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峰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战略的演进

○刘金峰

以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时代背景变迁为标志，我们可以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在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面临的形势、任务的不同，以及发展的重点、要求不同，中国共产党对于政治发展的战略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特别是前两个阶段，激进主义、渐进主义特征十分明显。对于第三阶段的政治发展战略，国内学者提出了不同的主张。我认为，均衡主义应当是我们在未来实施的政治发展战略。

一、激进主义的政治发展战略（1949—1978）

作为政治发展战略的激进主义，是人们在谋求发展与进步过程中的一种思想与价值选择。它从根本上否定现存旧秩序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否认社会变迁的过渡性与阶段性，力求用某种被人们视为理想的道德秩序，迅速、全面、彻底地取代现存旧秩序与制度体系。激进主义为实现其目标而设计的方法与途径则是急剧的、“毕其功于一役”的、快刀斩乱麻的，认为非此不可能重建理想的社会。

稳定新的国家政权，必须对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进行改造，这是社会变革的普遍规律。然而对社会的变革，人们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既可以选择激进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和缓的方式，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采用激进主义的政治发展战略呢？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与改革开放前特别是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严峻形势决定的。如何快速地稳定局势、肃清敌患、追歼残敌，成为中央决策层的首选目标，在1949—1953年中国进行了急风暴雨般的“镇反”和“土改”运动，打击对象集中在国民党残余力量、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地主阶级方面，以此让中国的社会局势稳定下来。其次，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经验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经验的依赖。苏联在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中取得了明显成效，给我国提供了一个可以学习借鉴的榜样。另外，1953—1956年，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提前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建设了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在过去又没有的基础工业。经济上的追赶战略也激发了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土地改革”、“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农业集体化”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再次，中央领导集体的认识偏差与制衡权力的缺失。从50年代的“三反五反”、“整风运动”到60年代的阶级斗争，以及不断升级的中苏论战，特别是经过“四清”运动后，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错误被林彪、江青等人利用，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活动。

只有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邓小平曾指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正是由于对群众运动式的激进政治发展战略进行了反思，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认真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全新时期，党的政治发展战略也随着工作重心的调整而发生转变。

二、渐进主义的政治发展战略（1979—2008）

在许多西方政治学者看来，政治改革往往意味着以广泛的政治参与为基础（通常以公开的普选为代表）的趋向西方式民主的政治过程。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被一些人视为“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的代表。他们的看法，很显然是基于西方的传统观点，没有看到中国在政治变革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实施了渐进主义的发展战略。作为发展战略的渐进主义，它以稳定社会、创造平稳的政治秩序为目标，针对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试错方式解决问题，并通过渐进方式缓解各种社会冲突，既要求社会成员长久与耐心等待又能满足社会成员暂时的要求。

西蒙、林德布洛姆、哈耶克、波普尔等著名学者，对渐进主义的理论基础分别从管理学、哲学的角度进行过深入阐释。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在政治发展战略上选择渐进主义，很少受到西方学者观点的影响，主要是由中国具体的国情决定的，是“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体现。”中国政治家对此的通俗表述是“摸着石头过河”，尊重群众和基层创造，重视试点工作，善于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不仅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转轨，在政治体制变革上也实现较大进展。

回顾1978年改革开放后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30年的政治变革史，可以看到一幅十分清晰的路线图。首先，实现了从集权向分权的转变。一方面，党委将部分权力职能转移给政府，政府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当然这种党政分开更多的体现为党政分工，而不是截然分开。另一方面，政府向企业分权，从80年代中期开始，企业逐渐拥有了经营决策权和人事自主权，日益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其次，实现了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在改革开放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团体，更没有实质意义上的社会自治。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村民自治促进了农村治理的民主化，城市居民自治也得到广泛认可。它们既是中国基层民主的突破性发展，也是国家向社会分权的重要步骤。从90年代后期开始，行业协会和民间组织大量涌现，政府在实践中也让部分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将部分国家权力下放给它们，激发了社会活力，降低了行政成本。第三，实现了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90年代后，依法治理国家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后来又写进宪法，它从党的政治目标转变为国家的政治目标。十六大后中国政府又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法治国家的目标更加具体化。此外，在推进管理型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推进党内民主向社会民主拓展等方面也取得了明显进展。关于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治理模式，政治学者俞可平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概括，即以党组织为主导的多元治理结构，条块结合的治理格局，稳定压倒一切的核心价值，法治与人治同时起重要作用的治理方式。他认为，我国的治理模式，既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特点，也是中国政治变革的结果。

在渐进主义政治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坚持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统一，确保社会安定团结、和谐稳定。既大力推进改革发展，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把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我国的渐进主义发展战略，在本质上很好地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政权稳定地发挥作用的前提下，保证了改革的有效延续和国家发展。实践证明，这是一条震动小、成本低、成效大的改革之路。

