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瑞娟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文学研究

后美学视野中“审美泛化”现象的中西观照

寇瑞娟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冲击，后美学的理论也悄然进入中国文艺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后美学在解构中国艺术自律与独立性的霸权地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审美泛化”现象的出现。在中国文艺学转型的关键时期，处理好“审美泛化”问题已经显得刻不容缓。

后美学；“审美泛化”；中西比较

现代主义发展之后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美学发展至今也形成了新的领域——后美学。顾名思义，后美学即美学之后，它是相对于以前的美学而言的。西方传统美学以康德、黑格尔和鲍姆嘉通为代表，而以海德格尔、德里达、波德里亚和韦尔施为代表人物的后美学理论则对传统美学进行了重新解构。随着后美学时代的到来，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生活日常化，文学的消亡，审美泛化，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等问题成为了近几十年来西方美学中的热点话题。

“审美学必须以人（而不是以物）为本位，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1]。这种说法不容置疑，审美学应该属于人学。在后现代文化中，“审美泛化”（aestheticization或aesthetization）是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它常常与“仿像”和“拟像”之类的词相关联。法国后现代理论家波德里亚认为，“审美泛化”是“拟像”的结果，是“拟像”的扩张造成了“审美泛化”现象的出现。在西方学者看来，“审美泛化”主要体现在审美中介的发展变化上。“作为媒介的技术不仅摧毁了产品（其使用价值）‘信息’，而且也摧毁了劳动力本身（这正是马克思要表达的生产的变革性意旨）”[2]。审美媒介必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审美泛化”现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必然趋势。

一 中西“审美泛化”渊源的比较

新康德主义哲学家齐美尔在论及“文化悲剧”的概念时就曾说明了现代经济活动对文化的影响。“每一天，来自物质文化的财富不断增长，然而，个体的心灵却只有通过使自己不断地远离物质文化来丰富自身发展的形式和内容”[3]。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与进步，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人们对于审美的追求受到了来自物化现实的干扰，而为了保持自身精神世界的自由与纯净，就必须采取远离日益发展的物质世界的方式。于是一切艺术与文化都在寻求一种乌托邦，逐渐地进入了一种虚拟的对话交流方式，艺术中介的多样性便应运而生。可以说齐美尔的“距离说”预言了“审美泛化”现象出现的可能。

综观近些年的美学发展，中西方对于“审美泛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审美中介方面。恩格斯说：一切都在中间环节融合，通过中介过渡到对方。“因此，审美过程的研究，本质上应归结为实践性的审美中介的研究”[4]。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认为，“美的本源出自居于人的理性能力与知性能力之间的审美判断力”[5]。这里，审美的中介无疑是审美判断力了。黑格尔给美定义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理念与感性是一对矛盾统一体，黑格尔强调理念的重要性。可见，理念与感性都是中介，但理念更重要。席勒认为审美外观是重要的审美中介物，因为“审美外观既融合着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作为对应物），同时也蕴含着审美客体的社会历史内容”[6]。这些都是西方传统美学中的审美中介理论。对于后美学的研究来说则更趋向多元化、边缘化。波德里亚在研究现代文化现象时注意到，在后现代条件下，现代性特有的分化与扩张已被断裂所取代。也就是说，现代性确立的一些界限开始消失。“拟像”成为了后现代的标志，例如美国的迪斯尼乐园就被巴黎和东京复制了。波德里亚认为在后现代情境中，符号已经取代了现实，甚至比现实更“真实”。现实与非现实的界限也在慢慢消失。“后现代社会是一个超现实的社会”，“超现实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可复制性”[7]。杰姆逊同样认为后现代的一个主题就是复制。复制产生了审美的多种泛化现象。谈到近年美学的新名词——日常生活审美化，就必定与德国后现代美学家韦尔施相联系。他在论述美学时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严峻地指出了现代社会“美”的堕落、泛滥与审美意义的消解。

