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连东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重聚记忆中的历史碎片
——迟子建《白雪乌鸦》历史表达的独特性

杜连东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小说《白雪乌鸦》取材于 1910年发生在哈尔滨的大鼠疫,作者通过这一记忆中历史题材的思考、把握,用敏锐的洞察、独特的叙述,通过鼠疫前后傅家甸人们生活的描写,以及在鼠疫面前人性的揭露,与历史进行文学对话,并对历史人物重新审视,塑造了有别于以往历史人物的形象系列,用文字复原、还原那个时代。这样的历史表达,在当下我们存在的语境中是独特的,它攫住了我们的目光,震撼了我们的心灵。

迟子建;《白雪乌鸦》;历史表达;独特性

“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文学进入一个急进继而稳定的发展时期,它不再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功能,也不必再从 “主流话语”那里获取生存的法则和力量,开始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从 “伤痕文学”到 “改革文学”,从 “知青文学”到 “寻根文学”、“新历史主义”以及“先锋文学”,漫长的 “新时期”,让我们从中看出当代文学清晰、强健的运行轨迹。当代作家在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历史,尤其是 “伤痕文学”,其对历史的表达更为 “坦荡”,通过重述 “文化大革命”中的人与事,来倾诉苦难、表白忠诚,揭露历史带给他们的精神创伤。其中一些作家更是借助对历史题材的把握,在各自所处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历史”有着独特的阐述,从而在文学发展的道路上,留下了醒目的足迹。

莫言的《红高粱》,以及随后的 “红高粱家族”系列,正是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和粗犷凌厉、无拘无束的笔法,以其对家族史的描写,在同时期寻根文学的群体中别具一格,在当时的语境下,实现了对寻根的反叛和超越;格非,长期以来,以纯净的小说语言,以及清醒深刻的小说意识,保持着纯粹而严肃的文学态度,其小说《迷舟》更是以扣人心弦的“叙事空缺”以及古典味十足的抒情风格,展现了历史的神秘,在历史故事的关键性部分造成某个链条的缺失,使整个历史事件的统一性被瓦解,进而使历史变得不可靠起来;刘震云,在 20世纪之初,以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轰动文坛,该小说以完全主观化的叙事模式,讲述了乡土中国在现代化冲击下所发生的异化经历,用荒诞的笔法打破过去革命现实主义客观化讲述革命历史故事的老路,摆脱了时空的限制,通过可笑的凡人琐事消解了庞大的历史过程,把历史重新编码,以循环的非历史主义观念,使历史变得可疑和荒诞”;李洱的小说《花腔》,通过性情不同、身份各异的多重视角,以不同的腔调、用“对话”的方式来叙述历史谜案,讲述了个人在历史动荡中的命运,从而引发读者对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记忆与遗忘的思考……。可以说,在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对历史表达的作家不胜枚举,至少,这些作家各自以其独特的文本向我们呈现了不同的进入历史的方式。

随着话语环境的不断变化,如今的文学创作,已经进入一个既繁荣又 “浮躁”的历史时期。尽管在消费时代里文学创作的环境日渐变得复杂,但仍然存在着像迟子建这样的好作家和好作品,它值得我们期待,更值得我们深入地思索和研究。

小说《白雪乌鸦》的创作,就是通过对记忆中的“历史”题材的把握,通过文本 “同历史对话”,进而来 “参与构建关于未来的对话”——“我用写作提供了一个途径,让每个读者能从百年前不同的人物命运里看到今天自己的影子。”[1]在这样的创作动机下,作者用沉静而饱满的叙述和赋予人性的关怀,拨开那累累的白骨,探寻灵魂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展现了鼠疫突袭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这股来自内心世界的暖流,攫住了我们的目光,打动了我们在这个时代期待却不曾震撼的灵魂。

