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幼政

(广西师范学院 民间文化研究所,广西 南宁 530001)

壮族师公教因果报应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

莫幼政

(广西师范学院 民间文化研究所,广西 南宁 530001)

壮族师公教因果报应思想整合和发展了佛道两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以及道教的天道承负观念,成为反映壮族社会生活、民众思想感情和审美理想的伦理观念,在当代壮族社会中起到弘扬传统美德、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和谐等作用。

壮族;师公教;因果报应;意义

壮族师公教是壮族原生型民间宗教,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基本信条和教义,其中因果报应思想是壮族师公教理论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师公教因果报应思想是在壮族古代社会的某些发展形态的基础上形成的,反映了古代壮族民众对社会和人生的一种看法,形成了壮族伦理思想的基本形态之一,在壮族民众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拟对该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壮族师公教因果报应思想概况

(一)师公教因果报应思想的历史源流

壮族师公教以壮族先民“越巫”信仰为基础,在发展中开放包容地吸收和整合了道、傩、佛、儒等文化因素,如佛道两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以及道教的天道承负观念等,目前该教主要分布在桂东、桂东南、桂东北及桂中等地区。

壮族是骆越民族的后裔之一,[1]早在远古时期,骆越族群就在红水河、左右江流域和越南北部一带活动。《汉书·百越先贤志》载:“自湘、漓而南,故西越也。牂牁西下,邕、雍、绥逮古骆越地也。”据有关资料记载,古骆越民族自古就持有因果报应的观念,如在环大明山地区以及西江流域一带广泛流传着的龙母传说。龙母传说主要讲述了诞生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寡妇娅婆收养了一条受伤的小蛇,后来小蛇为她养老送终的故事。[2]131-166故事折射了因果报应思想对民众的影响,而在越巫信仰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壮族师公教,显然受古骆越民族的这一思想观念影响。

师公教中的因果报应思想与佛教教义亦有亲密渊源。佛教有关因果报应的思想在佛经《中阿含经》卷第三中有说:“世尊告诸比丘:随人所作业则受其报。……若使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地狱之报。”其意思是每个人都随他所作的事情而受相应的果报,如果有人有种种不善的行为,必定会因这些行为而有地狱的苦报。这种类似的说法在佛经《成实论》卷第八中也有记载:“善业得乐报,不善业得苦报,不动业得不苦不乐报。”这一说法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善不恶则没有任何报应。从中我们看以看到,佛教的“善报”论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由因果关系支配,强调每个人的善恶行为必定会给自身的命运带来影响,产生相应的善恶报应。

道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乃所谓“善者自兴,恶者自败,观此二象,思其利害。凡天下之事,各从其类,毛发之间,无有过。”[3]认为人行善一生会顺利兴旺,做恶则事事失败不顺。此外道教还有“天道承负”的思想。道经《太平经》认为天道承负有两层意思:一是前人的过失,由后人承受其过责,前人有负于后人,后人无辜受过,这叫承负;二是天地人三流共生,长养财物,欲多则生奸邪,害而不止便会乱败,不可复理便还返于虚无,复归元气恍惚,这样的自然循环也叫承负。天道承负观念的前一层含义是就一个家族内子孙灾祸的根源而言,后者则是就整个自然界灾难的根源而言。

壮族师公教在骆越民族报应观念的基础上,发展了佛道两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以及道教的天道承负观念,形成了适应壮族社会生活、反映壮族民众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具有师公教特点的因果报应思想。壮族师公教认为,从善作恶,报之自身,报之子孙,报之今世,或报之来生;行善的人其善行被视为获取幸福生活的契机与途径,如交到好运、考取功名、子孙满堂、六畜兴旺、身体健康、延年益寿、消灾解难、升上天界、来生投胎到富裕人家等;而作恶的人则遭受各种灾祸,如殇死、家道败落、六畜不兴、缺乏子嗣、疾病缠身、灵魂被打进地狱等。这在师经①师经即壮族师公教经书的简称。本文的师经如不做特别说明,均为笔者 2007年 1月搜集于广西马山县白山镇新汉村国兴屯。经书提供者为该屯壮族师公韦举平先生。《二十四行孝》中有相关事例记载:

