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凤

(重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47)

一曲自耕农经济衰亡的悲歌
——《苔丝》中的农村及农民

江凤

(重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47)

哈代小说《苔丝》以编年体般的真实再现了19世纪末英国农村自耕农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日益衰亡的历史，展现了变革时期英国农村传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人的价值观发生的巨变，满怀感伤为日益消亡的自耕农经济唱出一曲悲歌。

自耕农经济;传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价值观

哈代小说《苔丝》将背景根植于19世纪末英国南部威塞克斯农村，细腻生动刻画了威塞克斯农村的景物、风貌与人情，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与地域色彩。描写乡村的文学多半是理想化的，甚至形成了欧洲文学中的田园文学传统。然而，与传统田园文学中将复杂的历史刻意简单化，忽略历史变化和阶级斗争不同的是，哈代对农村的描写真实地再现了19世纪末变革时期英国农村发生的历史巨变的方方面面。许多评论家都认为哈代小说展现了一种编年体般的真实，如卢那察尔斯基就高度赞扬哈代，称他是“一位描述各国屡次发生过的，稳定的私有者阶层衰落现象的优秀编年史家”，是“描述普遍的重要历史现象的艺术家”。[1]

这里的私有者指的就是英国历史上发挥过巨大作用的自耕农阶层。自耕农由封建社会时期的农奴转化过而来。中世纪时，英国农业的经营体制是庄园制，劳动者受封建关系的束缚，无法自由发展家庭农业经济。14世纪时，庄园制逐渐废除，农奴获得人身自由，并通过赎买或分得一块土地发展家庭农业经济。土地转入私人手中后，自由保产人(freeholder)，邸册保产人(copyholder)，终身保产人(livier)是土地占有的主要形式。自由保产人拥有土地所有权，他们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世袭份地。而邸册保产人不享有土地所有权，但庄园法庭文件记载着他们租种土地的权利和年限，只要向地主缴纳一定的货币地租，按惯例也可世代耕种土地。终身保产人土地租约长至百年，一般为三代。[2]52

自耕农经济在工业革命展开之前，曾是英国传统农业经济的主要形式，他们是国家经济的基础，宗教改革的坚定支持者，资产阶级革命国会军的主力，被视为英国社会的主要支柱和民族独立，自主权保持的功臣。然而，到19世纪末期，随着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自耕农这个阶层逐渐衰落甚至消失了。许多现代英国作家都对自耕农传统怀有深厚的感情。例如，20世纪初英国作家E．M．福斯特就曾在《霍华德别业》中哀叹自耕农传统的消亡。

哈代也不例外，作为多塞特郡农民的儿子(哈代家就是土地租约达三代的终身保产人)，他不仅与自耕农传统情感相连，更对农民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理性分析。在《苔丝》中，他对威塞克斯自耕农经济的主体有过详细的分析。“从前在乡村里，和农田工人并户而居的，还有另一班人，像木匠，铁匠，鞋匠，小贩和其他一些不属农田，难以分类的工人之类(苔丝的父母，就属于这一班人)，他们都是有意思的人，见闻也比较广，比起农田工人来，显然高出一级，他们这一班人，有的像苔丝的父亲似的，是终身保产人(livier)，有的是邸册保产人 (copyholder)，有时还有小自由保产人(small freeholder)，所以他们的目的和职业，都比较稳定。”[3]489终身保产人、邸册保产人加上小自由保产人就是农村自耕农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他们有土地和房舍，兼做木匠，铁匠，鞋匠和小贩，比起没有土地、为他人打工的农田工人，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稳定的经济来源和生活方式。

然而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农村中悄然发生了一场历史巨变。这一场巨变使自耕农们不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房舍，还使农村中的阶级构成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城市中早已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将其无所不在的触角也延伸到了农村，它要将传统农业资本主义化，使农村沦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原料来源地，消费市场，廉价劳动力的来源。而它要挤压、取代的就是自耕农经济。自耕农经济属于小农经济，土地资源分布在许多独立经营的个体手中，规模小，效率低，只能满足家庭自给自足的需要。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资本主义经济要求把资源整合起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形成规模化生产。从15世纪末开始并延续到19世纪中期的圈地运动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挤压自耕农经济并使其逐渐丧失生存空间的集中体现。地主们通过各种方式圈占，侵吞自耕农土地，例如不按传统习惯维持与农民的契约关系，土地租约到期后，不再续约，将土地收回租给农业资本家，或趁机购买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造成其破产。而圈占的土地则租给租地农业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型农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自耕农经济逐步受到破坏，乃至衰亡。