关于这部小说,已经有许多不同的解读:有人说这部作品明显借鉴了加缪的小说《鼠疫》;有人说,它在竭力地讲述灾难中的底层人生;有人说是为突破作者既往的写作套路;也有人说这是一部真正重述历史的小说……,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其实,任何评论只不过是建立在自我文化视觉领域的猜想或判断,究竟谁能真正地感知作者内心的诉求和写作的隐秘,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事实上,真正促成这部小说出炉的契机:“这要追溯到非典那年(2003年),当时政府采取了很多防控措施,消毒啊倡导市民戴口罩啊。哈尔滨的媒体报道说,一百年前发生鼠疫时清政府派去防治鼠疫的医官伍连德采取的措施几乎一样。看资料上说,1910年鼠疫时两万多人的傅家甸(也就是哈尔滨道外区)竟然有五千人死于鼠疫!我开始留意这个震撼、惨烈的事件。”[1]正是在 “非典”这一灾难性事件的刺激下,在面对数以万计的死难同胞之后,触动了作者的内心,激发了作者的创作热情,完成了这部作品。

显然,这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回眸,让读者反观在当今时代发生灾难时自己的身影。在读完这部小说之后,暂且抛开小说的其他价值不论,单从小说的历史表达方面,较以往或同时期的小说创作相比,不难发现这篇小说创作在历史表达方面的独特性。

一、叙述方式的独特:以小说平实地阐述历史

小说和历史自古有别,古人把小说看作是野史,作为正史的补充,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不入大雅之堂,“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2](P124)。而通常我们所说的历史指的是正史,它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空间之中,转瞬即逝,一般来说“历史就是历史学家描述过去事情的方式,它由文本和阅读、诠释这些本文的策略构成。我们所了解的过去全仰仗于记录,仰仗于后人对记录的诠释及方式”[3](P62)。古往今来,对于历史的叙述,大多是通过“史官”的文字记载,人们对历史事件的了解,也是通过对文字的解读,而以小说的形式平实地来阐述历史,实在极为少见。

当然,小说和历史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东方的《史记》,还是西方的《荷马史诗》,我们都能够从中找到文学和历史共同的叙事性行为。人类生活在一定的时空之中,诚然无法回避对历史的各种感觉,当这样的历史感觉属于作家时,就会体现到他的艺术创作中,许多作家常常取材于历史故事、历史事件,穿梭于古今的历史和现实之间,并在其中寄予各自不同的文化思索,“如果一个作家认为某种历史情景是一种有关人类世界新鲜的和有揭示性的可能性,他就会想如其所是地进行描写”[4](P46)。小说《白雪乌鸦》的创作,作者恰恰抓住了这种感觉,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通过描摹鼠疫中普通百姓的悲欢离合,建构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从“心理哲学”的层面来讲,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很难突破 “本我”的限制,揭露 “自我”的弱点和缺陷,尤其是在触及灵魂的时刻,除非达到了“超我”的境界,而时下的民族正在经历着接连不断的灾难,在灾难面前 “自我”究竟是一副怎样的嘴脸,《白雪乌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正识“自我”的途径,用灾难考量人性,具有心理学的意义。

小说和历史的最大区别在于 “虚构”,这并不是说,历史就没有虚构的成分,在处理史实和虚构的关系上,诚如作者所说:“把虚构的人物放到场景里,最过瘾的莫过于让书中人物活起来。一部长篇小说,仅靠一些史实和虚构是不够的,还需要无数细节联接起全部内容,小到人物的一句话,大到一个场景的设置,我都要悉心揣摩,尽量达到每个细节准确和到位。”[1]这种叙述方式,既不同于单纯的历史记录,又不同于复杂的艺术构思,而是游刃于二者之间,恰到好处,体现出一种精心的设计,这种独特的历史表达,完全不同于 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那种试图修复历史与现实的断裂,而执着于历史延续性的探寻;也不同于八十年代后期的先锋文学,那种把目光投向了对历史故事的构造,企图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构建一种连续性,从而对历史理性的怀疑;而是以当代人的身份进入历史语境,用生动形象的文学话语,“同死者对话”,进而用文字复原那个时代。

从本质上说,小说是一种叙事的艺术,叙述不仅是一种技巧、一种手段,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本体的呈现,《白雪乌鸦》讲述了百年前发生在哈尔滨的一场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鼠疫,这场鼠疫最早出现在俄国境内,其后经满洲里,蔓延至哈尔滨,主要是由流民捕猎旱獭引发。作者以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想象、虚构,塑造了 22个标题来表达历史,对以往小说叙述模式也进行了彻底的颠覆,恰似章回体,又完全迥然于章回体,看似是把琐碎的生活碎片加以拼贴,但又不是简单的相接,而是一种艺术性的整合,把生活中的某种习俗、某个场面、某种称谓加以概括、总结而命名,这样的叙述,既再现了90年代“新写实主义”的特征,又让我们看到了作家福克纳的身影,这种独特的体验和发现,把我们的视觉仿佛带到了发生鼠疫的瞬间,完成一种短暂的时空相接,体验了历史的真实情境。