行善十样善来报,行恶就有恶来冲。……其姓名为朱侯臣,善恶功名真的有。那时侯臣三兄弟,有人行善有人恶。三个儿子死三样,只为善恶分不平。侯大夫妇皆行恶,火烧雷劈石头压。侯二吸烟被蛇咬,因心不直虎又拿。侯三夫妇皆行善,后来考中状元名。善恶就成这样子,造车行善来传名。大凡人们看过传,戒恶行善行正经。……

这段经文描述了朱侯臣三兄弟善恶有别而报应不一的故事。老大行恶,遭火烧、雷劈、终被石头压死;老二行恶,结果被蛇咬死,横尸荒野被老虎刁走;老三夫妇行善,老三考中状元,享受幸福美好的生活。故事投射出壮族民众对恶行的极度贬斥以及对善行的高度颂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壮族师公教宣扬的报应方式,如石头压、老虎叼、毒蛇咬、雷劈等,是极其残忍的形式,对壮族民众的心理产生极大震撼,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日常思想和行为。

(二)师公教因果报应思想的现状

作为壮族民众的宗教信仰,壮族师公教活动在当代依然很频繁,师公教的教理也随着师公教法事仪式的举行而得以流传。在耳濡目染中,壮族师公教因果报应思想根深蒂固地根植于许多壮族民众的内心深处,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道德生活,很多民众常将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归结为因果报应所致。如在马山县白山镇新汉村就流传这样一件事:该村村民李某是独生子,其在十年之内有六位亲人去世,其中一人死于意外事故。李某的妻子两度怀孕,均以流产告终,当地村民认为,李某的不幸是其祖先的遗祸。相传,在清末,李某的曾祖父是个不孝之子,经常伙同其妻子将他的母亲打得遍体鳞伤。老人在家人的虐待下,不久离开了人世。老人死时,村民们不齿这对夫妇的行为,都不来帮忙抬棺材。最后,夫妇俩只能自己抬棺材到坟地里安葬。掩埋好老人后,正巧晴空霹雳,将这对不孝的夫妇劈死于坟前。

这一事例反映了师公教“天道承负”的因果报应思想,李某所遭的灾祸是祖辈积恶所致,属于“恶有恶报”类型。

“善有善报”的思想在壮族民众中也有重大影响。壮族师公教的“善有善报”思想将个体的美德与世俗幸福联系在一起,寓含着德福一致的期望。为了凸显这种期望,壮族师公教借助神灵或冥冥的天意等超自然的力量赋予行善者以福祉。受此观念的影响,壮族民众经常将获得令人羡慕的福祉归因于个人的行善。如马山县白山镇有一位姓蓝的老师的四个子女均考上大学,并都分配在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当地民众不将蓝家四子登科的原因归结于蓝老师家教有方或其子女努力学习,而多认为蓝老师长期以来一直与人为善,师德高尚,积累了功德,从而获得神灵的恩赐。

从这些事例我们窥见,在许多壮族民众的观念里,获得益处即为积德所致,遭受灾祸,则为作孽造成。由此可见,壮族师公教因果报应思想整合和发展了佛道两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以及道教的天道承负观念,成为反映壮族社会生活、民众思想感情和审美理想的伦理观念。

二、壮族师公教因果报应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

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今社会的主要议题,既要法制,也要道德,其任重道远。道德对于社会和谐的意义日益突显,道德可以通过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发挥作用,也可以通过宗教信仰得以实现。壮族师公教认为,一个人的祸福取决于他或他的祖先的行为,积什么样的因就会有什么样的果。如是,壮族师公教将善恶与报应联系起来,用将来必至的报应来提醒人们抑恶扬善,净化自己的精神,为他人或社会谋福利,为自己或子孙积累功德。这在客观上对扬善抑恶、扶正祛邪传统美德的弘扬、精神文明的建设以及遵纪守法观念的树立有所助益,显然也对壮族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作文难，难文”这是小学语文教师的深切体会。老师教的筋疲力尽，学生写的痛不欲生，这是小学作文教学的常态。要想孩子们对作文产生浓厚的兴趣，消除畏难心理。新课标中所指出的“中年级学生要留心周围事物，乐于书面表达，能不拘形式地写下见闻、感受和想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小学三年级学生作文的起步阶段，教师对学生兴趣的培养比对作文方法的教学更重要。如何培养学生对作文的热情，带领孩子们开启作文的兴趣之门呢？

