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达毅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近十年民国时期灾荒与救济机制研究述评

杨达毅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在现代社会保障学语境下对民国时期灾荒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中共在这一时期的救济机制展开的深入研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对慈善事业、战乱以及难民等问题的长期关注,使得这些问题的研究向更加微观和更趋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不足之处是,史料的挖掘尚欠深入,某些术语的表述有待商榷,研究人员相对要少且缺乏有效的交流。

民国时期;灾荒;救济机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与灾荒作斗争的历史。进入21世纪,我国经历了2003年的“非典”、2008年初的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大地震等灾害。对灾害,人们在反思、探索和研究,从而使得灾荒问题日益为学术界所关注,成为了一个热点论题。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对当时社会历史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成为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十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对这一时期的灾荒与救济机制问题进行了多方面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现将这些成果进行简单地梳理和总结,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现代社会保障学语境下的民国时期灾荒问题研究

“社会保障”一词,源于英文的social security,又可译作“社会安全”,最早出现于1935年美国政府颁布的《社会保障法》中。在我国,解放初期内务部在民政工作中曾经使用过“社会保障”这个概念。1986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中,首次提出“我国将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雏形”的目标,“社会保障”概念才重新在我国广泛使用。

1989年,国际劳工局社会保障司编著的《社会保障导论》(Introduction to Social Security)认为:社会保障“基本上可以解释为社会通过一系列的公共措施向其成员提供的用以抵御因疾病、生育、工伤、失业、伤残、年老和死亡而丧失收入或者收入锐减引起的经济和社会灾难的保护,医疗保险的提供,以及有子女家庭补贴的提供”[1]2。

在我国,社会保障由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等方面组成。其特征是强制性、普遍性、福利性、社会公平性、基本保障性和互济性等。其作用是体现社会的公平,维护社会的稳定。

近十年来,国内学者逐渐用现代社会保障学的术语看待民国时期的灾荒问题。王娟的《孙中山的社会保障思想与实践》从社会保障的概念出发,论述了孙中山对灾荒的看法,认为“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敏锐地指出灾荒成因与自然环境的紧密联系”[2]28,并概括了孙中山社会保障思想体系的主要特点。蔡勤禹从现代社会保障学的视角分析了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救灾政策,认为这些政策“不仅有效地改善了边区人民生活,团结了各阶层人民进行有效的抗日斗争,而且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思想,为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积累了经验”[3]79。宋士云从社会保险、救灾、福利与救济、优抚安置等几个方面,对民国时期的中国(不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社会保障制度与事业发展情况做了梳理和分析,认为民国时期初步建立了中央一级专职救灾体制、各类慈善团体进一步增多和制定了许多有关军人优抚安置问题的方案,但是成效不大。房列曙考察了民国时期安徽的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状况,得到的结论是:“社会救济包括贫穷救济、职业救济,灾害灾难救济等,而公立社会救济占主导地位,民间救济团体很多并发挥了重要作用”[4]223。

