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丹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文法系，湖南 长沙 410004）

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的缘起

黄丹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文法系，湖南 长沙 410004）

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论争，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思潮及其实践合乎逻辑的演进，也是20世纪前期中国现代化事业迅速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巨大反差，特别是日本入侵造成的民族危亡的威胁，是这场论争发生的直接诱因。

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化；论争；缘起

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论争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坐标上占有重要位置，论争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追寻其发生的逻辑轨迹。

一、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潮的演进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与西方现代文明的较量失败后启动，这使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显示出向西方学习的态势。向西方学习体现时代的要求和富国强兵的愿望，经历了由盲目学习到系统认识，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不同时期：

第一时期：学习西方“器物”期。

西方的冲击，使“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1]P110中国的传统观念因此而开始动摇，士大夫与地主阶层开始出现分化。伴随而来的则是洋务思想，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代表性主张。这种企图学习西方先进“器物”来赶超西方的主张，开启了社会变革之门，而且在广博浩瀚的传统文化中，发掘出与现代化因素相通的因素，从而为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向沟通了渠道。但这一时期向西方学习，也仅限于坚船利炮，至于中国今后该如何与西方竞争，该走什么方向和道路，他们都未能作出深刻的思考，更谈不上能提供多少令人满意的答案。

第二时期，学习西方“制度”期。

以学习西方坚船利炮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哄哄闹闹近30年。但甲午一战，中国却一败涂地，这对中国社会的震撼是空前的。面对现实，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仅凭坚船炮利并不能使中国自强，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进行政治改革，改变昏昧的封建制度，才能自强御侮。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企图用改良的办法，在中国引进其英日式的“君主立宪”政体。继之，孙中山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专制政体，在中国建立美式的共和政体。这些都反映出国人希望引进西式的政治制度，将中国引向现代国家的意识。这一时期，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抱有莫大的希望。但结果却是，戊戌维新失败，六君子饮恨。辛亥革命成功了，革命果实却被袁世凯夺取。孙中山倾其一生心血建立的现代共国政体徒具空壳，这使中国知识界再次陷入苦恼和沉思之中。

第三时期，学习西方“精神”期。

辛亥革命的成功，曾使无数中华儿女欢心鼓舞，再次激起了中国人迈向现代化国家的信心和希望。但辛亥革命既不能阻止袁世凯专制独载的出现，也不能使中国摆脱受压迫受奴役的悲惨状况。这种局面，使先进的中国人感到，要使中国真正富强，能与西方欧美列强相抗衡还必须从文化思想入手，根本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他们认为，新国体是不能与旧文化相调和的。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要求学习西方民主科学精神，重建中国的现代文明，成为最先进的社会文明。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中国旧有文化受到最严厉批判，西方的民主科学精神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便开始了对现代化的执著追求，但直至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确立，却没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一丝曙光，列强欺凌、军阀混战、人民苦难依旧。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总是昙花一现？中国如何才能走上现代化之路？这要求中国知识界做出认真的反思和回答。

二、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五·四运动以来，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取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这主要缘于：

（一）传统社会阶层的衰落和现代精英阶层的兴起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就分化的独立性而言，主要存在三大社会阶层：官僚阶层、士绅阶层与农民阶层。然而，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彻底瓦解这种社会关系和制度体系。科举制度的废除，使联结三大阶层的纽带消失，地方士绅失去晋身希望和政治屏障，通向上层特权的途径被切断，其社会地位和名望大为下降。作为统治集团的官僚阶层也因科举制度的废止而失去了制度化的来源和价值信仰基础。稳定的制度体系被打破，却没有一个新的规范来代替它，血缘与地缘关系仍是官僚系统中拉帮结派的主要纽带。中国传统社会阶层，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趋于瓦解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与此同时，新精英阶层却应运而生，这就是随着工商部门与自由职业的出现和清末军事改革，从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三大新兴精英阶层：知识阶层、工商阶层与军人阶层，他们与原来的三大社会阶层一起，构成了左右中国现代化格局和走向的动力系统。

