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宗教对简·奥斯丁作品的影响

2011-08-15王雪群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1年3期

关键词：奥斯汀教会小说

王雪群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外语系，福建漳州 363000）

□作家作品研究

析宗教对简·奥斯丁作品的影响

王雪群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外语系，福建漳州 363000）

简·奥斯汀的作品向来被认为是阐述婚姻家庭观和道德伦理观的典范，国内鲜有文学评论家从宗教角度对其加以研究，这里主要从宗教与文学的关系、简·奥斯汀生活背景与宗教的关系入手，阐述宗教对其作品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一、小说人物塑造受宗教影响；二、小说采用的叙事手法受宗教影响；三、小说情节安排受到宗教影响；四、小说场景安排受宗教影响。

简·奥斯汀；宗教；文学；英国圣公会

一引言

纵观国内文学界对简·奥斯汀（1775-1817）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学者都把研究重点放在她的写作技巧、艺术手法以及婚姻家庭观和道德伦理观对她作品的影响上，鲜有学者从宗教角度来研究简·奥斯汀的作品，就连作者自己也宣称：“我写的是乡野农村两三户人家的事……”

而国外文学界对简·奥斯汀作品的宗教性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认为奥斯汀对宗教问题有所保留，作品远离宗教题材，比如：理查·辛普勒称赞奥斯汀，说她让教堂伫立在荒野之中，并不想把它转移到她的小说中去。劳伦斯·勒纳认为，虽然简·奥斯汀本人是个虔诚的英国教会的教徒，但她的小说并不信仰上帝（D.H. Lawrence，1967）。另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在简·奥斯汀的小说中,她以艺术形式体现她的宗教信仰。比如：理查·维特利——自由主义者和反布道教主义者——就说：“奥斯汀具有典型的基督教作家美德（在我们看来，是必须拥有的），这种美德明显地体现在她的高雅品位且极具实用性。”埃德蒙·诺克斯——十九世纪晚期保守派理论家和布道家——他称赞《曼斯菲尔德花园》理性且令人信服地描述了农村中的英国教会情景。佳能·哈勒德说:“奥斯汀的小说具有宗教性，并不是因为它们包含了宗教性的争论或主题，而是因为它们暗含人们的生活准则，和评判他人性格的标准。”（Perter. Virgin，1989）

笔者亦赞同第二种观点，众所周知，简·奥斯汀生活的年代正是英国宗教兴盛的年代，她出身于神职人员家庭，又笃信英国圣公会，宗教怎能不对她的生活与作品产生影响？笔者欲从文学与宗教的关系、简·奥斯汀的家庭背景与社会大背景以及她作品的字里行间寻找宗教对她作品的渗透,力求对简·奥斯汀的作品作更深的解析。

二文学与宗教的关系

文学与宗教是历史上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形式中，最能够潜移默化大众心灵的两种形式，宗教里就有文学，文学里也有宗教，文学创作从来没有离开过宗教的描述或影响。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宗教和文学自古以来一直互为表里，相互渗透。因此，我们说宗教和文学是相互发生影响的，二者彼此渗透吸收，又彼此促进和发展。文学创作虽有表现尘世反抗宗教的倾向，但在意识形态上还是难以摆脱宗教的影响。这种现象就如美国文论家约翰.基灵格所说：“基督并非完全不出现于当代作品中。人若只是对基督说：‘走开，不要再回来’，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法庭庭长那样，并不能抹去基督的痕迹及他对历史的影响。”（杜昌忠，2004）宗教对文学的影响有的是直接涉及宗教人物、宗教传说、宗教教义等，有的是通过更隐蔽的形式，如：小说情节与宗教传说情节的类似，意识形态上的影响等。简·奥斯汀作品受到的宗教影响就更倾向于后者。

