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纯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崔 纯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在后殖民语境研究下，翻译不仅是文化殖民的工具，同时也是抵制文化殖民的武器。以后殖民翻译理论为基点，论述了严复的《天演论》通过目的性选择原文文本，选择性介绍原文内容，并运用中国文言，史家笔法和老庄思想诠释原文，以浓厚的译语特色削弱了西方文化高高在上的地位，抵制了强势文化文本潜在的文化同化倾向。

后殖民语境;严复;文言笔法;老庄思想

引 言

后殖民翻译理论将翻译—这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活动置于宏观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中，关注影响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因素，研究翻译与权利差异这一政治范畴的关系，认为“翻译为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1]3在后殖民语境研究下，翻译充当西方国家向第三世界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在弱势文化文本被介绍到强势文化环境中因译者权利差异而发生的扭曲变形时，翻译成为文化不平等的避雷针;同时，在强势文化文本被引入到弱势文化环境中，翻译则相应的成为第三世界人民抵制文化殖民的武器。[2]56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严复的《天演论》以近乎改写的方式将西方先进的社会科学知识介绍到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方面对国人起到了唤醒“自强保种”意识的思想启蒙作用;另一方面，面对伴随着西方政治与军事侵略而来的文化潮涌，严复的“译之本”以不同于原作，带有浓厚“中国特色”的面貌，成功地进入读者视野，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魅力，消解了西方文化高高在上的地位，抵制了强势文化文本潜在的文化同化倾向。

一、选择和对待源语文本的态度:目的性选择，选择性介绍

(一)目的性选择: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欺凌，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甲午战争之后，列强瓜分中国的活动日趋明朗化。康有为在1895年写的《强学会序》中描写到:“俄北瞰，英西，法南，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辽台茫茫，回变扰扰，人心惶惶，事势，不可终日。”在这种亡国灭种的迫切形势下，严复积极探索强国保种的道路，主张学习西学，启迪民智，发愤自强。严复认为，“西学”的精华，不仅仅在于坚船利炮和机器制造，更在于它的思想学说和社会制度。赫胥黎的 Evolution and Ethics中介绍的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一方面可以惊醒国人意识到亡国灭种的迫切形式，另一方面，启发人们“与天争胜”，“自强保种”，摆脱被殖民的命运。 他在《译〈天演论〉自序》中说:“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且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在《与张元济(一)》中说“复今者勤苦译书，羌无所为，不过闵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由以上可以看出，严复选择翻译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是出于惊醒国人摆脱被殖民，被奴化的命运。

(二)选择性介绍:赫胥黎的原书题为Evolution and Ethics(《进化与伦理》，而严复的《天演论》只翻译了《进化与伦理》中的《序论》与《本论》两篇，省略了原作中伦理部分的介绍。有学者认为“这样的翻译相对于原文的意思发生了巨大的偏离，甚至可以说与原文的意思背道而驰，但是译文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却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为鼓励国民奋进自强，激发中国人民的自强意识，使其避免在世界上激烈竞争中遭到淘汰命运发挥了振聋发聩的作用。”[3]148严复选择性的介绍进化论，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进化观与严复救亡图存，反对强权统治的思想不可分割，而原作中诉诸道德的伦理观则被束之高阁，最终“使外语文本符合译语文化的价值观，把原作者带进了译语文化。”[4]20严复目的性地选择了源语文本，并选择性地介绍了被译内容，而与译者目的无关的内容则被省略，由此动摇了殖民国家文本不可破坏的权威，削弱了西方文化高高在上的地位。

近代前期的中国在政治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中华文化始终在同西方文化博弈的过程中保持独立的地位。中华文化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成果及其广泛的影响成为保守的封建士大夫阶层在一次次军事溃败后的心理慰藉，同时也被严复等具有忧患意识的爱国人士看到其参与抵制强势文化进行文化殖民的作用。严复在《天演论》中用富有魅力的中国文言，传统史家笔法及先哲圣贤的思想诠释进化论思想，不仅让国人意识到封闭落后的现实，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的必要，同时展示了中华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解释力，避免了强势文化语言和思想压倒性的占领，有利于摆脱西方模式的控制和受其文化殖民的倾向。[5]66

(一)汉以前字法，句法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礼俗文字，则求达难。”严复认为，与近代白话文相比，文言文更容易表达原作中自然界进化论的道理，实际上对于古文功底深厚的严复来说，文言文更有利于其“取便发挥”。

例:“Turn back a square……the‘everlasting hills’”

(Evolution and Ethics，P9)

“试向立足处所……必为海”(导言一 察变)

