢沐六县,加上东翼的端溪、高要,西翼的猛陵、荔浦为拱卫,既确保了潇贺古道的畅通,又凸显了其在巩固边疆的重要地位。

(二)通道走向

唐宋以后,随着岭南经济的发展,潇贺古道区域的生存条件不断改善,人口逐渐增多,原有的交通道路日益完善,新辟的道路逐步增加,为人口的进一步迁徙、流动创造了条件。从民国时期及其以前出版的史籍、地方志中,我们可以查阅到有关潇贺古道及其岔道在明、清时期的大致情况。如民国《贺县志·社会部》记载:陆路由县城(今贺街)出东门,上关北路、尚义桥、迎恩桥、五里桥、石牌塘、茶庵、狮子塘、狮子桥、芳林塘、谢岭塘、富川界(今钟山县地)。……出南门照壁桥、王仙桥、系云桥、南木洞、水竹塘、梅花塘、青草塘、山心塘、乐善堂、泥桥、赤尾桥、黄公桥、双桥塘、苍梧界。……由县城自东门东浮桥、溪桥、上水东、出花桥、黄洞口中、大宁圩、桂岭汛、壕界塘、江华界。……又自里松汛东北路温泉庙过毡帽界至桂岭。清光绪《富川县志·营防汛地》也记载,由县城出发,经石坝塘、长溪冈塘、拐子塘、钟山塘、羊头塘、龙门井塘、接贺县界的谢岭塘,等等。这些地方志材料清楚地标示了由湖南进入贺州的7条通道。

1.石枧→谢沐关→小水→秀水→朝东→城北→富阳→古城通道。

2.麦岭→青山口→黄龙→富阳→古城→石坝塘→长溪冈塘→拐子塘→钟山塘→羊头塘→龙门井塘→谢岭塘→芳林塘→狮子桥→狮子塘→茶庵→石牌塘→五里桥→迎恩桥→尚义桥→贺街→南木洞→水竹塘→梅花塘→青草塘→山心塘→乐善堂→泥桥→赤尾桥→黄公桥→双桥塘→苍梧界通道。

上述两条道路在古城汇合后,充分利用贺江水源,形成了潇贺古道主要的水路干道,但陆路干道也从此地开始向南延伸。

3.枇杷所→石家→富阳→古城通道。

4.白芒营→红岩→福利→富阳→古城通道。

5.涛圩→莲山→古城通道。

6.白芒营→永济亭→竹子坳→新华→石栎坳→古城通道。

7.大圩→壕界→开山通道。此段是南北走向,但到开山后分为两道:一是桂岭→大宁→黄洞→花桥→上水东→溪桥→贺街或者桂岭→螺石→永庆→贺街;一是斧头山→温泉庙→里松→大巩桥→梵王寺→贺街。

非常明显,由湖南进入贺州境内的大道,除前面两条即潇贺古道的主干道是自北而南走向外,其余各条都是自东向西与潇贺古道的主干道汇合,是岔道。汇合的中心一是富川的古城(现在被龟石水库淹没了);一是八步区的贺街。表明这两个古镇曾经是历史上潇贺古道干线的重要枢纽。

此外,明清时期,随着少数民族和外来人口迁徙定居,境内村寨之间的联系小道不断增多,现今古村落之间相互联接的古道大都形成于这一时期。清末民国时期,由于境内矿产资源开采、商业发展,驱动了商品贸易的繁荣,民间商道得以拓展。如从白芒营→新华、河路口→白沙→望高、羊头→黄田、水岩坝→黄田等各地的道路日益繁忙。但这些道路只是潇贺古道的岔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潇贺古道。

三、潇贺古道主、岔道修筑时间考

路,就在脚下,是日积月累被人踩出来的。所以,研究古代交通道路,人和军事、政治、自然地理环境一样,都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考证了秦过岭“新道”,探讨过贺江流域的农业开发,但对区域古代交通网络的分析仍有欠缺。在标识“潇贺古道”、“安南贡道”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研究“潇贺古道与贺江流域历史文化变迁”项目的实地考察、资料整理时,发现史料中记载道路修筑的问题含糊不清,民间故事越传越离谱,因而考证史实、纠正偏差十分必要。