知识阶层是指具有现代化教育背景，从事抽象符号系统创造、传播和使用的自由职业群体包括文学家、艺术家、自然科学家、记者、教师等。历史进入到20世纪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思考进入了一个全新层次。他们已不满足于理论上争论，而且要把理论付诸实践。虽然这只是一种有限的尝试，但其创新意义却非同小可，如梁漱溟、晏阳初等人进行乡村建设实验都是弥足珍贵的现代化财富。工商阶层是随着近代沿海工业化的发展，现代工业部门的出现而产生。在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中期到30年代中期，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工商阶层因经济实力的膨胀，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也变得更具发言权。他们通过商会组织聚集起来，一度形成了多少独立于政治中心的“工商社会”，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其主体的工商阶层越来越希望按照其阶级利益进行现代化实践，因而其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热情都日益提高。军人阶层是由适应晚清中央政治衰败和内外战争需要而兴起的一些军事集团演化而来。由于军官大多受过现代军事教育，组织严密，社会整合能力强，因而在社会失范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往往扮演重建政治秩序的强力角色。其在现代化过程中实际地位之重要，远远超过其它阶层。尽管军人阶层缺乏深广的现代化眼光，对权力资源过分迷恋，拒绝其它社会利益集团的参与，因而常常成为社会变迁的抗拒力量，但他们在一定时期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是明显的。

（二）实业救国思想的传承和实践

中国最初的现代化就是以发展实业和工业救国的口号出现的。辛亥革命胜利后，工业救国思想在思想文化界居于首要地位。孙中山于1912年7月发表于比利时《人民日报》上的《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写道：“中国处在大规模发展工业的前夜，商业也将大规模发展起来，再过50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不仅如此，工业救国的要求还表现为有组织行为。一些全国性的经济团体纷纷建立，他们号召人们组织起来，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例如，上海资本家组织的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宣布以群策群力，建设工业社会，企图工业发达为宗旨。实业救国思想的传承和实践，推动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1895~1913年十几年间我国自己开设的资本在1万元以上，使用机器动力的工矿企业有549家，资本总额共计12028.8万元，平均每年增设28.9家，新投资本633.1万元，一些主要行业平均增长速度达15%~20%。1921~1927年间，中国历年所创办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总数约1984家，创办资本总额约45895万元，这两个数字都超过了从1840~1911年这72年总和的一倍以上。[2]

（三）政府的推动和夹逢中的发展良机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迅速发展同政权力量的推动是分不开的。甲午战后，清政府放松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并转而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这是有现代化意义的重大政策改变，晚清十年的现代化努力首开政府大规模推动现代化发展之先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一些具有一定现代化意识和经历的人物执掌政权，他们适应时代和社会要求提出一些具有资本主义现代化意义的施政纲领和计划。在很短的时间里颁布了不少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的法令。这些法令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现代化的目标和价值取向。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北洋军阀政府，已与旧式封建政权有所不同。部分军阀有一定变革思想，不少军阀及其亲属投资于近代企业。同时从政府财政的需要角度思考，军阀政权也不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北洋政权也颁布了一些鼓励经济发展的法令。经过国民革命而建立的南京国民党政权，虽然叛变了革命，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但对中国现代化事业也起了推动作用。国民党自始自终以“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为指导原则，力行国家要担负起引导经济现代化的重任。1927~1937年间，国民政府在经济特别是财政金融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变革措施：如关税自主、币制改革、银行改组，发展国家资本等。政府的推动使中国现代化事业在20世纪前期，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

（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巨大反差

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各国带来深重灾难。这是屹今为止，资本主义世界经历的历史上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经济危机。据统计，在危机最严重的1929~1933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缩减了36%，世界贸易额缩减近2/3，失业工人达3000多万，几百万小农破产，无业人口颠沛流离，生活困苦，[3]P327-339为减轻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转嫁危机。这对中国打击是很大的，出口大为减少，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靠不平等条约和贸易特权在中国畅通无阻。这对长期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中国民族工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衰败的经济形势、频繁的水旱灾害、不断的军阀混战使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陷入了空前经济危机，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相反，20世纪30年代，苏联经济却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1928年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夕，苏联仍然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国家。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其间，苏联共建设了1500个大企业，工业产量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计划初的48%增至70%，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工人人数上升了近一倍，而且工资也几乎翻了一番，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有了很大改善。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凯歌高奏，影响了中国知识界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判断的价值取向，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曾经笃信不疑的“西化”现代化之路。

20世纪30年代，当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受到资本主义国家转嫁经济危机的深刻影响，在崩溃的边缘苦苦挣扎时，日本又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饱受经济危机之害和日本入侵之苦的民族资产阶级加入全国抗日行列之中。他们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重新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深刻的经济危机和民族危机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强列反响，他们深感：“须知今后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面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的整个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百劫不复的厄运。”[4]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反差，唤起中国知识界寻找新的方式加快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思考，深刻的经济危机伴随严重的民族危机，又使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强烈的忧患认识和历史责任感，这一切直接诱发这场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论争。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1961.

[2]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美]加尔文.D.林顿.美国两百年大事记[M].上海:泽文出版社,1984.

[4]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J].193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