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泰州学派中的人本主义思想

2011-08-15李瑞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1年3期

关键词：王艮日用天理

李瑞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

□古代文学

浅论泰州学派中的人本主义思想

李瑞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

人本主义有其渊远的历史根源，蕴含在泰州学派中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在明王朝后期特定的政治经济思想背景下产生的，它超越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而独树一帜，对人的个体性价值的褒扬在王艮思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进而影响到泰州后学，决定了泰州学派的主要发展方向。

泰州学派；人本主义；个体性价值

“哲学意义上的‘人的学说’是以研究人的本性（Natur）与本质（Wesen）为主要课题的，他的思想体系在古希腊哲学中就有着渊远的根源，即以人为本位——万物之本，故称作‘人本主义’（Anthropologismus）。……人道主义则与近代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结合得更为紧密，即以超时代、超阶级的永恒人性为出发点，提倡一种平等、博爱的伦理关系之社会理想，……由于人本主义与人道主义有共同的思想根源，所以它们常被作为同义语相互替换使用。”[1]十四至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以人为本位，把人作为中心，作为自由的个体，而处于共时体系的中国也出现了注重人的个体性的学派，即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是深受王阳明的影响而产生的学派，在许多学者看来，它虽然是一个大杂烩，与王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泰州学派又是独立于王学之外的，“王艮所开创的泰州学派，既有对王学的继承和发扬，又有对王学的修正和离异。正是泰州学派对于王学的这种两重性格，所以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为之别立一案，以标明其属于王门别派”[2]。泰州学派有着在晚明那个时代独特的思想，而其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则散发着人性的光辉，泰州学派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在晚明特定的政治经济思想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明代中期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活力丧失大半，封建因子的生命垂死挣扎，明代社会的种种矛盾渐渐浮出水面，并且愈来愈烈。经济上，在封建统治的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渐露端倪，商品经济发展，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日益严重，增收赋税，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现象有增无减；政治上，明王朝的国家机器已陷入瘫痪状态，嘉靖、隆庆、万历多年不理朝政，官僚之间结交党羽，相互倾轧排挤；思想上，在传统理学的长期统治下，超越人的主体性的“理”成为一种决定人的行为的最高权威，使人们的个体性、主体性被至高无上的“理”淹没，人的价值被终极权威降解。在“理”的操纵下，“人”失去了信念，失去了自我。

在这样千疮百孔的背景下，明王朝摆脱不了农民的揭竿起义和外敌的乘人之危，也摆脱不了思想的斗士指点迷津，于是王艮在人们的痛苦声中站了出来，开始了对统治阶级的反抗，对程朱理学的反叛，对个人价值的褒扬，王艮既承继了王学的部分传统，又吸收四方之学，熔铸新说，开创了泰州学派，泰州学派不仅突破了程朱理学，也超越了阳明心学。“泰州学派最有资格作为明代学术诸特点如心性与理气并重、学理与行动并重，儒家与异端并重等特点的代表。”[3]泰州学派系统庞杂，思想多元，正是多元化的思想，见证了他们对那个时代的反叛和反叛后的辉煌。他们寻求思想的解脱，反封建名教、封建制度，其中认识到人的个体性价值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何心隐曾言：“惟天惟地，而不有人，则不有天地矣。惟人而不有仁，则不有人矣。”[4]（P17）人区别于动物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人有伦理道德，只有具有伦理道德的“人”的存在，才有天和地。突出了人的重要性，本体性。泰州学派的人本之思表现在很多方面。以泰州学派对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突破为角度，并结合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和泰州后学的个案分析，来探究和欧洲文艺复兴处于共时体系的、产生于晚明的这一特殊学派的人本主义思想。