二、创作立场的独特:誊写世俗下的“鸷鸟”

从表面上看,这篇小说的题材是一般的历史题材,它取材于 1910-1911年间发生在哈尔滨的一场历史性灾难,而正是这样的题材,在当代的语境下才显出了不同寻常的价值。

新时期以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文学创作已很少涉及和揭示宏大主题,包括“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晚生代小说以及后续的小说创作等等都已不再关心人的启蒙和解放,不再反映重大题材和挖掘深刻意义”,而把目光渐渐转为对世俗的描写,使文学走向平民,走向生活,满足大众的生活需要,使得“深度模式的消失、历史意识的断裂、主体的零散化”成为时代特征的代名词。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眼下的时代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复制和图像,文字语言逐渐走向边缘,写作让位于制作,话语的沉重感也从人的感知领域日益淡出,世界对于人和人对于世界的相互生成已不再可能,快餐和超市成为衡量人们生活节奏的标准,浮躁和焦虑成为当代一些作家和读者的主要心态,许多作家放弃了精英立场的操守,投身于大众文化的洪流,发行量逐渐成为衡量作家优劣的标准,金钱的驱使,让许多作家想方设法捕捉读者的眼球,为此许多作家走向堕落、甚至肮脏的道路。作者迟子建把这种语境概括为:“我们太热衷于施了各种添加剂速成的‘新米’了!对那些金灿灿的陈粮缺乏打量,这不是一个大国该有的文化姿态。”

在这样的语境下,立场,显得尤其重要:是追随世俗的功利,还是镇守文学的阵地,成为作家创作途中岔路口。但是,从《北极村童话》的童话世界,到《白雪乌鸦》的历史回眸,透过这一系列的创作,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迟子建一贯坚守的文学立场,“如果说诗意是艺术的话,那么小说家当然不能放弃对诗意的追求。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我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在作品中回避苦难;我也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在作品中放弃诗意。苦难中的诗意,在我眼里是文学的王冠”。一直以来正是凭着其对文学立场的操守和执着,以及朴素、淡定、低调、豁达的人生态度,作者一次次攀爬到文学创作的高峰,虽然她来自寒冷的北极,但总是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关怀。

小说《白雪乌鸦》更是从记忆中的历史事件出发,带着浓郁的人文气息和伟大的人性关怀,把目光对准了一百年前发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场大鼠疫,以付家甸为中心,用深邃的眼光,丰富的想象,形象的语言,以及逼真的故事情节,叙述了鼠疫前后冰城百姓的寻常巷陌,以“白雪”、“乌鸦”两种悲凉的文学意象,演绎了小市民之间纷繁的生活百态和复杂的情感纠葛,在死亡的阴影下完成了对生命光芒的探寻。与同时期其他作家相比,这样的题材创作,不仅展现了作者在当下的语境中不流于世俗的高尚情操,也表达了作者对文学信仰的高度虔诚,与其投入到大众文化的洪流,不如坚持精英立场的操守。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作者没有被浮浅和流行“异化”,安然自若地驰骋于文学创作的疆土之上,默默地为读者奉献一部部精神盛宴。

《白雪乌鸦》对历史的表达,拨开了现实笼罩下的迷雾,突破了功利性的樊篱,凭着作者对文学创作的真诚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似一株“出淤泥而不染”莲花,在当代文坛绽放,在浩如烟海的当代文学作品之中,值得我们深思,是超越商业化时代写作的“万绿丛中一点红”。

