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启翠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30)

从方法论到认识论:文学人类学转向的思考

唐启翠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30)

一、文学人类学:人类学中心主义?

神学家说:神学是独特的人类学!①(白俄罗斯)菲拉列特《神学与20世纪人类学概念》，石衡潭译，《世界哲学》2003年第4期。哲学家说:19世纪以来是人类学的复兴时代和灾难时代。②这两种相反的意见分别出自普·斯·古列维奇和马马尔达施维里，参菲拉列特《神学与20世纪人类学概念》。人类学家说:人类学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③B．Malinowski，Anthropology as the Basis of Social Science，in Human Affairs，参见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第4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人文学者说:人类学是一种指向未来的文学理念和学术伦理。④参见叶舒宪《当代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的人类学转向》(《文学理论前沿》第6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文学人类学的学术伦理》(《百色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从“世界文学”到“文学人类学”》(《当代外语研究》2010年第 7期)、《世界文学与文学人类学:三论当代文学观的人类学转向》(2011年8月第十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演讲)等;徐新建《回向“整体人类学”》(《思想战线》2008年第2期)等。

毫无疑问，我们生活在一个人类学时代!⑤(美)潘能伯格《人是什么？从神学看当代人类学》第1页，李秋零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神学、哲学、文学、医学、法学、史学、音乐、政治、经济等等各种“分科之学”都需要自觉地和人类学展开对话，来解决各自所关心的核心问题。继“语言学转向”之后，人类学视野和方法也给其他学科带来较为普遍的认识论的重要变革和研究范式拓展，形成20世纪人文社科乃至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现象。

那么，人类学是什么?为何具有如此根基性力量?“唯一可能的结论是，人类学是多门科学的总汇。”“人类学最令人欣慰的悖论，也是它最激励人的特征，就在于研究他者的同时也是一个自我发现的生命旅程。”⑥(白俄罗斯)菲拉列特《神学与20世纪人类学概念》，石衡潭译，《世界哲学》2003年第4期。一句话，即“认识你自己”!19世纪兴起的人类学科学乃是回答这一老问题的新方法。这就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也是文学与人类学得以结合的根基性问题。

总之，人类学以其自身强烈的反思性、开放性、理论更新与现实生活强关联性，而成为人文、社科和自然三位一体的科学。若聚焦于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层面，人类学不仅可被视为一种文学，而且文学也是人类学。⑦徐新建《从文学到人类学》，《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在2011年8月9日－11日第十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现场，由“回归文学性”的呼吁而引发的“什么是文学”、“谁的文学”、“文学何为”等学术伦理问题的追问，以及用“文学人类学”概念反思“世界文学”，重建包括第四世界在内的“人类文学”或“全景文学”的理念，引起了很多与会者兴趣的同时，也是质疑和疑惑最多的议题:用文学人类学取代世界文学，是否赶走了一个“欧洲中心主义”，又迎来一个“人类学中心主义”?⑧作为对2011年8月第十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开幕式主题演讲中“回归文学性”号召，叶舒宪在其题为《世界文学与文学人类学:三论当代文学观的人类学转向》的演讲中以此作为回应，引发专题讨论会的激烈讨论。

面对这一质疑，有学者意味深长地回应说:此人类学非彼人类学也，此文学亦非彼文学也!那么，这里的“人类学”和“文学”或者人类文学究竟何指呢?在近代学术史上，自我反思和理论推进最迅速的大概非人类学莫属了，从殖民主义的伴生物到反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批判和全景文学重构的思想武器，人类学早已数次蝉蜕今非昔比了。当下所言的人类学转向下试图重建的“人类学文学”中“人类学”，已经不是古典进化论时期的人类学了，也不是早期借鉴人类学方法和材料来研究、破解本土文学典籍疑难问题的文学人类学了，而是受到反思人类学和后现代思想启蒙之后的多元视野和文化自觉重建的文学人类学，此时的人类学是内化为一种学术伦理和再造文学的新理念，可化约为一种可以改变20世纪以来流行的文学观念的“人类学思维范式”:指向真正的世界文学和人类每一个族群生活之中的文学现象。①叶舒宪《文学人类学的学术伦理》，《百色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这就是深深根植于马克思心中的“人类情结”和思维范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曾经揭示出这一思维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即把理论问题还原于人类生活实践本身:“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正是在人类学一百多年的田野实践中发现了无以数计的欧洲之外的人群生活方式和文学现象，挑战和改写着既有的文学理念和文学地图。因此，在文学人类学内部，人类学已经不仅仅是研究文学的视野、方法和证据，也是一种重新审视、反省“何谓文学”的新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人类学时代，文学与人类学的对话与互惠，文学人类学无疑走在了前面，成为这一对话和转向的先行者，已经从早期的方法论转向了认识论。