《苔丝》中德北家的遭遇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真实写照。尽管小说开篇马洛特村田园景色美丽依然，古老的五朔节传统仍保留着，但这一方田园却绝非远离现代社会的净土，威塞克斯农村的经济基础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集中体现为农民破产失地，土地房舍等资源流转到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中。

德北家属于终身租地农(livier或lifeholder)，即土地租约长达三代的农民。他们略有薄田，有房舍，兼做小贩，在小说开篇时尚能勉强维持生计。而家里唯一一匹运货的老马死亡后，家庭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像终身租地农这样的下层农民，原本基础就十分薄弱，在经济转型期就更容易受到冲击而成为牺牲品。德北家的破产是以失去土地和房舍为标志的。原本终身保产人只要向地主缴纳一定租金即可续约，然而德北先生死后，房子到期，地主不愿续约，因为早已垂涎他家的房子，要把房子收回给工人住。在马洛特村，这样的情况绝非偶然，因为村里“只要有没拆的房子，全都让地主收了回去，给他们的工人们住，因此房子大有供不应求的趋势”。更何况终身租地农“一切都不合群，简直和小自由保产人一样讨厌”。[3]489日益发展的马洛特村的资本主义农场和扩大的农业工人队伍需要更多的土地和房舍，像德北家这样的家庭经济，生产既无效率，更不能创造最多的剩余价值，甚至一切思想、言行举止都不合时宜，马洛特村的生存环境，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思想观念早已不适合像德北家这样的传统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大农场的集约化生产和规模化生产，虽提高了效率，创造了更多剩余价值，却是以挤压家庭农业经济的生存空间为前提的。

巨变的另一表现是以往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资本主义大市场代替。传统生产方式下，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并享用劳动果实，很少需要商品交换。然而，资本主义经济渗入农村后，小农经济被强行纳入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这一张大网中来，以往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正迅速消失。农村沦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原料来源地和消费市场。自耕农必须通过交换行为换取货币，才能购买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资。而在生产过程中，小农经济又无法与与资本主义大农场相抗衡。在小说中，有两个跟运输和贩卖相关的情节。德北家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是把蜂窝卖给零售商人，从德北夫人口中可以得知，如果误了时间，商人不肯要，家里的经济就更维持不下去了。这个细节说明自耕农们对商品交换的严重依赖，如果不进行商品交换，就不能维持生活。正因为能否卖出蜂窝对家庭生活至关重要，在德北先生醉酒、无法准时起身的情况下，苔丝只能代替父亲赶车将蜂窝运往市场。路上，老马拉的破车和飞快奔驰的邮车发生撞击，邮车的尖尖车辕刺进老马的心脏，德北家失去了唯一的一匹马。这个情节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缓缓行进的老马破车象征了小农经济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脆弱和落后，而飞驰的邮车象征了资产主义经济特有的速度和效率。邮车的尖利车辕刺进老马心脏，则暗示了在迅猛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小农经济遭受重创，岌岌可危的处境。另一次运输和贩卖是安吉尔和苔丝将牛奶送往附近的火车站，通过铁路将牛奶送往伦敦。铁路是代表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个重要意象。19世纪兴起的交通运输业革命，铁路延伸到农村地区，把农村与城市紧密连接起来。铁路扩大了农产品市场，通过铁路可以很方便把鲜奶这样的农产品送到伦敦这样的大城市。苔丝工作的纯脊冀农场是为资本主义大市场服务的。农场生产的牛奶通过铁路输送到伦敦，第二天清早便能端上伦敦人的饭桌。通过铁路和火车运送牛奶，是资本主义农场利用现代化的交通条件扩张市场的有力措施。这两个情节中，老马破车和火车，乡间小道和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农经济在与资本主义的大农场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破产是必然的结局。

