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欢

（天津外国语学院 教育技术系，天津 300204）

对西方译论的客观解读

孟 欢

（天津外国语学院 教育技术系，天津 300204）

现代西方翻译理论对我国译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传播和解读的时候，出现了一些误读。本文通过分析韦努蒂和诺德的译论，探求这些误读的成因，进而提出了对待西方译论的恰当态度。

西方译论；误读；态度

自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翻译研究从经验主义时期正式进入语言学时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西方翻译理论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涌现出众多的翻译理论家。与此同时，西方译论也对我国译界产生了极大影响，然而，在传播和解读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定问题。有的学者通常从自己的研究兴趣出发，忽略了原译论作者的意图，或是固执地认为理论必须对实践有着完美的指导作用，从而出现了误读的情况。本文从我国译界最为熟悉，影响最大的两位理论家入手，分析了他们在中国被误读的情况，进而阐明我们对待西方译论的恰当态度。

一、韦努蒂译论的影响和误读

韦努蒂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其理论对我国译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是一位美籍意大利人，费城坦普尔大学的教授。在其代表作《译者的隐身》中，他继承并发展了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的观点（“译者尽量不惊动原作者，让读者向他靠近”），提出了异化翻译法。所谓“异化”，是指译者在译文中尽量保留原文的文化，容忍差异。韦努蒂把异化翻译描述成一种“背离民族的压力”，其作用是“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文化差异注入目的语之中，把读者送到国外去”。具体说来，异化翻译法包括以下特点：（1）不完全遵循目的语语言与语篇规范；（2）在适当的时候选择不通顺、艰涩难懂的文体；（3）有意保留源语中的实观材料或采用目的语中的古词语；（4）目的是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阅读经验”。[1]这与译界一贯占据主导地位的“归化法”是背道而驰的。在其著作中，韦努蒂两种方法都有提及，并主张归化与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无论采取哪一种，都必须坚持到底，不能混用。但毫无疑问，他是支持异化的。

那么，究竟如何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呢？归化还是异化？全盘归化还是全盘异化？抑或审时而定，归化异化综合应用？贺显斌认为：“以翻译为文化斗争武器只是众多翻译目的中非常特殊的一种。异化翻译面向文化精英，局限于知识阶层。”[2]其实，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原著，研究作者的写作目的，一切疑惑也就烟消云散了——作者要在思想意识上反对殖民主义的翻译观和英美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价值观。“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为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3]因此，作者当然要支持异化，排斥归化，并会强调两种策略不能混用，这都服务于他的写作目的。所以，作者的理论并非有以上提及的瑕疵，而是我们的解读不够贴近作者。诚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学习和应用中，就一定要坚持彻底使用异化，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但这并不是理论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我们的理解和应用背离了原作者的意图。

二、诺德译论的影响和误读

诺德是德国翻译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师从莱斯，受到其文本类型学的影响，并赞赏弗美尔的目的论。在此基础上，她于1997年用英文著书，出版了《翻译：目的性活动——功能翻译理论阐释》一书。该书中，诺德系统地介绍了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学派，与此同时，也阐述了自己的功能主义翻译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诺德在《翻译中的语篇分析》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功能加忠实”这一概念。她认为，“功能指的是使译文在译语环境中按预定的方式运作的因素；忠诚指的是译者、原文作者、译文接受者及翻译发起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忠诚”和传统意义上的“忠实”不同，前者一般指原文和译文在语言和风格上的相似性，而不考虑翻译过程中涉及的交际意图。而后者强调的是“译者应当把翻译交际行为所有参与方的意图和期望都加以考虑。”[4]然而，如果翻译交际行为的参与者意图相同，“忠诚”自然容易实现；如果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译者必须考虑如何在这两个观点之间进行“协调”。在实际操作中，译者可以对读者申明自己的翻译策略，协调委托人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待。这样，反而会加强其他翻译参与者对译者的信任，使他们能够以恰当的态度对待译文。

在我国，也有不少学者对忠诚原则提出质疑，其中，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朱健平指出:“该原则所采取的是一种中庸之道，从只重视目的语的功能理论退了一步。”[5]其二，张南峰认为：“忠诚并不是唯一的或永远压倒一切的道德原则，它可能跟源自经济、政治、道德等方面的原则相冲突。因此，把忠诚单独提出来，可能令翻译工作者无所适从。”[6]

然而，“忠诚”原则真的是目的论的一种倒退吗？诺德在目的论中引入该原则的初衷又是什么呢？首先，是为了避免翻译中的激进功能主义问题，即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出于某种目的（如金钱名誉等），一味地关注原文发送者或委托人的意图/目的，为了使他们满意，而不惜忽视译入语读者的期待和需求。通过引入忠诚原则，诺德希望：“译者应同时对原文和译文环境负责，对原文信息发送者（或发起人）和目标读者负责。”其次，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对翻译目的进行限制，否则翻译目的会层出不穷。诺德认为，译者对整个翻译过程和结果负有责任，因为无论是原文发送者还是译入语读者，通常都只通晓一种语言。也就是说，原文发送者难以得知读者的反应；译文读者由于自身限制往往也无缘了解原文发送者的意图。这么说来，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只有译者才最有可能了解译文是否实现了原文的预期功能，只有译者才最有可能推断出恰当的翻译目的，进而给出最合适的翻译策略。诺德强调“忠诚要求译者对译文读者、委托人、原文作者忠诚，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译者要对他/她自己忠诚”。在翻译活动中，忠诚是一个道德伦理观念，或曰“职业道德原则”。

可见，“忠实”的提出并非一种倒退。首先，是为了避免激进功能主义。通过说明翻译策略，可以避免对翻译过程中的其他参与者造成误导。其次，“忠实”就是一种道德，确切地说，是一种职业道德，它高于政治经济等其他原则。译者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难免受到来自外部的影响，受到本国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约束。若原文有损译者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利益，诋毁译者所在国的文化，抑或含有不健康内容，译者不见得一定要忠实于原文发送者，可以对原文内容进行删减或修改，甚至可以拒绝承担该翻译委托。

三、结语

通过对以上译论的分析和解读，我们不难看出：西方译论在我国出现了种种误读的现象。对于西方理论，我们应该用一种更加宽容，更加善意的方式去理解。任何学术的发展都是循序渐进的，都要受制于当时其他学科水平之限制。否则，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翻译研究也是如此：其发展从经验主义，到语言学理论，再到文化层面上，也是经历了一个客观渐进的过程。而译论的作者，其知识再渊博，思想再活跃，也会受到自身情况（如兴趣所在）等等的限制，无法尽善尽美。诚然，翻译研究要不断前进发展，但我们不能超脱时空，脱离客观实际，总是去期待所有译论都能适用于任何情境，对实践都有完全彻底的指导意义。相反地，我们应该细读原作，充分理解作者意图，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徐图发展。

[1]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M].London and NewYork: Routledge， 1995.

[2] 贺显斌. 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局限性[J]. 外国语，2007，3.

[3] 谭晓丽. 从归化与异化之争谈英汉习语互译[J].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6.

[4] 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5] 朱健平. 翻译的跨文化解释——阐释学与接受美学的翻译模式[D]. 华东师范大学，2003.

[6] 张南峰. 中西译学批评[M].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H059

A

1008-7427（2011）09-0104-01

2011-07-22

作者系天津外国语学院教育技术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