三简·奥斯汀生活背景与宗教的关系

为了更好地阐述简·奥斯汀作品所受到的宗教影响，我们有必要了解她的生活背景。简·奥斯汀生活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之间，信仰英国国家教会(圣公会)，那时，英国国家教会成员比其他社会阶层更能享受到包括社会地位在内的各种好处，他们的身份包括乡绅、军官，还有生意做得很好的商人。英国国家教会成员以《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1549）和《三十九条信纲》（Thirty-nine Articles,1571）为礼仪和教义的标准。

17世纪清教徒运动兴起，终于演成英国内战（English Civil Wars,1642-1651）。这些运动会向民众发放一些宣传小册子,当时一些支持教会运动的作家就把新出现的社会因素、文化因素还有语言因素运用于写作当中，甚至创造了新的写作手法，重构旧的小说要素，包括叙事手法、小说情节和人物等。简·奥斯汀阅读过这些作家的作品，这必然对她的创作产生影响。虽然在她的作品和信件中几乎没有直接对这些教会运动作出评价，但据她的家人所言，她始终默默地坚信英国教会的主流信仰。

简·奥斯汀的父亲和她的两个哥哥都是英国教会的神职人员，所以不管从家庭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她对英国教会持肯定态度。同时，简·奥斯汀对当时受教会支持的社会等级制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她的一个哥哥过继到当地一个乡绅家做继承人，由此社会地位也上升了。

虽然简·奥斯汀作品很少表明她对宗教的观点，没有对当时社会的宗教活动进行直接地评论,较少通过内容或主题阐述宗教问题，但并不能说明简·奥斯汀对宗教问题和反映宗教问题小说的冷漠。简·奥斯汀是以一个像她这样的女性教徒的社会身份和视野来看待宗教问题的，她借助文学形式来表达宗教对她的影响。作为法国大革命及其战后时期的小说家，简·奥斯汀应该知道同时代其他小说家如何借助小说主题和形式来表现自己的宗教政治信仰，她本人深受英国圣公会的信仰与文化影响，必定也借助小说形式来表现她对宗教与政治问题的反映。那时，经历过大革命的民族危机和战后创伤，许多人认为维持虔诚教徒的信仰与文化对于整个国家的安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完成这样的使命，任何个人使用任何武器都是有用的，简·奥斯汀也不例外，她利用小说这个武器来维持虔诚教徒的信仰与文化。

四宗教影响在简·奥斯汀作品中的渗透

宗教与文学的紧密联系以及简·奥斯汀生活背景与宗教的关系决定了她的作品必然受到宗教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寻找宗教对简·奥斯汀作品影响的痕迹：

（一）小说人物塑造受宗教影响

1.小说对神职人员的偏爱。

从简·奥斯汀成名以后，西方文学评论家们就对她的宗教观感兴趣，开始研究她的小说，人们发现在简·奥斯汀的作品中，都有一个神职人员，比如：《诺桑觉寺》中的理查·德莫兰；《理智与情感》中的爱德华·费拉尔；《傲慢与偏见》中的威廉·柯林斯；《爱玛》中的菲利普·埃尔顿；《曼斯菲尔德花园》中的埃德蒙·伯特伦和格兰特；《劝导》中的查尔斯·海特和谢利。由于简·奥斯汀出身于神职人员家庭，根据简·奥斯汀的哥哥亨利的话，简·奥斯汀一生都虔诚地信仰基督教，在宗教思想上受到良好的教育，她的观点严格遵守英国教会信条(John A.Patten，1931)，因此她对这些神职人员的刻画是持肯定态度的，至少是中立态度。

在英国，简·奥斯汀生活时代的教会社会地位与二十世纪完全不同，那时不同教派的神职人员都涉足于不同党派的政治，教会的资助体系与国家是互相渗透的，英国教会的神职人员越来越多地来自乡绅并追求乡绅们过的生活。神职人员被看做有学识的人，牧师工作被认为是体面的工作，世人并不要求这些神职人员有特殊的精神追求。简·奥斯汀在小说中刻画神职人员的形象是想在教堂中促进更强的精神力量和社会责任感。