1927-1937年是民国的一个重要时期。孟丽对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社会保障事业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社会救济,在继承了传统内容的同时,又有所超越,如“救济观念已超出了传统的道德标准,而将其视为国家对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5]33。汪华把目光关注到上海,他把这十年的上海社会保障事业分成三个阶段,组织建设与法规实施时期(1927一1931)、战后艰难重建时期(1932—1934)和再度中兴时期(1935—1937)。他分析了三个阶段的特点,认为上海社会保障事业“至30年代中期便初具雏形,大体上形成了一个包含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多层次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6]62。王倩和宋红梅从1927-1937年南京市政府的社会保障行政制度出发,考察了包括社会救济在内的十年建设时期南京社会保障事业的实施与效果,认为这个时期南京市政府逐步建立并完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最终形成了从低级保障层次的社会救济到体现社会保障现代性的社会保险,再到较高层次的社会福利的保障网络体系。其中,在社会救济方面,她们将之分为灾民救济、失业救济和贫民救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二、关于中共政权实施的救济机制的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是敌后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近几年,陕甘宁边区的救济机制受到学者的关注。杭志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保障内容,包括拥军优抗、社会救济和基础医疗保障。其中,在社会救济一节,分析和论述了边区的自然灾害概况及其救灾机构和救灾措施。冯圣兵注重陕甘宁边区的灾荒救治思想、救济组织和工作程序研究,把灾荒救治措施分为治标措施和治本措施,认为灾荒起因于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平衡、社会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平衡、自然界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平衡遭到破坏,因此,“灾荒救治工作就是重建这三大平衡”[7]2。梁严冰、岳珑运用文献资料和统计学的方法,以详尽的数据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灾害情况并分析了成因,同时论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赈灾救灾措施,认为陕甘宁边区注意对群众的宣传、教育,积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生产自救工作做得卓有成效。张丹注意到陕甘宁边区所处的战争和极端分散的农村环境,较为系统地考察了陕甘宁边区的社会保障机构,认为抗战时期各边区民主政权的社会保障机构“因为所属区域情况不同,各根据地的情况差别很大,中共中央未能制定统一的组织法规,统一各地的社会保障机构,所以各个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机构、涉及的内容、具体操作方式都是不一样的”[8]68。

赵艳运用历史文献法和比较分析法,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社会保障工作发展脉络,并总结了一系列的经验和启示。鄂豫边区是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主要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的活动区域。周荣、汪小培以政权建设为线索分三个阶段,对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区域的社会保障机构和制度演进状况作了梳理,认为在近八年的艰苦抗战中,鄂豫边区的社会保障制度从无到有,从初始渐趋完善,“不仅保证了边区人民最低的生活要求,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在制度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9]60。李新艳以1942一1945年太行区的旱灾、蝗灾为研究的出发点,分析了中共中央的救灾对策、太行根据地的救荒成效及特点,同时还与国统区、沦陷区的救灾模式进行了比较,概括出太行根据地灾荒救治特点,即大力开展社会互济运动、自上而下发动全民开展生产渡荒运动和把救荒与政治紧密联系。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连接着华北、西北、华中和华东,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苑书耸考察了根据地的救灾体制和救灾的各项措施,认为边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避免了历史上饿殍遍地的悲剧重演,创造了人间奇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的救济机制也受关注。杜俊华从档案资料入手,考察了苏区的灾荒情况,对苏维埃时期中共社会救济的管理机构、救济的对象和救济措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认为苏区的社会救济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巩固新生的工农政权,恢复和发展苏区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共在抗战时期的社会救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0]133。土地革命时期,苏区革命过程中,中共的工作重心直接指向苏区农村。程宇昌论述了中共在苏区的各项农村救济工作,认为广大贫农的土地问题是农村救济的根本问题。

三、关于慈善事业、组织及人物的研究

慈善事业在救济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国内不少学者对慈善事业、组织及人物进行了深入研究。鲁霓以近代华中地区的慈善事业为考察点,分三个时期论述了近代华中地区慈善事业发展概况。她在整体把握近代华中地区慈善事业的发展轨迹的基础上,还以洪江育婴堂和战时儿童保育会为案例进行了个案研究,较为深入地阐述了传统的育婴事业和对难童的救济。她认为近代华中地区慈善事业“不只是停留在物质层面上的安慰民众,而是在更深层的精神层面上进行安慰,起到抚慰社会的作用,维护社会秩序,缓解社会危机”[11]83。李少兵、王明月以北京妇女救济院和香山慈幼院为个案,考察了北京1917-1937年的妇幼救济情况,认为“20世纪初期,在官方和民间的双重努力下,北京传统的妇幼救济开始向现代转变”[12]127,养教一体的“教育救济”成为新型的妇幼慈善。卢艺从法律的角度考察了民国时期的救济制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民国抗战时期慈善救济法律制度体系的主要构成,同时希望通过立法“把我国慈善事业的性质、地位、原则,慈善机构的登记与组织、管理与运行,慈善事业的进入、评估、监管、退出以及公益产权界定和转让、信托、投融资等从体制上完整地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13]33。