但是，应当看到，渐进主义的发展战略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渐进式改革往往都是选择风险较小的切入点，先易后难，越难的改革越留到后面来做，从而使遗留的问题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二是渐进式改革重在实践中探索，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难免会走弯路，而且有时也会延误改革时机。三是渐进式改革缺乏时限要求，体制转轨的痛苦相对较长。四是改革所面对的对象复杂，各个系统、各个环节相互关联，也相互制约。特别是当改革进入到存量改革和体制内改革阶段后，牵涉面越来越广，对改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2008年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政治发展战略调整的迫切性，原有的渐进主义的政治发展战略需要作适当调整。

三、均衡主义的政治发展战略（2009—21世纪中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相对下降，而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相对上升，世界经济格局已经进入加速变化阶段，现在仍在持续过程中。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重要。但是，我们参与全球治理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在国际上，特别是去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西方国家要求我国在国际上承担更多义务与责任。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也使我国原有的矛盾暴露出来，特别是政治、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要求的情况比较突出，人民群众对就业、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生产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也要求进一步推进政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的政治发展战略要不要转变？如果转变，中国又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战略？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未来的人必须作出回答的重大问题。

我认为对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应进行长期的探索，不要急于求成。而且当前到21世纪中叶的政治发展将以均衡为轴心，实行均衡主义的发展战略。所谓均衡主义的政治发展战略，是以政治渐进主义为基调，根据我国面临的具体情况，全面协调统筹推动各方关系，以达到稳定有序发展目标的发展策略。它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和谐哲学的价值理念，既是我国的政治发展战略，同时也是一种发展哲学。与渐进主义发展战略尽管有相似之处，但有三点明显不同。第一，在改革的背景上有更多国际因素，它要求视野、思维更加广阔深入；第二，在改革的系统性和规划性上，有进一步的提高；第三，在改革的手段选择上更强调机动、灵活，因时而变，不排除有时采用比较激进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均衡主义的政治发展战略有两大目标任务。一方面的任务是，要均衡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另一方面的任务是，要均衡国内建设和国际建设，即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我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从中国国内自身的情况看，要改变我国政治建设相对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现象，在新的历史起点推进政治发展，必须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明确必须坚持的五项基本政治制度。一是以选举民主为主要标志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二是以协商民主为主要标志的政治协商制度；三是以直接民主为主要标志的群众自治制度；四是党内民主为标志的政党政治制度；五是以民族平等为主要标志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五项制度在我国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并且必须坚持的基本制度。

第二，明确必须扎实解决的主要任务。在适应时代新变化、实践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一是协调好中央与地方关系，适时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厘清中央与地方的权利、义务，既做到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又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同时，我国现行的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应逐步减少到四级，进一步推进扁平化管理。二是以扩大党内民主为目标，进一步深化党的领导体制、执政方式、组织制度和干部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系统推进改革。三是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四是以坚决抑制和消除权力腐败现象为目标，进一步深化权力运行体制改革。五是以丰富民主形式、发展政治参与为目标，积极推进基层自治，逐步增强民间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话语权，不断深化政治运行机制改革。六是以“国家认同”取代“民族认同”，淡化民族概念，妥善处理好不同“族群”间的关系，促进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三，制定政治发展的规划和具体方案。将政治发展的目标进行细化分解，提出具体的方案和步骤，做好实施这些方案和步骤的各种思想理论准备和物质准备。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政治发展中，往往我们注重宏观性的描述，而缺乏具体的可执行的措施，这样就会使人民群众不能清晰地看到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社会也缺乏未来政治发展的预期，从而影响群众对政治的热情和凝聚力，并对社会的健康发展和持续稳定产生不良影响。

从参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我国在推动自身政治发展的同时，也应当积极参与推动全球化进程中政治问题的解决。无论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还是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力图解决的气候变化问题，都是全球性的公共问题，崛起的中国已经开始在全球治理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作用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将在推进全球治理的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差别，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要想方设法把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他们必须会抱着一种怀疑、敌视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我奉行既接触又遏制的双重战略，支持分裂势力，鼓动周边国家挑起领土、领海争端，想法设法延缓我国崛起的速度和时间。因此，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参与全球治理时应当稳妥慎重地推进。首先，要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处理好。恪守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和“处理好国内的事情就是对人类的贡献”的理念，按照“三步走”的战略继续推进自身的发展。其次，要推进地区一体化，早日成为亚太地区的领导者。推动地区一体化，既是一个台级，也是必由之路。当把周边国家真正团结起来、协调起来，我们虽然不是全球的领导者，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你是一个值得尊重和亲近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必须有所担当。第三，推进大国合作的机制化。目前，G7/G8体制显然已经失效，G2也不太现实，而G20有可能成为全球治理的新核心机制。如果G20成为常设机构，该机构和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值得探讨。在G20尚未成型之前，中国还是应该努力参与现有主要国际组织的改造，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第四，加强对外文化传播，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道路没有得到充分认同，在发展方面面临着诸多问题和严峻挑战。我们要注重哲学和文化的创造，既注重吸收公平、正义、人权等普世价值，同时又要积极输出和平、和谐等理念，为世界新秩序的建构提供理论基础，不断提高我国的软实力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第五，努力发挥中国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我国是政府主导性国家，公民社会不够发达，与西方发达国家公民社会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相比明显落后，政府应鼓励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全球事务。

（作者单位：中共安徽省芜湖市委组织部）

（责任编辑 张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