二、文学人类学:方法论or认识论?

文学的人类学转向，听似新词，却显然并非突然空降，而是百年来文学与人类学跨越学科界限双向互动研究实践与发展趋势的学术呈现。③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全球化进程不止带来人类文化趋同性，同时也带来文化多样性的启迪和文化重建的希望。而在这种互动影响下诞生的一个探索性跨学科研究领域—— 文学人类学，也通常被理解为以人类学视野、方法、材料研究文学的学派。④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版)、程金城主编《文艺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及叶舒宪《文学人类教程》。因此，有学人疑惑，文学人类学: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方法?⑤傅道彬《文学人类学: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方法?》，《文艺研究》1997年第1期。一种方法论的学派或者一门新兴交叉的学科，是不是“文学人类学”这一关键词的全部意涵?显然不是。

显性线索即在于文学人类学内在发展轨迹里，其兴起、发展，可以概略描述为一个从人类学方法、材料的“拿来以用”破解文化谜题，到人类学多元理论视野下文学人类学学科建设和本土文化表述的可能途径的探寻，再到由破而立，文化自觉和学术伦理反思下“人类文学”重构的发展过程。⑥这三个阶段的具体描述与评论可详参叶舒宪系列论述“人类学转向”的文章及代云红《中国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此不赘述。这还可以化约为:从方法论侧重向再造文学新理念的转变。⑦叶舒宪《文学人类学的学术伦理》，《百色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再造文学新理念，其实已经从方法论上升到了文学认识论层面了。而这样一种认识，也不是突然就冒出来了，而是一直作为精英文学观、“世界文学”非“世界”，以及如何借助四重证据法重构中国文化的反思与实践形态，潜隐在文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探寻之中。如果一定要为这样一种隐性思考正式走向前台，从寻找一个整体性关键拐点的话，可以2010年12月国家社科重大招标课题“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立项和开题会为契机和界标:由“破学科”而“立学科”，由方法论上升为认识论。因此，当下人类整体文学观的重建诉求与实践，既是范型转变下对“谁之文学”等关乎学术伦理问题的反省，也是一种向着真正的众生平等的人类精神的推进。这大概就是人类学转向的思想启蒙意义所在，转向的必然性自然可以在人类学哲学之根的内在逻辑与学术伦理、研究范式及人类生活本身的关联中得到理解和呈现。可是如何理解、推进和落实这一人类文学观呢?

三、文学人类学:认识的可能世界

作为认识论的文学人类学，要从两个层面来看，即理念和方法。这是一体二面的。认识论，即关于知识及其认知的哲学理论，至少从柏拉图以来，“人们一直重点关注的事情是:是什么使得一个信念被证成，是什么东西构成了好的或适当的根据、理由或者证据。”⑧苏珊·哈克(Susan Haack)《证据与探究》第1页，陈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证成Justify，表示证明……为合理、正当的过程、原则及其结果。从古至今，不同领域的学人有不同的回答，但概括而言，主体的赞同程度⑨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1632－1704)在其《人类理解论》中，使用赞同程度(degree of assent)将物证和言证对各种命题的证明力与认知概率联系起来，意指主体感觉经验、信念、对证据的认知概率及对证据选择的盖然性。与证据资质总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显然，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与诉求，而与认识论相伴随的证据问题也是始终隐匿于中国现代学术和文学人类学研究发生、发展中的治学线索和方法论实践。过去人们提到证据法，仅仅将之视为一种方法论，但若从证据的被选择、认同和意义生成过程来看，“证据”问题其实还是认识论的问题。①唐启翠《认知、证成与呈现:论人类学“四重证据法”》，《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6期。