华洋义赈会是近年来较受国内学者关注的一个民间慈善组织。蔡勤禹深入地介绍了华洋义赈会的渊源、创办、发展过程及其组织运作架构。杜俊华以丰富的史料,深入分析和探讨了华洋义赈会与1936—1937年的四川旱灾救济的关系,认为“华洋义赈会成功地与重庆华西公司合作,解决了灾工的招募、编制、管理、工资和生活待遇问题,处理好了义赈会与政府、义赈总会与重庆分会、四川分会之间的关系”[14]164,并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救灾成效。

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慈善团体。羡萌深入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红十字会的产生、发展过程、组织结构、管理机制及其运作方式,并阐述了中国红十字会在1912—1924年的各种灾害救护和赈济活动。戴斌武、池子华运用丰富的档案资料,述论了抗战初期中国红十字会在华北战场、淞沪会战以及南京保卫战的战地救护活动,认为通过动员社会医疗救护力量,组建救护队、医院、伤兵分发站和南京伤兵医院的方式,中国红十字会“取得了令军医部门为之汗颜的救护业绩,为维持抗战力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5]19。

慈善人物也受到关注。周秋光、向常水通过大量史料,论述了近代中国著名慈善家熊希龄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为湖南的慈善救济事业所作的贡献,并对熊希龄的救济思想作了概括,认为熊希龄“无论在筹集赈款还是在查灾放赈采运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谓灵魂式人物”[16]129。樊琪研究了中国红十字会第二任会长吕海寰的生平、投身慈善事业的原因和内容,特别论述了吕海寰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贡献“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红十字会在吕海寰会长的领导下,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可喜局面。据统计,先后设立分会65处,分会医院30余所,这是前所未有的”[17]43。夏现伟、孙善根介绍了沈敦和创办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活动和早期的救济工作,着重论述了灾难救济、医疗卫生、战地救护和国际救援四个方面的内容。

四、有关战乱、难民及其他问题的研究

民国时期,战乱不断。由战争引发的救济问题被学者关注。张庆林从战后山东善后救济的国内外背景入手,研究了1945年至1947年间,在山东区域内国共双方具体的善后救济情况以及在善后救济过程中的合作与摩擦,同时提出“灾难是任何人都无法掌控的,有了灾难,必定会进行救济。我们只希望所有的救助机构能够以民众利益为重,摒弃任何政治偏见和歧视,最大程度的减少痛苦”[18]109。抗日战争时期,湖北东部和中部地区基本被日军占领,成为沦陷区,而襄樊——荆门——宜昌一线以西的鄂西地区仍然掌握在国民党政府手中,是湖北的后方国统区。徐旭阳对抗战时期这一区域的赈济救灾工作从战争难民救济、灾荒救济和对外省流民救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这些救济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灾情,但对减轻灾民的痛苦,稳定后方的社会秩序,增强抗战力量,仍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39。孙小群运用报刊及相关文献资料,介绍抗战初期武汉地区的难童救济工作情况,着重探讨了组织难童救济机构、抢救和收容难童、教养和转移难童等救济内容。

对难民的救济也是研究的一个重点。侯艳兴从分析1945-1949年间河北省难民产生的原因和特征入手,分别论述了国统区和解放区的难民救济机制,并对两者之间的救济机制从救济的方式、效果、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对比,认为“解放区采取了消极救济与积极救济相结合、以生产自救的积极措施为主的救济方式”[20]30从而使得救济工作全面而实效。刘建国在研究抗战时期难民的状况、迁徙路线和特点的基础上,阐述了难民的救济机构及政策措施,认为“消极救济主要有抢救收容、运送、配置等,积极救济主要包括难民组训、职业介绍、小本借贷、难民垦殖等”[21]1内容。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主政广西,进行“四大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引起了各界人士的瞩目,获得了“模范省”的美誉。滕兰花以翔实的史料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广西难民的救济安置工作,着重指出“自救重于被救,各地成立难民工厂或难民垦殖区,让难民自食其力,并且通过小本贷款等资金资助、发放农具、组织难民生产工作队等等方式来鼓励和帮助难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22]133收到了很大的成效,较好地解决了当时严重的难民问题。

