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坤 孟祥玉 王培培

(1.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51;2.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91;3.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91)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实现这样的伟大历史转折,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我们党集体艰苦努力的结果,也是作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团结全党同志和领导全国人民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课题,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

中国向何处去: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但是当时的中国,无数问题积重难返,人民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社会主义事业仍处于徘徊局面。如何让社会主义中国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正确道路等,成为全党全国人民急迫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急需解决的历史性课题。

(一)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人民温饱问题亟待解决。“文革”10年中,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1]。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披露: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2]46。在城市中,全国职工年平均货币工资在1976年为575元,与1957年相比不仅没有上涨,反而减少了49元,很多生活消费品凭票购买;在农村中,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温饱问题更是难以实现。

(二)大批冤假错案尚未平反,“文革”遗留问题亟待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干部中被立案审查的占17.5%,省部级以上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7.5%[3]172。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仅受害者及其亲人盼望平反冤假错案,以期重见天日,广大干部群众也希望中央早日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三)“左”的思想根深蒂固,“两个凡是”束缚人们头脑。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被当作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一些实事求是的思想做法则被当作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受到批判。“左”的思想影响根深蒂固,不少人思想僵化;“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继续禁锢着人们的头脑。

(四)政治经济体制僵化,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在于:国家运用指令性计划,直接控制和使用人财物等资源;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所有经济活动在计划规定范围内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僵化的弊端不断暴露出来: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作用,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单一化;平均主义现象严重存在,职工和企业缺乏生产劳动积极性。在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同样极大地压抑农民生产积极性,使得经济发展因失去活力而陷于停滞。

(五)长期闭关自守,同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发展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实现快速发展,我国却错过宝贵发展时机,与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差距进一步拉大。以人均GDP为例,1965年,美国人均GDP为2829美元,中国为69美元;到1978年,美国人均GDP为9687美元,中国为127美元。韩国、新加坡等原来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也同时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起飞。1977年,整个中国大陆进出口总额只有148亿美元,而香港则达到196亿美元[2]50。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气魄,运用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正确的科学方法,恢复正确的思想路线,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实行改革开放,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进程。

从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到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邓小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实践

1977年10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重新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邓小平同志,担当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以超人的胆识开始了实现历史转折和走向伟大复兴的卓越实践。

(一)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拨乱反正首先在思想领域突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反作用于存在。在某些特殊条件下,意识对存在起决定性的作用。在当时的中国,思想观念的转变决定着中国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的转变。要解决当时的一切问题,首先必须冲破“两个凡是”的藩篱,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此,邓小平全力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拨乱反正首先从思想领域展开并实现突破。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4]42之后,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4]39邓小平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准确的完整的思想体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学习和运用、掌握和领会这个思想体系的精神实质。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4]114。他说,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即使口头上大讲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4]119,我们一定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4]119。

邓小平坚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反复强调:“要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4]126“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4]127-128他一再指出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4]128在邓小平的支持指导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全国广泛展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二)恢复正确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实现党的工作重心战略转移。在冲破“两个凡是”的藩篱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便成为当务之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命题。他从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入手,决心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逐步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1978年12月1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阐述了他经过长期深思熟虑形成的一系列基本思想。他认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4]141他提出了思想僵化对于党的事业的严重危害,强调:“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4]141面对与世界各国的差距逐渐拉大,邓小平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4]150

随后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际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个讲话,论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解决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政治宣言”。

(三)公正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和意志。在这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一些人继续提倡“两个凡是”,反对和抵制拨乱反正;另一些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面对新的情况,邓小平认为有必要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进行认真总结,通过对历史问题的总结实现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

为了起草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进行了精心的指导。他认为,《决议》首先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说:“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4]292他指出:“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4]296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批评,坚决地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左”和右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维护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四)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一种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右的思潮开始泛滥,扰乱着人们的思想,要求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正确的立场,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1979年3月,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他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4]164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也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直贯彻的基本原则,“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4]173

邓小平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了深入阐释,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亲身体验中得出的历史结论。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五)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进程。在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折后,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研究和借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决心通过改革开放,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4]1631980年1月,他指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4]246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郑重申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的结论。”[5]3

25年后,党的十七大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进行了完整表述。这表明,我们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而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命题,则是为其奠定了深厚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

运用科学方法:邓小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有力武器

站在21世纪初叶的历史方位,我们看到,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展的十字路口扭转历史车轮,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道路,除了他的远见卓识和非凡胆略外,就是他从中国实际出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运用了正确的科学方法。他的伟大实践,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深刻的启示。

(一)必须既反“左”,又反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时期,中国大地涌动“左”和右两种错误思潮。中国要冲破“两个凡是”,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就必须彻底排除“左”的思潮束缚;中国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必须排除右的思潮的干扰。为此,邓小平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一方面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两个凡是”,疾呼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坚决反对全面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主张清除“精神污染”,提出坚持思想基本原则。正是既反“左”,又反右,我们党才冲破排除各种干扰,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进程。

(二)必须“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邓小平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寻找现成答案,而是力主完整准确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国情,正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准确认识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做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抉择,初步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三)必须坚持原则,讲求策略。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这些须臾不可动摇的原则。正是如此,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与此同时,他也显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采取灵活多样的策略。面对拨乱反正的阻力,他首先在思想领域寻求突破,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提出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主张公正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他在坚决主张平反冤假错案,正确解决遗留问题的同时,要求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向前看”,不拘泥于个人利益的得失与恩怨。正是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方法策略,才成功解决众多难题,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引导到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上来,重新启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四)必须坚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法。历史证明,任何伟大的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推动的事业。坚持党对人民群众的自上而下的领导,实现人民群众对事业自下而上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历史转折过程中,邓小平同志一方面支持自下而上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充分保护人民群众参与思想解放和体制改革的热情,激发人民群众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将人民群众的自发行为变成党领导下的自觉行为,自上而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做出工作重心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有组织有秩序开始改革开放进程。正是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由自上而下地贯彻执行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也正是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自下而上的全力支持,才将人民的意志和党的意志有机统一起来,形成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协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良好局面。

(五)必须坚持民主讨论与说服教育的方法。从延安整风开始,民主讨论和说服教育就成为我们党解决思想问题的好方法。但是,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特别是“文革”时期,粗暴的“大批判”压制不同意见,阻碍思想理论创新,窒息了党和国家的发展活力。在历史转折时期,邓小平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坚决停止“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批判,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样的民主讨论,解除长期存在的思想束缚;通过舆论的宣传和理论的学习,引导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通过对建国以来历史客观公正的评价,让人们发自内心的认识和纠正错误,认识党工作重心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正是坚持民主讨论与说服教育的方法,为改革开放扫清心理障碍,解除思想顾虑,形成既有统一意志又心情舒畅的生动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大决策和制定的大政方针很快被人民所接受认可,并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六)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继承与创新,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体两翼”。毛泽东同志模范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完整准确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与此同时,他坚决要求摒弃“两个凡是”,反对僵化和固步自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4]143强调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体制改革。正是由于他坚持继承和创新的有机统一,我们党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作用,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进行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史无前例的改革,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将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引向全面小康乃至现代化的光明坦途。

[1]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 柳建辉,曹普.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8.

[3] 陈克鑫,叶健君.邓小平大决策[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