首先是对潇贺古道陆路主干道的考证。

潇贺古道陆路主干道由湖南进入富川,即桃川→石枧→谢沐关→古城→钟山→贺街→信都直达苍梧的通道,自北向南纵贯贺州全境,是什么时候修筑的?因为缺乏史料记载,没有人能够准确回答。张若龄主编的《广西公路史》认为是秦辟“驿道”,我认为这一结论是错误的,是把清代的大道或者说“驿道”与秦“新道”相提并论。事实上,此通道是历经多个朝代分段修筑的,直到清光绪年间才全线整修,架桥筑路,全程贯通。现存钟山县境内的十二车桥摩崖石刻明确记载:光绪十八年,头品顶戴广西巡抚江都张联桂檄总兵马进祥,率丁春五百八十三人,开通平梧陆路。伐山斩木,摧高夷险,自平乐之榕津至苍梧之龙母庙。为道五百四十九里,造桥梁七十八,设渡三,建行馆七所……。此路宽一米左右,途经现在钟山县的燕塘、公安、石龙,然后直接到平桂管理区的沙田,并没有经过钟山县城,不可能与秦“新道”有直接的联系。

那么,《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的秦“新道”,是怎样联通汉代的富川县治所的?(西汉的富川县治所在今钟山县县城)根据实地考察,我们认为,秦代所筑“新道”最多只能到达富川的老古城(已经被龟石水库淹没),或者仅仅到达今天富川县的城北镇而已[5]。由古城到县治(今钟山)路段,应该修筑于汉代,原因在于汉代文物的出土,一是柳家、龙井、东门庙、独柳等沿线分布的古墓群;二是钟山县城厢镇境内白马村合掌山“隋安乐县君蒋氏神道碑”石刻,证明这是汉代的主要交通线。况且,在富川县西岭山沿线的朝东、城北、富阳、柳家四乡镇发现了大批古墓群,包括蚌贝古墓群(朝东)、子贝岭古墓群(朝东)、黄桑塘古墓群(城北)、朝阳古墓群(城北)、沙子街古墓群(城北)、二龙塘七星堆古墓群(富阳)、莲花塘古墓群(富阳)、三板桥古墓群(富阳)、大岭古墓群(古城)、中屯古墓群(柳家)。这也是陆路通道存在的最好证明。

钟山→贺街路段,从沿线发现的周屋厂、石花岭、狗骨塘等古墓群分布的情况考察,可以确定汉代即有通道。贺街→信都路段,不可能是秦汉时期修筑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当年秦军南下攻击的中心是番禺,在水路交通条件已经十分便利的情况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环境恶劣的崇山峻岭、气候多变、虎豹挡道、人口极其稀少的情况下修筑此路。葛剑雄经过考证认为,200多年后的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桂阳、零陵、长沙各郡人口密度约3人/km2,古道所在地的苍梧郡人口,仅2.6人/km2[11]388-390。虽然有军情急事,但水道是当时最主要的交通路线是无可争议的。汉唐时期多次对岭南用兵,包括陆贾出使南越、汉武帝平定吕嘉之乱、光武帝平定“二征”、李靖平定岭南及其他军事行动,进入贺州以后,走的都是水陆兼程以水路为主的通道。事实上,这一路段是明万历十二年(1584),两广军务总督吴文华为镇压广西瑶、壮族人民起义,委派当时的府江道副使韩绍为董事,平乐县令黎来王为经纪,调集官兵6000人和大批民工在原有民间通道的基础上修筑的,至万历十四年完成。明政府还在贺江流域交通沿线设置有四个千户所,占当时全广西19个千户所的五分之一强。

信都→苍梧路段,修筑于明朝后期。原因同贺街→信都路段一致,同时还与人口迁徙有关。贺州境内特别是信都、铺门一带梁、陈、黎、罗等姓族谱记载,他们的祖先于明代迁居此地,有人沿陆路到梧州做生意,走的就是这一通道。清代,粤东人口增长迅速,“土、客之争”激烈,为了平息矛盾,政府采取强制策略,迫使部分客家人迁移。这样,大批人口西迁至广西境内,毗邻的贺州成为首选之地,自然促进了道路的修筑。此路段通达梧州,除军事因素外,同当时的移民有密切关系。

整体而言,潇贺古道陆路主干道的修筑,历经二千年,由几个朝代逐步完成。先是秦“辟”富川县境内的“新道”,接着是西汉王朝开辟“古城→钟山→贺街”路段,明朝后期完成了“贺街→信都”路段、“信都→苍梧→龙母庙”路段。直到清光绪年间,才全程整修,使道路畅通。