与西方的宏观视角不同，中国的审美中介理论集中在更细微更理论的层面。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论述审美中介时曾提出了“物甲物乙”理论以及科学与艺术的两种反映方式。他对美感这样定义：“美感不是别的，它就是人在外在世界中体现了自己的本质力量时所感到的快感和欣喜”[8]。在这个定义中，朱光潜清楚地认识到了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在审美活动中审美感知力的重要性。审美中介产生于审美过程之中。洪毅然把审美过程看作是非常复杂而曲折的，他认为这是多种心理功能、情感情绪因素交集并且相互影响的过程，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过程。他指出了审美中介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这种多样性必然预示着“审美泛化”现象的出现。李泽厚在关于审美中介的理论中提出了美感结构的四因素说，他认为“审美感受是感知（或表象）、想象、情感、思维（理解）几种心理功能的复杂动力综合”[9]。他把这几种心理功能的综合看作是审美感受的中介是比较全面的了。但这些心理功能主要在主观世界中体现，缺少客观理念的参与。如果发展到极端也必然会走向“审美泛化”的轨迹。同样，杨春时在他的美学理论中说“美的本质在于它的超越性与自由性。”这与西方的后现代美学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既然美要追求超越与自由，那就必须探求美的多种可能性，也就必然地会流于“审美泛化”。

二 中西“审美泛化”现象的发展

在后美学的研究中，“审美泛化”现象首先从拟像、仿像开始。在波德莱尔看来，仿像（simulacra）是指通过模拟而产生的影像或符号。不同的是，符号在以前是对现实事物的直接模仿，在后现代社会则变成为模型或模式的模拟仿制。这种仿制越来越呈现出虚拟化，与古希腊哲学家所说的“模仿的模仿”迥然有别。“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或大众文化中，各种影像的生产和复制，早就超过了现实的边界，使得想象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难以区分”[10]。看看西方电影《阿甘正传》，会让现实中的人们无法对生活进行正确的判断与理解，它左右了人们的正常思维与意识。在好莱坞的诸多超现实影片中你都会有这种体会，好像人类未来的生活就是电影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状态。

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信息娱乐文化产业的繁荣更是马不停蹄。文化的身影遍布各处，网络文化、短信文化、影视文化等新兴文化产业都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方面，这些文化中介的多渠道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和更丰富的文化内容。在五六十年代红歌盛极一时，那时的音乐种类比较单一，音乐的传播媒介更是简单。到八九十年代，流行音乐开始盛行，音乐的种类开始多样化。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西方摇滚乐、拉丁舞曲等西方的音乐文化开始在中国大陆上蔓延。现在的音乐类型更是繁盛，街舞音乐、希哈乐在中国中学生人群中都备受追捧。现代生活的娱乐文化更是种类繁多。不论是快乐男生还是超级女生，不论是李宇春还是曾轶可，各种选秀节目层出不穷，让人们眼花缭乱。现代人在欣赏节目以取得娱乐效果的背后，这些泛化的审美文化是否也应值得当代人的思考。另一方面，这些非主流文化也导致了文化审美价值的失衡与“审美泛化”现象的泛滥。对于娱乐文化中出现的新的节目类型如各种选秀节目、择偶节目，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认同，毕竟这都是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这些节目不仅解除了现代人的生活压力，而且也解决了一些现实的社会问题。但由于这类节目不断地被复制被模仿，现在已是泛滥到无可救药了，几乎每个电视台都开始主打这类节目。在商业运作的背后，更多的是现代人心理状况的亚健康状态。在今年的快男选拔赛中，有位叫刘著的选手更是让人大跌眼镜。先不论其它，他（她）的音色确实够优美动听，音准确实到位。如果单纯是歌唱比赛之类的节目，我想他（她）的成绩应当不错。可就是这样一位极具女性魅力的嗓音却出现在快男的选拔赛上，真叫人匪夷所思。有人说他（她）纯粹是为了炒作，有人说他（她）是做过变性手术。这些说法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持，对于幕后的操作可能只有刘著本人和当期节目才知晓。说到这里，不免会想到刚刚离世的杰克逊，他可以说是西方歌坛的璀璨之星，为西方音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几代人都深深崇拜着。他之后做过整形手术，但这并没有大肆炒作与宣扬，我们可以包容地理解为是他个人的生活行为，其它人无权干涉。网络炒作一时的芙蓉姐姐大家肯定不会陌生，她为什么会出名或者是怎样出名的，这些问题是否引起过深思。从美学的角度分析，凡是美，都应该是真的，是善的。这里并不是说芙蓉姐姐不美，而是她是否同样具有真和善呢。她的人生阅历的确比较坎坷，但她却坚强地面对了，这点是值得称赞的，可以看出来她内心深处对成功的渴望。但她出道后，似乎性格和观念都改变了。她对于“公众形象”这个概念缺乏明确地认识，渐渐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了，让人不免有点惋惜。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另一个网络红人凤姐，简直就离谱得多了。首先表现出的是她的素养问题，她刚开始踏入娱乐圈还没有多少人气与魅力，但她似乎把娱乐圈当菜市场一样随便，说话没有分寸，言语粗俗，做事更是不懂得谨慎，各种丑陋的照片都放在网络上，让人瞠目结舌。其次，且不论她自身的条件怎样，对其它同行人还总爱进行人身攻击。这样一个没有“公众”概念的人是怎样红起来的，试问现代的娱乐媒体与娱乐节目是否还有追求审美真谛的理想。太多的商业利益，过度的商业炒作，一切都被商业操控着，人们心里的那份纯净之美又何去何从。

