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

（徐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语言学

文化预设视角下的误译现象透析

张华

（徐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预设是语篇生成和解读的前提。译者正是根据自己头脑中的预设知识对作者预设的信息进行推断和填补，从而做出合理的解读，达到交际的目的。但是在跨文化交际中，语篇作者和译者处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一方面，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化预设知识，造成译者只顾符号的字面意义而忽略了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由于译者的文化知识与作者预设的信息发生冲突，受到母语文化的干预，从而造成了误译。

文化预设；文化空缺；母语干扰；误译

预设（presupposition），又称“前提、前设、先设”，是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历来关注的焦点。由于语义预设具有可取消性和语境依赖性等特点，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认为预设是一种语用预设而非语义预设（Stalnaker，1970，1974；Levinson，1983；Lambrecht，1994；Dryer，1996）（朱永生、苗兴伟，2000:25）。Jackendoff把语用预设定义为双方所共有的知识，或者背景知识。国内语言学家对此研究也颇多，认为预设是交际双方预先设定的先知信息，具有“合适性和共知性”的特点（何自然，1987:123）。例如：

A：Are you going to pick up Helen tonight？

B：No．I＇m going to the party．

这个对话有几个预设：A和 B都知道谁是“Helen”，去哪儿接她，而且知道晚会的地点和时间。因此，语篇建构者就可以省去这些对双方来说是不言而喻，或不言自明的预设知识，提高了交际的效率。预设从而有了“节省时间，无须为没必要的要求提供你认为的共有信息”的特点。（The point of presupposition is that you save time by not supply information for which there is no demand， since you believe it to be share．）（Fawcett,2000:120）。请看下例：

A：Is Peter a good cook？

B：He is English.

对于语篇建构者——作者和语篇接受者——读者来说，“英国人素不善擅长厨艺”是双方共享的预设知识。因此作者建构语篇时就无需指明这一点，而读者在作者明示的信息“Peter is English”的激发下，借助已有的预设知识，最终得出“彼得的烹饪手艺很差”的结论，从而正确解读了语篇。

可见预设对语篇的生成和解读起着非常重要的衔接作用。对语篇生成者来说，语篇的生成过程是他对读者知识结构状态、社会经验等方面不断进行假设，并把他认为读者应有的知识处理为预设知识的过程；而对读者而言，语篇的解读过程就是他利用头脑中的预设知识在语言符号的激发下，推断作者的意图，达到交际的目的的过程。这对于作为一种交际行为的翻译也同样适用。理解是翻译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哪种翻译，正确解读语篇是译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理论上讲，译者应是作者的一名理想读者，具有作者意向读者所具有的一切预设知识，正如Durieux说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译者都要具备作者要求读者所拥有的预设知识。”（the translator must，in any event，possess the knowledge which the author presupposes his readers to have.）（Fawcett,2000:121）只有这样，正确解读语篇才有保证。但在翻译实践中，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语篇作者写作时的意向读者一般不包括外国读者，尤其不包括异类语言文化的读者，而是和作者处在同一文化环境下的读者。而译者处在与作者不同的文化语境下，他带有自己的母语文化，同时又有目标文化的预设知识去解读语篇的。由于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衍变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俗习惯、人文环境、宗教信仰等独特的文化特质，译者对作者预设的信息的解读就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导致语篇翻译的失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译者头脑中缺乏作者在语篇中预设的文化信息。

由于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在跨文化语篇交际中，必然会形成“文化空缺”的断层面，因此，译者头脑里的文化预设知识并不包含作者在语篇中所预设的信息。这样一来，语篇内有关文化内涵的符号就无法激起译者头脑里相对应的文化图式，造成了译者只顾符号字面上的意义，而领悟不到“隐藏”在词语表面下的深刻文化内涵，出现了翻译中的“死译”。

（1）Then he might have gone a step further and thought that was the reason：the niggard blaze was the living fruit if nights passed during those four years in the woods hiding from a11 men，blue and gray，with his strings of horses（captured horses,he called them）.（W. Faulkner，Barn Burning）

译文：那时，或许他进而会想到原来是这样；在那四年里，父亲和他的马群（他称是捕获的马群）为逃避所有身穿蓝色或灰色制服的人的追捕，在树林里度过了无数个夜晚，而这吝啬的小火堆就是那种生活遗留至今的结果。

身穿蓝色或灰色制服的人指的是谁？语篇作者并没指明，这是因为他知道他的读者头脑中有有关美国南北战争的预设知识——在南北战争中，北方联军士兵穿的是蓝色制服，而南方士兵穿的则是灰色制服。这样一来，读者就能把语篇内的符号“blue and gray”与语篇外的背景知识连贯了起来，正确解读了语篇。然而，译者头脑中由于缺乏有关美国南北战争的预设知识，就无法在“blue and gray”的激发下，联系到其内含的文化背景知识，语篇的连贯解读由此中断，译者只能停留在字面上做文章。

下例解读的不到位也是由于译者缺乏必要的文化预设引起的：

（2）It was Fridayand soon they’d goout and get drunk.