19世纪末期的英国农村由于生产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阶级构成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农村社会中的居民以乡绅和自耕农为主要阶级构成。由于自耕农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和房舍，在经济上较为独立，与乡绅等不具有人身依附关系，因此他们之间形成了较为稳定与和谐的阶级结构和人际关系。随着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自耕农经济的破产，农村中出现了新的阶级。一方面，以往的自耕农沦为流动雇佣工人，导致一个规模庞大的劳工阶层的出现，苔丝流寓不定的打工生活正是这个劳工阶层生活状态的体现。另一方面，农村里出现了资产阶级。他们或是纯脊冀、棱窟槐农场的农场主，经营着资本主义农场，或是曾在城市发财、尔后退隐乡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如斯多克家族。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威塞克斯农村，由于阶级关系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产生着巨大的变化。如果说乡绅和自耕农之间尚有一层的温情的面纱，那么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则只有赤裸裸的剥削和压迫。小说中资本家役使工人们用打麦机打麦这一场景就充分表现了资本家的贪婪与残暴。

蒸汽打麦机19世纪40年代发明出来，除了英国南部那些最小最偏远的农场，60年代到80年代彻底取代了人工打麦。[3]434在闭塞的威塞克斯农村，棱窟槐农场也出现了打麦机的影子。农业资本家的代理人卑露啤农夫为了及时归还租来的打麦机，迫使雇工们从一大清早干到月亮上山，直到把麦子打完为止。雇工们大都是威塞克斯的失地农民，他们对打麦机这样的怪物内心抗拒却又无可奈何。在震动骨髓的机器轰鸣声中，工人们必须毫不停歇重复同一个动作，特别是苔丝，她的职责是解开麦捆，递给往机器里塞麦子的男工，因此她丝毫不能停歇，因为机器的大嘴要永不停止吞咽麦捆，要是供给的麦子不足平常的数量，就发疯般地大吼起来。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在机器的轰鸣与猛烈颤动中，工人们感到身体已不属于自己，每个人都筋疲力尽，痛苦万分。传统农业生产中，劳动是农人快乐的源泉，他们在劳动中亲近自然，并体会到劳动带来收获的喜悦和幸福。而资本主义生产中机器的运用只是提高了生产效率，为农场主们赚取更多利润，却大幅度增加了工人劳动强度，不是工人操纵机器，而是机器操纵人。机器时代的劳动使这些昔日的自耕农遭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打完麦后，追打耗子的场景富有象征意义。机器打麦让藏在麦垛里的耗子们失去了避难所，麦垛一拆完，带着猎狗的“文明人”和拿着棍棒和石头的“粗鲁人”就会把它们都打死。动物的命运也预示了人的命运，失去土地的威塞克斯农民正如失去麦垛这个藏身之所的耗子，终究逃脱不了灭亡的悲剧。而悲剧的根源正是机器所象征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机器的使用不仅对失地农民和动物的生存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也预示了古老的威塞克斯农业文明必将覆亡的命运。

而农业资本家的代理人——棱窟槐农场的卑露啤农夫和代表工商业资本家的斯多克家族的亚雷克对苔丝的虐待和占有更体现了阶级和性别的双重压迫。这两个资产家的代表都体现了对女性他者强烈的虐待狂倾向。虐待狂通过暴力形式来折磨他者的肉体，试图通过对肉体的占有和折磨来对抗他者的自由，在他者的受虐中获得欲望的满足。卑露啤农夫垂涎苔丝的美色，为了满足扭曲的欲望，他故意安排苔丝做男人才能干的最苦的活儿，通过对苔丝身体的折磨来满足自己的畸形的欲望。卑露啤农夫对苔丝的肉体折磨既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压迫剥削的真实写照，从女性话语来看，也体现了象征资本主义的男性对象征古老农业传统的女性他者的压迫。亚雷克的虐待狂本性体现在通过暴力征服母马上。亚雷克和苔丝初次见面时，就曾沾沾自喜告诉苔丝，为了驯服一匹暴躁的母马，他差点没把那畜生打死。他对母马的虐待和征服预示了之后对苔丝的侵略和占有。亚雷克占有苔丝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肉欲的满足，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母马和苔丝的暴力征服，获得更多的精神快感。而亚雷克对苔丝的攫取和占有则象征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入侵。通过对男性资产家和雇佣女工苔丝的描写，小说从阶级和性别两个方面探讨了19世纪末英国农村社会在阶级构成和人际关系方面的变化，揭示了他们贪婪残暴的本质，表现了资本家扭曲的人格和变态的心理。