波德里亚就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后审美主义”的图景：“主体消失了，对象统治着人，历史已走向终点，审美，或经典意义上的审美，自然也就消失了”[11]。“审美泛化”的现象现在越来越普遍，“仿制”成为了“审美泛化”现象传播的媒介。在这种情境下，人们的主体性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被对象或某种符号渐渐地消解，主体的审美判断力也将受到影响。

三 中国“审美泛化”的正确取向

中国美学在王国维、李泽厚、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名家的比较研究下，渐渐开阔了中国美学重建的新视野。面对西方后美学的解构，面对西方“审美泛化”在中国的渗透，中国美学的重建应该在与西方美学建立对话关系的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与敏锐的洞察力。在弘扬国学之美的同时，更应该注意现代审美的价值取向问题。无论是何种文化形式，都应该在一个国家主导的文化思想下健康发展。我们不能否认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传统的经典文学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现象，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12]。随着审美中介的多元化发展，“审美泛化”的出现也是一个必然趋势。这里并不是要对这一现象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而应该辩证地理解这一景观。

陶东风先生曾在很多文章中指出过“文艺学的出路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13]。“审美泛化”有利有弊，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它带来的审美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审美文化研究的多视角多领域，我们应该予以积极地肯定。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我们必须承认它从不同的方面释放着现代人的心理压力，改善着现代人的精神状况。人们对于现代休闲生活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生活更加精彩。从理论研究的维度来说，我们应坚信“审美泛化”一方面开拓了文艺理论研究的新领域与新方法，传统的艺术自律的主导范式也被打破了，使经典的文学艺术走向了日常生活。一些广告、网络文学、短信文学、娱乐文化都会慢慢地进入美学研究者的关注范围，这样也可以使各种“审美泛化”现象的审美价值有个准确的定位，不至于美的泛滥与误解。有了理论的正确引导，中国的“审美泛化”现象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它既能满足现代人的心理需求，也可以树立中华民族正确的审美价值观念，更可以为世界“审美泛化”现象的出现做出合理的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应从“审美泛化”现象中深入思考现代人的审美判断力与现代中国的审美价值失衡问题。泛审美导致了现代人对于美与不美的区分没有明确的概念，对于一切美或不美都接受。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娱乐文化形式越来越体现出美的失衡甚至是对美的亵渎。需要思考的不仅仅是文艺工作者，作为一个美的接受群体，我们大众也应该有个最起码的判断美的标准。从负面影响来说，“审美泛化”的对象一旦用表面的浮华说服了审美主体，那作为主体的我们将失去对美的正确判断，美与不美的界限也将会消失，那中国的美学发展就将被“审美泛化”这个来自西方的洪水猛兽所吞噬。所以我们必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之路，在开阔审美研究领域与方法的视野的同时，端正一切文化行为，树立正确的审美价值观念，及时纠正“审美泛化”中的“三俗”现象，解构文艺自律与文艺独立的霸权地位，为中国文艺美学的现代转型保驾护航。

[1]胡家祥.审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Poster，M.，(ed)，Jean Baudrillard：SelectedWritings[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138.

[3]Simmel，G.，ThePhilosophyofMoney[M].London: Routledgeamp;Kegan Paul，1978.446.

[4][6]劳承万.审美中介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5、397.

[5]张政文.从古典到现代——康德美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09.

[7][10][11]周 宪.20世纪西方美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206、202、208.

[8]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三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366.

[9]李泽厚.美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361.

[12][13]童庆炳.文化与诗学（第五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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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3652（2011）03-0100-04

2011-02-28

寇瑞娟（1985- ），女，甘肃白银人，兰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责任编辑：黄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