相比自食其力或资金资助等方式,巫术救荒具有较浓厚的迷信和神秘色彩。黄庆庆研究了1934年的旱灾和江南各地的巫术求雨活动,指出巫术对于救荒本身并无实际意义,但对安慰民众,保持社会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李勤分析了大量民国时期的史料,指出了巫术救荒盛行的主要原因“民众把希望寄托于某种神秘力量的支持、民众受教育程度低、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对神灵的信仰已编织进广大民众的生活和政府通过祭祀鬼神的仪式,宣传天命论,用祈神保佑来转移民众的不满情绪,使现存社会秩序合法化和神圣化”[23]79。

五、余 论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近十年来,很多学者对民国时期灾荒和救济机制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彰显了这一领域研究的特色。

第一,历史和现实紧密结合。从1998年开始,随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组建,“社会保障”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史学界将民国时期的灾荒和救济问题纳入到社会保障之中加以考察,既拓宽了研究的范围,又为当今的社会保障政策提供了历史经验。

第二,有关民国时期灾荒和救济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使之向更加微观和更趋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例如,卢艺的《民国时期慈善救济法律制度设计刍议——以抗战时期为中心考察》完全是从法律的角度去探讨民国时期的慈善事业。对中国红十字会的研究进一步加深,有关近代著名慈善家(比如熊希龄和沈敦和等)的论文和著作日益增多。第三,传统的研究领域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比如,对慈善组织的研究,对难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研究、对巫术救荒的研究等等。这些成就极大地推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当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具体表现为:

第一,史料的挖掘和利用程度需要进一步加深。从目前研究的成果看,很多是对历史材料的简单复述,缺乏深层次的思考和解读。即使是对某一个学科的深入剖析,也欠缺多个学科之间的交叉分析和对比研究。

第二,某些术语的表述有待商榷。比如,消极救济和积极救济。按照目前的说法,消极救济是指灾后的救济措施,积极救济则指防灾措施。在现代汉语里,消极含有“否定的”,“反面的”和“不求进取的”的意思。灾害发生后,一切的救济对灾民来说都是“雪中送炭”,都是非常必要的,怎么能说是消极救济呢?显然是不合事理的。尽管古代汉语对“消极”可能另有解释,但是当今社会沿用“消极救济”这个词语,则很容易给人造成误解。

第三,与其他领域比较,研究人员相对要少,而且缺乏有效的交流。目前,研究人员分散于湖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等高校。有关灾荒的研讨会或论坛不多,使得人员之间缺乏一个交流和沟通的平台。

这些成绩和不足为进一步研究民国时期的灾荒和救济机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随着相关史料的发掘和研究理论的日益多元化,我们期待这一领域的研究会有更深、更广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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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李勤.民国时期的灾害与巫术救荒[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

Reviews on Recent Ten Years’Research of Famine and Relief Mechanism in Republican Period

YANG Da-yi
(History Department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Guangxi 541004)

In recent ten years,domestic scholars have yielded substantial results on republican period famine issues under the context of social security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on the thorough research about CPC’s relief mechanism of the relevant period.Meanwhile,their long term concerns about charities,war affairs and refugees orient the developing research directions to be more microcosmic and professional.Immature aspects are that shallow digging in historical materials,debatable explanations on some terms,and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researchers as well as their lacking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Republican Period;Famine;Relief Mechanism

K26

A

1673-8861(2011)01-0017-04

2011-01-13

杨达毅(1980-),男,广西桂平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区域文化与软实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