三、人物塑造的独特:每个生命都令人尊重和敬畏

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白雪乌鸦》也完全抛弃了以往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观念和模式,历史的主人公已不再是阶级的或民族的英雄,作品的基调也不再歌颂他们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而在这篇小说中,读者找不到一个真正的英雄,“《白雪乌鸦》里没有主要人物,我是在写鼠疫爆发后傅家甸人的群像,他们的表现不同,不同的反应是有根源的,要去探究。刻画这些人物需要细心揣摩,因为没有绝对的中心人物,每个人物的着墨就不能很重也不能很轻。”[1]作者通过对鼠疫期间付家甸人民生活的描写,刻画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摆出了小人物的丑恶嘴脸,让我们见识到了灾难面前付家甸人的千姿百态,领略了鼠疫突来时身处其中的普通人的心理感受,使得 “每一个灵魂,都有自己的天堂”,作为一个整体,每个人都获得了精神上的尊严。

当生活的潜流在鼠疫中激活之后,生命的光芒就重现了,老实本分的劳动者王春申形象,由于原配不能顺利地生养,在母亲的强制下娶了付家甸有名的丑女金兰。然后在他母亲去世后开了三铺炕客栈,由于他的冷落导致两个妻子先后移情别恋,他依然对此漫不经心,而且迷恋上了做演员的谢尼科娃,最后又被寡妇吴二家的算计,这一系列情感历程,以及对鼠疫前后他的表现的对比:鼠疫之前的他可以说被人们看作是个窝囊废,可是鼠疫一来,他身上的英雄气质就被激发出来,衬托了他内心深处潜在的民族性本质。

此外,该作品中还成功塑造了胆小如鼠的李黑子,鼠疫一来,他竟然被吓疯甚至死亡;从容淡定、慷慨大方的傅百川,鼠疫前后都显得那么沉着,而且在灾难面前慷慨解囊,乐善好施,一心一意为消灭鼠疫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软弱的太监翟役生,他出生贫寒,久居宫中而不得志,出宫后竟然成为丑女金兰的情人,金兰的怀抱让他多少感受到了作为男人的尊严。鼠疫之初,他想用囤棺材的方式发财,做点男人该做的事情,后来害得情人死去,他又坠入教堂,自我辩白,对这个世界爱恨交加;命途多舛的翟芳桂,她是翟役生的妹妹,从卖到妓院走红到被赎,从被赎之后的虐待到拥有纪永和的粮仓,她经历了迂回曲折的心路历程,但她最终能够修成正果,还得归因于这场浩荡的鼠疫。除此之外,作者还塑造了一身正气的官员于驷兴、医生伍连德,以及活灵活现的喜岁、忠诚孝顺的秦八碗等等,内容丰富,不张不扬、娓娓道来,写出了市井的寻常巷陌,写出了小人物的悲欢苦乐,在看似单纯、平庸、甚至智障的底层人物身上发掘出大的智慧,注意到了常人被忽略的“英雄”的一面。

另外,由于作家创作主体的情感介入,使得《白雪乌鸦》对历史人物的塑造呈现出独特的个性:历史人物已不再是所谓“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响当当的英雄,而是有着自身弱点的芸芸众生。历史也不仅仅是英雄的历史,而是普通群众的历史。正如作者所言:“个人一旦变小了,世界就大了。相反,一旦把个人看得过重,世界就变小了。一个人要想真正融入世界中,一定要把自己变得小一些,最好小得如一粒微尘,这样,世界才能升腾起来。”在这样的理念下,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历史人物的群像,使小说的叙事空间无限宽广。

无论人们对《白雪乌鸦》如何评说,在时间的沉淀下,它的价值和意义终究会得以彰显,至少,它对历史表达的独特性足以令我们感到这部作品的沉实、厚重。这种独特的历史表达,在当下文学创作的环境中是极为罕见的,其独特的取材和叙述也着实令读者耳目一新。小说重聚起记忆中的历史碎片,让切入人心的叙述重新激荡起历史的烟尘,唤醒世道人心。同时,我们也在迟子建面对历史沧桑的叙述中,欣慰地看到作家内心的宽柔与博大。

[1]迟子建 .谈《白雪乌鸦》:我要用文字复原那 个时代[M/OL].http://www.eduww.com/Article/201010/28822.ht wl,2010-10-26.

[2]班固.汉书·艺文志:卷 30[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张京媛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唐晓渡,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

I207.4

A

2095-0292(2011)01-0131-04

2010-12-21

杜连东,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薄 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