其次是潇贺古道岔道的考证。

一是麦岭→古城道。此道的修筑应当在明代,此前应该是民间小道。原因在于,这里属于石山溶岩地区,土地贫瘠,生存条件比较恶劣。当地民谣说:“百里长标岭,险阻油塘,十里白茅冲,九拱星子源,八陡苦柳坡,七深红水塘,六险梅尾洞,五险丝冲岩……。”人口稀少,即使今天也是富川县的边远地区。1989年该镇的人口密度仅为99人/km2,相比,朝东镇达170.7人/km2,城北镇144.5人/km2[6]432。古村落较少,最近的古村落只有月塘,建于南宋末年。至于后来驻兵的麦岭营,更是建于清代雍正八年(1730年),只能说明此道的地位日益重要,而不能当作秦代所筑“新道”存在的理由。此道附近的古村落基本上是明、清时期才出现,是路与行人关系的最好例证。从出土文物看,这一带基本上没有发现秦、汉时期的古墓群,也没有发现相关的历史遗物。因为人是道路发展的基础,尽管道路可能因战争而开辟,但人会继续利用,虽然时隔2300余年,留下历史痕迹是可能的。既然没有发现,此道就有理由说是后来修筑的。

二是枇杷所→富阳道,白芒营→红岩→福利→富阳道。也是明代出现的。福利神仙湖附近的沈公八郎庙和相关的故事传说,附近的古村落,均源于明代后期,这是一条民间通道,并非官方大道,目前尚有依稀痕迹可寻。

三是白芒营→永济亭→竹子坳→新华→石栎坳→古城道。此道是民间商业通道,约修筑于明朝中期,源于瑶族接受“招抚”后下山定居,周边的古村落、“知米”石刻是最好的佐证。

四是涛圩→莲山→古城道。因汉代冯乘县治在今江华县之涛圩,此道是汉代民间通行后逐步形成的。

五是壕界→开山→里松→新村道。此道途经崇山峻岭,平地极为罕见,耕地狭窄且崎岖不平,生存条件比较恶劣,人口密度十分稀少。但里松、新村一带矿产资源丰富,明、清时期矿产开发、人口增加,加上瑶族迁徙境内,逐渐修筑了此道。清后期开始成为民间重要的商用通道,今天尚有残迹存在,里松→开山公路基本上沿此路线开辟。

六是壕界→开山→桂岭道,此道在“秦汉时期的‘潇贺古道’”一文中已经进行过探讨,桂岭出土的战国、汉代文物是秦汉修筑的最好证明。

总之,潇贺古道陆路主、岔道的修筑,不是同一朝代完成的,而是跨越了整个古代历史进程,从秦汉开始持续到清代,虽然军事、政治因素促成过岭主干道于秦代开辟,但只是某些路段而非整条陆路干道。民间大道的修筑则与人口流动、人口密度、经济发展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对古代岭南交通线路建设的解读,必须立足于中原王朝经略岭南的策略及其开发的整个历程,重视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程度,才能把握全局,避免把后代的东西强加于前朝,造成认知历史问题的失误。

[1]王元林.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4).

[2]陈伟明.全方位与多功能:历史时期岭南交通地理的演变发展[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

[3]彭兆荣,李春霞.岭南走廊:帝国边缘的地理和政治[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

[4]韦浩明.秦汉时期的“潇贺古道”[J].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

[5]韦浩明.秦过岭“新道”考证[J].广西社会科学,2010(5).

[6]盘承和.富川瑶族自治县志[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7]平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平乐县志[Z].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

[8]张若龄.广西公路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

[9]黄家城.桂林交通发展史略[Z].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0.

[1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Z].

[11]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Research on the Xiao-He Road and Its Fork Named Hezhou

WEI Hao-ming
(Humanity 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 Hezhou University,Hezhou Guangxi 542800)

Xiao He Road is loca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Nanling Mountain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outh Central Plains and the Lingnan Region in Ancient times.We can sort out the general process of formation of the transport network in eastern Guangxi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one of itsowners,fork and their building time At the same time,it can prov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land transport corridors in the Eastern Guangxi is not only a product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volving with military,political,economic and other factors but also is the results of the construction together of several dynasties involving with migration,settlement,proliferation and other factors.

Xiao-He Road area;the fork;research

K878

A

1673-8861(2011)01-0034-05

2010-07-20

韦浩明(1965-),男,壮族,广西钟山县人,贺州学院人文与管理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史、区域民族关系。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08BSH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