用对仗，紧凑的文言句式翻译原文中的冗长复句，效果的确是简炼却饱含意义。《天演论》在当时社会引起了极大反响，对进化论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康有为称赞“《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青年时代的鲁迅也视《天演论》为启蒙之书，“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试想:白话文的Evolution and Ethics能否引起知识界的这般反应?同时，译本的大受关注成功的将当时国人的注意力从原文的内容转移到译文的诠释，而不去关注译文是否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由此，弱势文化文本实现了对强势文化文本的肢解，撼动了西方文化文本中心至上的地位。可以看出，在翻译的过程中，语言的表达成了对外来思想的同化途径，而外来思想的表达形式在本族语的抵制之下屈服了。[6]13

(二)行文笔法:传统史家笔法

赫胥黎的原作是一部社会科学作品，语言质朴，叙述平实，内容明晰，严复的译作“不斤斤与字比句次”，不求得与原作的形似，而着意使译文合乎中国古文传统的体式。读《天演论》仿佛读中国古典史记体文章，西方思想在严复古朴的译笔下涂上了一层浓厚的中国色彩。“例如他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往往以单句译复句，以平列代主从，改第一人称为第三人称，化平实的叙述为生动的敷衍，用意在于以传统的史家笔法译这部论人类进化的巨著”。[7]1

例:“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莫可究祥”(导言一察变)

译文中的“复按”，也有太史公曰的遗风。严复用传统史家笔法演绎西方进化论思想，“时有所颠倒附益”，“而删削取径”，又加入了大量按语，在期待读者中译本受到极大的关注。不以追求译作与原作的形似为标尺，译作不再依附于原文亦步亦趋，摆脱了作为附属品的卑微地位。在当时东西方博弈的微妙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保持其独立的地位和特色，抵御了西方强势文化意图的文化同化。

(三)老庄思想

高职院校在进行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时，应坚持就业导向，以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为主要目标。在旅游新常态背景下，从新的旅游发展形势出发，高职院校旅游人才的培养目标也一定要符合新形势的实际发展需要。

赫胥黎的原作是一部自然进化论方面的著作，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延伸。严复的《天演论》介绍了自然进化论思想，并着力运用于人类社会，认为人类社会也适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自然界规律。同时严复认为，西方天演进化思想早在中国古代圣贤先哲那里已经得到阐述。“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之言也，吾将试举其灼然不污者，以质天下”。(《译〈天演论〉自序》)

例1:“自吾党观之……乃莫定其为动为植”(导言二广义)

西学认为生物进化的顺序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周始循环;

“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老子》)

例2:“物竞，天择二义……无所谓创造者也”(导言一察变)

西方自然进化观认为自然界不存在创造者，从逻辑上否定神创论。

“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庄子《齐物论》)(《齐物论》中有则寓言说，管萧被人吹而发出的声音是“人籁”，地面洞穴被风吹发出的声响是“地籁”，“天籁”则是“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皆自取，怒者其谁邪!)。严复在评点这句话时写道:“一气之行，物自为变，此近世学者所谓天演，西人亦以庄子为古之天演家。”

西学进化论认为物种之所以有生有灭，在于其自身能否与自然相适应，《老子》中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意思是天地对待万物一视同仁，从不厚此薄彼。

严复用老庄思想比附西学进化论，认为中国先哲早在西人之前就已经提出这种思想。在这部西学社科著作中，处处闪耀着中国传统老庄哲学思想的光芒，一方面易于被有“文化优越感”情结的封建士大夫所接受，另方面使得中国人民在经历数次失败后看到了民族文化不被欺凌的希望，手中依然握有民族文化——这支抵抗强势文化进行文化殖民的有力武器。

结 语

后殖民主义者主张从另一途径上释放译者的主体性，认为可以藉由抵抗式的混杂策略反对殖民主义的统治性控制。[8]93从后殖民理论视角解读严复的《天演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权利差异的政治语境中，弱势文化想要改变现有的依附地位和肆意被篡改的命运，取得与强势文化平等的话语权，翻译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但同时需注意，过度的以本国文化为中心的“变脸”会引发“民族中心主义”的泛滥，不利于中西方文化实质性的交流，进而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进程。

[1]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 [J]．中国翻译，2003(4):3－8．

[2]胡德香．后殖民理论对我国翻译研究的启示[J]．外国语，2005(4):56－61．

[3]孙会军．普遍与差异[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1995．

[5]文军，唐欣玉．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策略[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2):64－67．

[6]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7]王佐良 ．Two Early Translators Reconsidered[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1(1):1－11．

[8]宋以丰．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的意义研究 [J]．外国语，2008(3):92－96．

H315．9

A

2095－0683(2011)04－0120－03

2011－05－18

崔纯(1987－)，女，安徽宣城人，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

责任编校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