作为引领未来的文学观、方法论和认识论，文学人类学不仅主要在于如何重新审视、理解“文学”，启蒙和建立“人类文学观”，而且还有许多问题和关键词需要盘点、梳理和论证。比如:《人类文学史》编写如何具有可操作性?如何面对目前对文学人类学认识的分歧?面对一个半世纪的缺乏内部统一认同的人类学理论，文学人类学所撷取的人类学的内在学理依据为何?史学、国学、文学、科学与证据等关键词如何内在关联与演进?科学实证与人文阐释如何有效整合?一直被视为“虚构性”的“文学”可以作为证据材料或者被别的证据来证明吗?又如何有效识别呢?总之，如何把握这些历史发展中貌似无关实则有内在肌理线索的学术现象，如何分析不同时代语境与不同学者学术主张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梳理、反思过往得失的同时，不坠入“伪问题”，而在不断涌现的新材料、新视野中求得“真学问”?都有待深入讨论。

“文学”能否作为证据?考古人类学和比较神话学已经以充足的证据表明:文学确实含有历史信息，并正在兴起一种在神话传说中“求真”的研究领域。②叶舒宪《苏美尔青金石神话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对于更多的尚未接触神话考古学、圣经考古学视野的文学研究者而言，或许莱布尼兹的“可能世界”论和神话原型论更有说服的希望。“可能世界”有无数，而实在世界只有一个。人类的叙述却可以在实在世界和可能世界中自由穿行，形成此即彼又非此非彼的虚构世界。所谓“离奇而事固有”，虚构世界不是实在世界的直接镜像，但却是现实的变形记。③可能世界理论对于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参见赵毅衡《可能世界，实在世界，虚构世界》，《比较文学报》2011年7月30日第二版。变形的世界当然也是一种认识的反映。在原型批评家眼中，“文学的叙述方面乃是一种重复出现的象征交际活动。……叙述被当作仪式或对作为整体的人类行为的模仿而加以研究。”④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第160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甚而将神话原型视为一部凝缩了的人类文化史，其间隐藏着某些超越了人类理解力的信息，而今人却受制于自身认知力的限制，难窥其所隐藏的全部意义。⑤傅道彬《中国生殖文化崇拜论》第280－28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由此可见，文学能否像史学一样，作为“人类过去”的证据而被援用，是方法论的也是认识论的问题。

郭璞《尔雅序》言“事有隐滞，援据证之。”古往今来，“认识自己”的强烈愿望，促使无数研究领域的学人探求一切可能的证据，包括借助“他者的世界”和“过去”留下的“蛛丝马迹”。而来自证据科学最新研究表明，“证据”就在我们的生活和历史中，见证着人类作为物种得以存续的过程，然而，却隐没于神秘莫测的虚假线索中，为“肤浅的表面现象所遮蔽。”⑥(英)伊斯瑞尔·冉威尔(Isreal Zangwill)《弓区大谜案》(The Big Bow mystery)第150页，周晶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但也必定“存在并且肯定存在独立于人为程序规则的证明科学—证明的原则。”⑦(美)David A．Schum《关于证据科学的思考》，王进喜译，《证据科学》2009年第1期。我们所可作的就是，尽量解蔽和祛魅，尽一切可能去认识一切可能的世界。所有可经验的、不可经验的“留痕”、“知识”:史志、文物、遗存、民族志、神话、歌唱、仪式……都是人类创造的不同符号系统和据以把握世界的方式，自然是参与对话和认识的“镜像”。理解“过去”的各种方法提供了解释“过去”的不同途径，也呈现了诸种可能的世界。文学人类学研究者所倡导的“证据法”，还有许多可探究完善的地方，但毫无疑问的是，它将会给文学研究乃至人文科学研究带来意想不到的可能世界。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校 文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