(一)有助于弘扬扬善抑恶、扶正祛邪的传统美德

壮族师公教因果报应论作为一种阐发道德与生命关系的理论,以其通俗、圆融的理论特色,深刻地影响人们的道德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扬善抑恶、扶正祛邪的道德调节功能。在一定范围内为净化人心、调整社会伦理关系、提升社会道德水准发挥特殊的作用。

壮族师公教分布广泛,信徒甚多。尤其在壮族农村地区,壮族师公教的影响更为深远。受师公教因果报应思想的影响,信众们一般都心存善念,摒弃恶念,与人为善。如在广西马山县白山镇新汉村有这样一个案例,该村村民莫某曾经是个小偷,经常在村里做偷鸡摸狗的事情,深为村民们不齿。后来,莫某受到该村一位姓韦的师公的耐心劝教,决定弃恶从善,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为了洗清自己的罪孽,积累功德,莫某经常力所能及地为人们服务。获得村民们的信任和好评。如今莫某半工半农,勤勤恳恳,娶妻生子,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莫某还经常将自己的经历告诉别人,劝诫人们积德行善,诸恶莫作。莫某的改过自新,使当地少了一恶者,多了一善人,此消彼长,对弘扬扬善抑恶、扶正祛邪的传统美德以及建构当地的和谐社会都有所助益。

(二)有助于精神文明建设

精神文明指人类改造主观世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思想道德的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直接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壮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壮族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期以来,壮族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遇到了严重的问题。

自 20世纪 8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壮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在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也有较大的发展。但在西方利己主义思想和物质至上观念的影响和冲击下,不少壮族人抛弃了与人为善、为人民服务的传统美德,将物质追求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成为物质的奴隶。他们正如姜尚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5],凡事以自己为中心,只考虑个人的利益,无视对别人的奉献。这使壮族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受到阻碍。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法制宣传、提高壮族人民的文化素质当然是各级政府部门主要的应对之策,但辅以传统信仰教化的手法亦能收到一定的效果。

壮族师公教信仰是壮族传统文化的主干,与壮民族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以及理想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壮族师公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对壮族民众的影响尤为深远。

壮族地区有七八百万的文盲和半文盲人口无法接受政府的正面教育。在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群体之中,也有不少人对正面的思想教育存有逆反心理。但对于这些壮族民众,壮族师公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往往能起到一些政府正面教育所起不到的作用。例如,受师公教因果报应思想的影响,人们不但在日常生活中畏惧行恶,而且身体力行地为他人或为社会谋福利。这说明在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应当吸收借鉴一些师公教因果报应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尤其是其中寓含的与人为善、积善行德的观念。可见,壮族师公教因果报应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在壮族地区的顺利开展。

(三)有助于遵纪守法观念的树立

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在当代社会,都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或他人利益相冲突的情况。要使社会秩序得以安定,使人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对自己的欲望有所克制,接受一定的社会法纪的管束,也要受一些道德观念的制约。在当代壮族地区,尽管法律法规越来越健全,人们的法制观念有较大的提高,但违法的现象,如谋杀、抢劫、偷盗、贪污、腐败、诈骗等也偶有发生。法律对维护社会安定和保护个人利益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是通过立法禁止某些恶行以及对犯罪分子进行惩罚。法律的惩罚手段具有一定的震慑力,故在抑制恶行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如前所述,壮族尚有七八百万文盲和半文盲人口,他们对法律可能知之甚少。此外,还有一部分有文化的人知法犯法。因此,虽然国家的法律条文日渐增多,但在壮族地区,社会治安状况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甚至出现有增无减之势。