威塞克斯农村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既已发生巨变，传统的价值观也受到猛烈冲击。小说中农民失地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失去土地的农民要么到大农场上作流动工人，要么流落到城市，成为藏污纳垢的城市中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乡村和土地是自耕农传统观念和情感的依托，一旦失去土地和家园，变成四处漂泊的流动工人，那些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也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了。

哈代清醒意识到年轻一代的农业工人们观念的改变。这些工人曾是自耕农的儿子，家庭经济破产以后，便在各农场间做流动工人。这一个群体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他们的父辈即使给人干活，也是“在自己的爷爷和爸爸干活的那家农田上，继续干一辈子”。如果说他们的父辈尚且享有与土地和雇主的稳定关系和情感联系的话，年轻的农业工人们仅仅凭资本主义契约履行劳动义务，契约到期便又往另一个农场迁移。而他们对这样流寓不定的生活并不以为苦，反而觉得“一年一换地方不仅新鲜别致，也许还能得到什么好处”。哈代不无揶揄把这种情景描述为，“这些农田工人，总觉得自己住的地方是埃及，到了他们搬到那个福地，往下以后，那个福地自己就又依次变成了埃及了。因此他们年年搬动，老没有安停的时候。”[3]488

失地农民的另一种命运是流落到城市。正如哈代指出，农村中“人口减少的情况，也正一天一天的增长”，自耕农们曾是“旧日乡村生活的骨干”，“从前乡村传说的贮藏所”，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现在却都只得迁移到人烟稠密的大地方，去作逋逃之客了”[3]488。这“人烟稠密的大地方”自然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出现并膨胀的城市了。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充斥的城市里，自耕农们所恪守的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受到剧烈冲击，为了能在城市中谋生，他们被迫放弃原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选择在城市的欲望浊流中随波逐流。

小说中并未直接描写城市，但城市曾经在两个重要情节中作为背景出现过。安吉尔曾经在伦敦和一个女人有过不伦之恋，而苔丝沦为亚雷克的情妇是在一个叫沙埠的新兴城市。可见，小说中的城市充满了肮脏的欲望与诱惑，它或者使人迷失自我，成为肉欲的奴隶，或者以物质需求为诱饵，迫使人放弃道德底线。如果说作为中产阶级男性的安吉尔在新婚之夜一次简单的忏悔就能心安理得的洗清欲望引起的罪恶的话，那自耕农的女儿苔丝在沦为亚雷克的情妇后，就再也不能回头。在城市中，乡村姑娘苔丝不仅成为资产阶级男性的欲望的牺牲品，更是虚伪的资产阶级男性双重道德标准的受害者。

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必须承认的是在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19世纪末的英国农村，自耕农坚守的那些价值观和道德观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入侵下，被腐蚀和冲击得支离破碎。这一历史阶段的农村充满了异质经济形态的斗争，阶级压迫和剥削，以及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两种文化形态的对立和冲突。而历史发展的趋势是资本主义经济取代自耕农经济，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取代乡绅和自耕农，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取代自耕农阶层的观念与情感。毫无疑问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和观念已日益成为英国农村主导文化，而自耕农传统这一经济文化形态则成为即将消失的残余文化。哈代正是怀着这种无限缅怀又无可奈何的心理写出了《苔丝》这一曲自耕农消亡的悲歌。

[1]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M]．蒋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458．

[2]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2．

[3]哈代．德伯家的苔丝[M]．张谷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I106．4

A

2095－0683(2011)03－0089－04

2011－02－06

江凤(1976－)，女，重庆江津人，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责任编校 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