当然这些神职人员的所作所为被20世纪的文学批评家称作“英国教会失职的真实反映”，也有学者们把这些神职人员的言行看做英国教会世俗化的登峰造极表现。（Perter.Virgin，1989）不管怎么说，简·奥斯汀的小说对神职人员的偏爱是不争的事实。

2.小说人物的出身受宗教影响。

简·奥斯汀小说中的人物都是虚构的，他们来源于生活，数量不多，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和乡绅，这也是英国圣公会教徒的主要来源之一。作者这样安排是想通过主人公性格与行为之间的差异之处与相似之处来强调他们的道德思考和伦理认同，而这些道德标准是作者按照英国圣公会道德要求来定的，就像《理智与情感》中的埃莉诺和她的姐妹们之间的鲜明对比，《曼斯菲尔德花园》中的芬尼和玛丽之间的对比等，这样就可以表明作者对优秀道德，也就是对圣公会道德的歌颂。简·奥斯汀没有刻画当时其他小说家所推崇的哥特式浪漫小说、历史小说和地方小说中那些带有宣传政治改革色彩的人物，因此简·奥斯汀的小说可以看成一种暗示，暗示读者真正对社会有意义的人物并不是哥特式浪漫小说、历史小说和地方小说中描写的人物，而是她的小说中所描述的农村上层阶级和有专长的中产阶级。

3.小说人物性格塑造受宗教影响。

简·奥斯汀的小说主人公性格总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动型，另一类是被动型。《理智与情感》中，两类主人公兼而有之，《傲慢与偏见》、《爱玛》里是主动型的主人公；《诺桑觉寺》、《曼斯菲尔德花园》和《劝导》中安排的是被动型的主人公。这两种性格都与基督教徒的谦逊与拥有自我克制力的美德相互联系。

主动型的主人公总是反复犯错误，但在关键时刻，能意想不到地做出正确的抉择；而被动型主人公则是自认为有正确的判断力却无法做出正确的事情，注定要被动地忍受困境而不是主动战胜困境，直到周围环境出乎预料地发生有利于他们的变化，他们才收获幸福。

对于主动型的主人公而言，命运的转折点是他们有了谦逊的表现和自我克制的行为之后，这正是基督教徒的美德所在，它及时且巧合地出现在情节进展中；而被动型主人公们始终都有着基督教徒般的谦逊和自我克制能力,只不过这些美德通常被人忽视了，直到其他人物的自私性格把主人公的这些美德给衬托出来，并收获幸福。

比如：在《理智与情感》中，性格冲动的玛丽安娜总是自诩判断准确，做事准确，她所谓的准确是以“理智”为标准的，是一种过度的意愿表现，事实上，她总是做错事，甚至是危险的事，直到她懂得了谦逊才获得幸福。自我克制和自我牺牲的艾利诺似乎注定要把幸福葬送在主动型的露西身上，露西的诡计让她做了道德错误的选择，放弃了深爱的爱德华，后来因为她的自我牺牲和在爱情中的容忍，让爱德华明白真相，两人收获爱情。《曼斯菲尔德花园》中，也用了同样的情节，玛丽和克劳福德是自不量力的阴谋家，而范妮是坚持不懈和隐忍的赢家，范妮和埃德蒙获得美满姻缘。而在《劝导》中，主人公安妮虽然经历了曲折但最终因为她在爱情中的坚持不懈得到回报，与青年军官温特沃思和好。在这样的人物性格塑造上，简·奥斯汀是在对基督教徒的美德的赞颂。

（二）小说采用的叙事手法受宗教影响

和简·奥斯汀有同样宗教信仰的读者们发现简·奥斯汀小说采用的叙事手法与英国圣公会教徒的观念一致，这种手法就具有历史的宗教学影响，因为英国圣公会把救世作为教徒个人的职责，但教徒个人行为要受到牧师和教义的指导，主教拥有绝对的权威（Gary.Kelly，1989)。