遵纪守法观念的树立,最重要的是加强人们的法制观念。但从实际情况出发,壮族师公教的教理在这方面可发挥出一些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壮族地区,很多人笃信壮族师公教。壮族师公教因果报应思想宣扬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理念,在规范壮族师公教信徒行为的可行与不可行、赋予不同行为的不同报应承诺中,确立了人们今天的行为与将来获得的反馈之间相对应的合理关系。这能产生一种使壮族师公教信徒戒惧警策的感染力量,使信徒们畏惧作恶而乐于从善,即从心灵深处严格要求自己,从一点一滴的小事上戒除贪、毒、凶、狠、恶等习气,去除各种不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培养乐善好施、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等优秀品质。显然,壮族师公教因果报应思想对倡导壮族社会成员尤其是壮族师公教信徒团结互助、扶贫济困、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孝顺父母、保护生命、遵纪守法等社会风气以及培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宽恕忠厚、诚实善良、重义轻利、淳朴诚信等道德观念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壮族师公教因果报应思想的本质是劝导人们从善弃恶,这同我们今天提倡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是共通的,对树立壮族民众的守法观念,增强人们的守法意识是有积极作用的。

诚然,壮族师公教因果报应思想也有其明显的消极意义与作用,主要表现为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许多壮族师公教信徒把自己系缚在因果规律上,认为不论遇到什么样的顺逆境界,都相信这是自己或家人的前世、今生的善恶行为的结果,都要毫无抱怨的接受,对任何人间的不平,都要忍受,而不要抗争,不为了创造美好幸福生活而努力学习和工作;把希望寄托在来世,深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认为人的贫富、荣辱、贵贱是前世的报应,都在命中注定,无法改变,因而消极地去考虑前生与来世,把偿还前世的罪孽和追求来世的圆满作为人生的唯一目的。这彻底放弃了现实和科学的人生追求,即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壮族师公教对壮族人民的意志有一定的麻醉作用。

三、结语

壮族师公教因果报应思想在“施因”与“得报”的直接关联和必然统一的描述中潜隐着壮族民众关于社会稳定的思考和希冀。作为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稳定历来是和谐社会的核心,其基本内涵主要表现为个体之间、社会与个体之间和睦共处,维持良好的关系或秩序。从壮族民众的信仰中,我们看到师公教因果报应思想对缓解壮族社会矛盾、维护壮族社会稳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诚然,不管是人治还是德治,都只是治标不治本,要消除存在于壮族民众中的恶行,增强民众的法律意识,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加强民众的思想道德修养,发展壮族地区的经济,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1]徐杰舜.从骆到壮——壮族起源形成试探 [J].学术论坛, 1990,(5):72-77.

[2]谢寿球,等.大明山龙母揭秘[C].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6.

[3]传芗.漫谈道教的几个基本信仰[J].文史知识,1987,(5).

[4](春秋)李耳.老子[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4.

[5](西周)姜尚.六韬[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7.

On the Sign ificance of the Idea of karma Retribution of the Zhuang’s Shigong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MO You-zheng
(Institute of Ethnic and Folk Culture,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Nanning,Guangxi530001,China)

The Idea of karma Retribution of the Zhuang’s Shigong religion integrates and develops the idea of kar ma retribution of the Buddhis m and Taoism alongwith the idea of loading natural law of Taois m.And it is the ethics that reflects the civil social life,feelings and aesthetic ideals of the Zhuang people.The idea of kar ma retribution of the Zhuang’s Shigong religion has played a role in developing and expanding traditional virtue,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promoting social har mony.

the Zhuang nationality;Shigong religion;kar ma retribution;significance

C912.4

A

1672-9021(2011)01-0086-04

2010-11-10

[责任编辑普梅笑]

莫幼政 (1973-),男(壮族),广西马山人,广西师范学院民间文化研究所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南方民族语言与文化。

广西“新世纪教改工程十一五第五批重点项目”《多学科交叉渗透的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09A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