一自然人性与安身思想

在人性问题上，道学家们乐于宣扬道德人性论，主张道德本体，理学家们高扬“理”的旗帜，以“理”作为本体，心学家们则大倡“心”的威力，以“心”作为本体。这些标准仍然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根本。王阳明的“良知”本质上是封建伦理道德的理论体现。“心外无理”[5]（P15），“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5]（P45），“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5]（P15）王阳明的“良知即性”、“心即性”学说与“良知即是天理”的理论便可得出结论，即王阳明将心、性、理统一于内在良知德性，认为人性即是天理，这里的人性便是道德人性。

泰州学派的开山祖王艮则提出以“自然为宗”，突出其“自然人性”的观点，从而取代王阳明的道德人性论。王艮的“自然人性说”可以从《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里得到很好的证明。如“天性之体，本自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6]（卷1，语录：10），“良知之体，与鸢飞鱼跃同一活泼泼地。”[6]（卷1，语录：5）最自然的东西是活泼的，具有生命力的个体。王艮的自然人性说在《乐学歌》里也得到很好的体现，“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于戏！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7]（下册，P718）乐是人的本性，学习也是乐，是自然人性。纲常伦理在王艮那里已经被快乐之学所取代。

颜钧受王艮影响，提出“纯任自然，便谓之道。”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记载说，“其学以人心妙万物而不测者也，性如明珠，原无尘染，有何睹闻？著何戒惧，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及时有放逸，然后戒慎恐惧以修之。凡儒先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7]（下册，P703）人的自然本性在颜钧那里通过挣脱儒家道理格式的束缚而得到张扬。

王艮提出了“安身立本”、“尊身遵道”和“明哲保身”说。他以人自身为根本，认为安身是其他一切的基础，“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格知身之为本，而家国天下之为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故欲齐治平在于安身……身未安，本不立也。”[7]（下册，P710）在王艮看来，尊身与遵道密不可分，“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遵道，不谓之尊身，遵道不尊身，不谓之遵道。”[7]（下册，P716）他强调尊身，“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7]（下册，P713）王艮认为安身才能立本，尊身即是遵道，那么就必须明哲保身，“能知爱人，而不知爱身，必至于烹身割股，舍生杀身，则吾身不能保矣。”[7]（下册，P716）王艮把人自身放在“本”的位置上，是对封建礼教的反叛，是对个人价值的肯定。

二平等观念与平民意识

王艮的平等思想非常的突出，这种平等已经突破了名教的等级之分，不再是封建礼教秩序中的下等人对上等人的哀求和上等人对下等人的施舍，而是自我的放大。王艮的平等说受王阳明的影响，却又是对其思想的超越。《传习录》言：“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王守仁）问曰：‘游何见？’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5]（P116）王阳明曾说“人胸中各有个圣人”[5]（P93），“个个人心有仲尼”[5]（P790），“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5]（P69）。但他又说“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5]（P49）因此可以说王阳明的平等思想是不彻底的，认为人人都有“良知”，但只有圣人才可以“致良知”。而王艮认为满街人都是圣人，认为圣凡平等。王艮的贤愚平等思想不仅是对王阳明思想的超越，也是对程朱理学礼教观的变革，具有反封建思想的意义。

王艮对泰州后学的影响颇为深远，他的平民意识，他对“道”的阐发决定了泰州学派发展的主导方向。他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6]（卷1,语录：5）、“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6]（卷1，语

录：3）、“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6]（卷1，语录：5）他的“百姓日用即道”[7]（P710）的观点指的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存方式，使得泰州后学的思想伸向民间，具有“非名教之所能羁络”[7]（P703）的“异端”风格。“百姓日用之道”的思想早在《周易·系辞上》就有记载，“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8]可以看出，在儒家那里通过对“道”的理解划分出了具有巨大反差的两个等级，即“圣人”和“百姓”。宋代以后，理学家们也强调“百姓日用”之学，如朱熹言论里有“忠，只是实心，人伦日用皆当用之，何独只于事君上说‘忠’字？”[9]（P399）王守仁也强调“日用”，“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5]（P791）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所言的日用指的是封建礼教范围内的伦理道德规范。王艮以百姓为本，他强调的“道”不具神秘性，而是“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王艮热衷于平民教育，如《年谱》中记载十八年己亥先生五十七岁，“时先生多病，四方就学日益众。先生据榻讲论，不少厌倦。”[6]（卷3，年谱：6）王艮的学生中有官僚，但更多的是平民，如朱恕乃樵夫，韩贞乃陶匠，林春乃佣工，泰州后学中还有农夫商人等。于是泰州后学中，罗汝芳进而提出“圣人即是常人”[7]（P773），“人无贵贱贤愚”[7]（P783），杨起元则提出“与愚夫愚妇同其知能，便是圣人之道”[7]（P806）。这些观点也是对平等思想的高度诠释，是对阳明王学的极大变革。

