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建

(四川大学 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帝国轮替中的认同演变

徐新建

(四川大学 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关于转向的问题有很多可以谈，身份与认同也是近来学界广泛关注的论题之一。对中国来说，在近代以来的剧烈转型中，此问题又涉及到从帝国到民国的根本变化，涉及到此前的王朝轮替与此后多族共和，因此绝非仅以某种简化了的“民族－国家”式的西学话语便可套用了事。相反，对于华夷并存的东亚传统而言，有关身份认同的研讨，还有一系列重大议题等待开掘。

有鉴于此，当见到高岚博士论文《从民族记忆到国家叙事》以专著形式面世①高岚《从民族记忆到国家叙事—— 明清之际江南汉族文土的文学书写》，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便引发出很多相关的话题。近年以来，在川大“文学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团队中，已有不少选择以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和文化个案为题来作学位论文。此前和其后有梁昭的“刘三姐表述”、王菊的“彝学演变”、吴雯的“庄学本与康区研究”及张中奎的清代“苗疆再造”和李菲的嘉绒“跳锅庄”变迁等等，分别从各自选定的角度出发，相继讨论了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在不同地域及历史阶段里的民族关联。

高岚著作以“明清之际江南汉族文士的文学书写”为副题，关注由明入清的历史变局，时间锁定在1644－1683年间，力图辨析满族入关并掌握政权后江南汉族文士在民族身份和王朝认同上的文化纠葛。这是十分重大的历史和学术问题。

在我看来，研讨、还原或重构中国的历史，须注意几个关键，一是华夷互补和帝国轮替，一是“史前史”与“史外史”。历史有绝对和相对之分。绝对的历史一去不回。相对的历史则是被后人复述的故事。与绝对的“事本”，或“事本史”相对，后者可谓广义的“话本”，或“话本史”。对于东亚大陆的夷夏境况而言，匡进汉语“话本史”里的故事不过数千年;在其以前，“事本史”的历程则须以万年来记。其间的丰富原形，充其量也只在“考古史”里得到碎片式的些许还原。因此当我们言说“中国历史”，其实只是在仅就纵贯数千年的话本故事发论。这是需要提醒注意的。

至于如何经由这绵延数千年的“话本史”进入对与之联系的“事本史”的关注和研讨，有上下两个“三代”值得对照言说，即通常被视为国史开头的夏、商、周和接近收尾的元、明、清。但是，论说王朝起始的“前三代”，要注意的是它们在空间上的差异并置，而非被后人夸大的代际关联——这说法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依照前人“夷夏东西说”的揭示而作的引申和强调。②史学家傅斯年最早在1930年代提出“夷夏东西说”，认为夏、商、周代表不同的地域文化体系，夷和商属东系，夏和周为西系。参见傅斯年著《民族语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考古学家张光直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挥，进一步强调古代中国的多元起源论。参见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与此不同，论说“后三代”则应关注由不同族群、地域乃至文明主体所承载的帝国轮替。照此而论，高著所论的明清“之际”，便正好处在又一个重大的轮替时期。其间的时代和社会变局，自然充满了值得从多方面书写的丰富意含。

《从民族记忆到国家叙事》把焦点对准江南文人的认同变异，讨论的其实是新帝国内“汉与非汉”的关系转型。对于这样的转型，照惯常的中原汉文化本位说法，难听一点叫“五胡乱华”、“蛮夷入侵”，好听一点称“异族入主(中原)”。这种可视为“华夏情结”的历史心性，既呈现在身处其境的历史当事人之言行举止及与之关联的特定事件和历史过程中，也不断重现于后世回顾者予以认可的历史表述里。然而，对于新帝国内“汉与非汉”的族群互动和关联，这样的心境和表述都是单一而残缺的。高岚的论述有一个可贵之处，那就是其虽以江南汉族文士为聚焦，却能同时关注作为帝国掌控者的满人视界，从而体现出族群对等的复线叙事。比如在论述雍正时期轰动朝野的“曾静案”时，高书就在描叙吕留良等中原汉人对华夏本位之固守的同时，对照阐释了雍正皇帝《大义觉迷录》对满洲族源及其与华夏关联和延伸的言及行。这样的视野和努力，或许能使我们绕过单族叙事的围墙，重现被汉学成见遮蔽了的“史外史”。高岚通过此案例力图说明的是，在明与清的帝国轮替之际，汉、满两族对各自民族身份的强调以及弥漫于彼此间十分浓厚的“他者意识”。她在其著第五章《曾静案与 ＜大义觉迷录＞》中客观地从两面评说道:“作为与清廷不合作的代表，企图恢复民族主权的民间汉族知识分子，王朝效忠的背叛者，曾静等人在此案件中的态度颇值得注意。同样，作为官方的最高统治者和满族的精神领袖，雍正皇帝处理此案的手段也具有重大意义。他们之间所展开的，是一场文化和认同的争夺战。”

尽管其对作为帝国统领的满族主体在自身定位和文化取向等方面的分析还远远不够，但在我看来，高书对于清帝国内部的民族文化论述，能够做到上述那样的双向视野和复线叙事已属不易。结合“曾静案”所关涉的文化背景，在被江南士人攻击的满族统治者一方，其最为关注的问题有二，用雍正钦定的《大义觉迷录》所作的表述来说，即为:1、满清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是否符合正统之道?岂可再以华夷中外而分论?2、到底是“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呢，还是“天下一家，万物一源”?

此两大问题一个涉及政治正统，一个关系民族分别。雍正以问句质疑，其实已表明对答案的判定。对于前者，自然是不应再以华夷和中外相分;对后者，则当以“天下一家”和“万物同源”的民族对等观取代“一点四方”的华夏中心论。依据《大义觉迷录》的记载，面对犯案在押的曾静，雍正以逼问和自答的方式阐发道:“九州四海之广，中华处百分之一。其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盖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岂中华与夷狄有两个天地乎?”雍正的回答是:“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①《 ＜大义觉迷＞谈》第180页、133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至于以君臣关系论人道是否合理，以及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满清帝国是否得道、是否果真做到了天下一家、民族对等还可深究，然雍正此言对以往“汉族入主”之帝国模式的文化修订当值得注意。

高岚的书仅写及清初，而待历史演变到清中以后，亦即到了满洲帝国达到强盛时期，曾 (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那样的汉族权贵非但不再象吕留良和曾静那样以华夷之别为由而谋变，反倒自觉地以天朝忠臣身份报效帝国，担当起承继往圣的治国平天下重任。这样的转变，除了帝国政治惯有和沿用的集权高压与科举取士等缘由外，汉族官僚由起初“满汉相分”向后期“君臣关联”的认同转变，无疑是另一需要认真看待的重要动因。

话说回来，对上述问题进行研讨，无论历史、民族还是政治，进入的角度无疑很多。出于学科选择(或曰限制)的原因，高岚突出了“民族记忆”和“国家叙事”。这一点从大处说，称得上文学人类学的专业特色;从小处论则与我本人对表述问题的强调有关。作为学人，我近来即不断发表与此相关的论述来加以倡导和促成;作为导师，则希望弟子能对此予以提升和推进。像此前的学长们一样，高岚以明清之际江南文人的认同变迁为案例所作的研讨，可以说已体现出在此论域中的新思考和新成绩。于我而言，此可谓探索不断，薪火相继，怎不令人感到欣喜和慰藉?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