译文：星期五到了，他们马上要上街去喝个酩酊大醉。

在英国，有的公司在星期五发周工资，这对作者和同一文化语境下的读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预设知识，因此作者没必要在原文中提及发薪水的事情。但译者对此文化背景缺乏了解，无法把Friday与语篇外的知识联系起来，导致语篇解读的失败。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活动，更是一种文化活动。译者如果对作者预设的文化信息缺乏必要的认识，就很难觉察到语言符号所传递的“文化知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汉译英中，英国著名的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在翻译陶渊明《责子》一诗时，把“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译为：

A－shu is eighteen；

For laziness there is none like him．

A－shuan does his best，

But really loathes the Fine Arts．

“二八”指的是16岁，如“二八佳人”，而不是28岁，更不是十八岁；而“行志学”一句出自《论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所以，“行志学”即暗含阿宣15岁的意思，而不是“does his best”。“二八”和“行志学”是古汉语年龄的独特表达方法，这在西方文化中并不存在，因此即使是亚瑟·韦利这样的大汉学家也避免不了解读上的望文生义。

众所周知，不同的文化有着自己不同的文化图式，如breakfast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里意味着馒头、油条和稀饭，而对西方人来说却是面包、奶酪加黄油；再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同一事物的看法、态度也同样存在着差异，如在中国，领导询问下属的家庭生活情况是表示关心，而在西方就是侵犯别人的隐私权。故此，在解读语篇时，如果译者缺少或不具备作者建构语篇赖以依靠的那些他认为他的意向读者已知的预设知识，译者在解读语篇中一定会遇到诸多困难乃至茫然，就不会把语篇里的符号意义与语篇外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联系起来：他不会把“blue and gray”与美国南北战争中士兵的服装颜色联系起来，不会把Friday与发薪水联系起来，也不会把“二八”、“行志学”与汉语年龄表示法联系起来。这样一来，语篇的解读就不会到位。

其二，译者头脑里的文化预知识与作者预设的信息发生冲突。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莱斯利·A·怀特说过：“文化外在于个人并从外部作用了他……人们一来到世上，文化就控制了他们，规定他们这样那样的行为。”译者的翻译活动，无论是把母语译成外语或把外语译成母语，也始终受着他生存于其中的文化的制约。由于受本国文化传统的熏陶，译者头脑里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习惯上按自己熟悉的一切来理解其它文化。在解读语篇中，一旦遇到与自己文化不符的地方，译者总免不了用母语文化的思维模式和习惯去关照异质文化，潜意识里试图使异质文化向自己的文化靠拢，取代异质文化，造成了语篇解读上的错位，翻译中的误译。请看下面的例子：

（1） …members of congress—liberty—Bunker＇s Hill—heroes of seventy－six—and other words which were a perfect Babylonish jargon to the bewildered Van Winkle…（Washington lrving，Pip Van Winkle）

译文：……国会议员——自由——本克尔山——七十六烈士——以及其他许多使李伯完全莫名其妙的谜语。

华盛顿·欧文的短篇小说Pip Van Winkle里讲到荷兰移民Pip Van Winkle上山砍柴喝下仙酒，一觉睡了20年。醒来后美国已经独立，他发现周围人说的话里有许多他一点也听不懂的陌生字眼，heroes of seventy－six便是其中的一例。Heroes of seventy－six指的是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雄，这对于语篇作者和他的读者都是共知的文化预设；译者虽然把heroes of seventy－six与语篇外的文化知识建立了联系，但由于受到母语文化“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预设知识的干扰，穿凿附会，语篇解读上出现了错位，用“七十六烈士”取代了“heroes of seven－six”的真实涵义，造成了文化上的误译。

（2）There were nothing mass produced about the school， butifitwasindividualistic， italso had discipline．（Agatha Christie，Cat Among the Pigeons）

译文：这所学校并不大量出人才，但如果说这所学校强调个性，可是也注意纪律。

西方国家历来强调自我个性的发展，mass produced指的是“批量生产”，因此在原语篇中含有贬义，这对同一文化语境下的语篇作者和英美读者是不言而明的预设知识。但中华民族强调的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受这一观念的干扰，译者对mass produced的解读出现了错位，反认为这是好现象，故用“大量出人才”这一褒义词取而代之，导致了文化信息传递上的误译。这种情况在大翻译家身上也屡见不鲜，如汉学家Giles把杨臣源《城东早春》中的“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译成了“The Landscape which the poet loves is that of early May／when budding greenness half concealed enwraps each willow spray．”中国的“新春”在Giles的笔下被挪到了“五月初”（early May），英国的时序景物取代了中国的时序景物，足见母语文化预设对译者影响力之大。正如罗进德所说，译者如何阐释出语言表达的文化信息受他所处母语文化环境的制约。

预设在跨文化语篇交际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文化预设知识与作者语篇中所预设的信息之间存在着两种情况的偏差，而这两种情况的偏差都容易导致语篇翻译的失败。就翻译界目前取得的共识而言，文学翻译就是应在最大程度上忠实于原作，那么翻译中的“死译”、“误译”显然与翻译的宗旨相违背。为此，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要尽量确保语篇解读的正确性，而能否正确解读语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本人有关目标文化的知识和经验是否达到或最大限度地达到了作者的理想读者的水平；同时又是否能对母语文化的干扰保持清醒的认识。从这层意义上讲，“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来讲，双文化能力比双语能力更为重要。”（For truly successful translating，biculturalism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bi1ingualism．）（Nida，1993：110）译者要以此为方向，提高自己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如王佐良先生所讲“做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尽可能多地补充自己头脑里有关目标文化的预设知识，而且还要深入了解自己的母语文化，才能担当起文化使者的重任，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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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15.9

A

1674-3652（2011）03-0069-03

2011-01-14

张 华（1974- ），女，山东寿光人，徐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责任编辑：雪 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