在平等观念上，王艮不仅迈出了阳明心学的框架，也冲破了程朱理学的牢笼，这突出体现在对等级关系旧有秩序的反叛，“唐虞君臣，只是相与讲学。”这种无尊卑贵贱的师友关系使人与人之间走向了平等，何心隐发展了这一思想，他强调“亲”“尊”平等的人际关系，他曾说：“仁无有不亲也，惟亲亲之为大，非徒父子之亲亲已也，亦惟亲其所可亲，以至凡有血气之莫不亲，则亲又莫大於斯”[4]（P27）“义无有不尊也，惟尊贤之为大，非徒君臣之尊贤已也，亦惟尊其所可尊，以至凡有血气之莫不尊，则尊又莫大於斯。”[4]（P27）最能体现人际关系平等的则是朋友关系，强调朋友关系的重要性，“天地交曰泰，交尽於友也。友秉交也，道而学尽於友之交也。”[4]（P28）何心隐的“臣民亦君也”、“君者，群也”[4]（P24）也是对封建伦理关系的颠覆，从而为平等观念铺平道路。

三肯定人欲，尊重人性

人的自然本性里包含着七情六欲，而程朱理学的“道德家们”却将这种自然的人性放在从属于封建礼教的位置，甚至为了统治者的“天理”而牺牲个人的“人欲”，朱熹曾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9]（P388）二程曾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10]王阳明则是要百姓去“人欲”从而恢复“良知”，他曾说：“天理人欲不并立”、“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5]（P16）

王艮则提出人欲即是天理，但他所说的天理是指自然之理。他曾说：“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6]（卷1，语录：5）“人欲者，不孝、不弟、不睦、不婣、不任、不恤，造言乱民是也。”[6]（卷2，王道论：16）王艮对人的合理欲望的肯定也在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阐释中得到了张扬。可以看出王艮对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抵制。在泰州学派的后学中，颜钧提出了“制欲非体仁”的观点，随后罗汝芳指出“天机莫非嗜欲”[7]（P800），“人无贵贱贤愚，皆以形色天性而为日用”[7]（P783）“人之好贪财色，皆自性生，其一时之所为，寔天机之发，不可壅阏之。”[4]（P143）何心隐认为“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佚，性也”[4]（P40）“欲货色，欲也。欲聚和，欲也。”[4]（P72）泰州学派认为人的欲望属于人的本性，应当尊重人的本性。对人的本性的尊重说明人作为个体，其地位得到提升，从而上升到“人本”的高度。

人本主义思想在泰州学派的思想中十分活跃，具体表现在很多方面，体现在很多人的观点里。而上述的若干角度只是泰州学派的某些侧重点而已，泰州学派超脱于阳明王学之上，游离于程朱理学之外，是一个“异端”但又最正常的学派，因为它使人“自觉”。泰州学派影响深远，李贽、公安派等，甚至一些文学家兼思想家如汤显祖也吸收了其思想。

[1]毛崇杰.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19.

[2]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808-809.

[3]张学智.对泰州学派的研究亟待加强[J].中国文化研究，2004，（1）：7-9.

[4]容肇祖整理.何心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

[5]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王艮.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M].上海：神州国光社，1912.

[7]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38.

[9]朱熹.朱子全书（第14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0]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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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3652（2011）03-01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