简·奥斯汀小说的叙事手法与英国圣公会的立场有着世俗化的同源关系，在这样的同源关系中，小说主人公们肩负着尘世的“救世”重任，或精神世界和社会命运的救世，但他们直接受到一个有同情心又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引导，简·奥斯汀就是运用这种叙述形式行踪不定地参与到小说人物的思想活动之中，全知叙述者在叙述客观事实时，悄悄地融入自己的主观评价。一般说来, 全知叙述者在叙述时拥有绝对的权威，读者理解时也一般根据叙述者的评价为重要参考依据。处于故事之外的叙述者居高临下，通过其叙事眼光或表达方式不动声色地对人物进行权威性的评论，在某种意义上，叙述者是在与读者暗暗地进行交流（张进军、赵春霞，2006），让读者间接经历主人公的斗争。

（三）小说情节安排受到宗教影响

简·奥斯汀的小说情节安排也是发自圣公会教义的思想。英国圣公会中心教义就是：一、上帝知道如何救世的宿命论，而任何个人有被救赎还是被惩罚的自由意愿；二、好的言行固然重要，忠贞的信念更重要，但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或神力相助，再加上个人的努力，好的言行和忠贞信念也无法救世。

简·奥斯汀在情节安排上深受这样的教义影响。她的情节安排既不是主人公理性的意愿，也不是社会公正体系的影响；既不是人们主动的结果，也不是纯属偶然。而是主人公意愿和生活环境（可以称为生活的恩典）共同作用的结果（Gary.Kelly,1989）。

简·奥斯汀所有小说的结局都是完美的，在主人公意识到忍耐的美德和人易犯错之后，给情节制造了转折点，使他们可能得到幸福。这样的情节转折点也揭示出人光凭意愿并不能保证幸福，周围的环境也必须是有利的，这样把人物和情节结合起来可以理解为人战胜自私和自我服务意识之后，无私奉献的乐观信仰的胜利。这也符合基督教道德教育观，这种世俗的道德观在当时许多小说中都有体现，包括改良派小说，然而，比起他们来，简·奥斯汀把美德和环境结合在一起的做法不像改良派小说和宗教小说那样的必然和起决定作用。

奥斯汀小说主人公命运的转折点似乎是出乎意料的、偶然的。不管是露西的背叛，伊莉莎白看到达西信的反映，玛丽和克劳福德的私奔，爱玛在充当了几次几乎是灾难性的媒人之后，发现自己爱着奈特莉，还是温特沃思与范尼的第二次相遇，都是出乎预料的，但是回想起来，读者会发现这样的人物和情节互相作用后使转折点的出现成为可能。这种起决定作用的、出乎意料的但又极有可能的时刻出现是基督教徒受到上帝恩典的典型范例，特别是像简·奥斯汀这样严格遵守圣公会教义的教徒。在圣公会宗教意识形态中，尤其重视上帝的恩典作为救世的工具，我们可以认为奥斯汀小说情节转折点的安排是上帝恩典的例子，当然在人物选取上是世俗化了。

同样，简·奥斯汀这样的小说情节结构是与英国圣公会式的人类历史解读方式是一样的，在英国圣公会教徒们看来，人类历史也是一种浪漫的旅程，当中有一位无所不知的善良的神掌控历史情节、人类的原罪、堕落，最后，在意愿和上帝的恩典之下得到救治，给人类以希望获得救赎。因此，简·奥斯汀的小说可以理解为英国圣公会世俗化的文学表现形式，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宗教意识形态，不同于当时其他小说家强加在读者身上的宗教意识形态。这种文学形式对于经历法国大革命的英国重建国家政治宗教和谐是十分合适的。(Tara Ghoshal Wallance,1995)。

（四）小说场景安排受宗教影响

简·奥斯汀小说的场景安排也是对其受到历史宗教影响的有力支持，比如：简·奥斯汀描写的小说场景很有限，都是在英国乡村。她把对社会的讽刺，道德观审视以及社会伦理互相影响设定在乡村日常生活中，这些生活场所正是那时宗教活跃的地方，是英国圣公会典型的且实力强大的地方所在。这也说明作者受到宗教影响的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