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民镇

（烟台大学 中国学术研究所，山东 烟台 264005）

古典与现代的书写
——试析李碧华小说的文化底色

陈民镇

（烟台大学 中国学术研究所，山东 烟台 264005）

李碧华的小说是香港当代文学史的重要现象。李碧华的小说有着骨子里的中国古典情结，同时通过现代性的视角与表现手法创造出和谐的交响。香港的独特历史身份赋予李碧华小说古典性与现代性的文化底色，古典的因素与现代的因素在文本中相互交融。李碧华的爱情书写富于古典情结与现代视角，而其呈现方式有着现代性的特征。

李碧华；古典；现代；文化底色

李碧华的小说无疑是当代香港文学的奇崛存在。作为“天下言情第一人”，她的作品独异卓然，神秘奇诡，一如李碧华本人。她的作品自由穿行于通俗文学与经典文学之间，其风行之程度令批评家惊叹。近年来李碧华的小说日益受到关注，而随着她的小说被逐一搬上银幕并大获成功，她笔下的人物也随光影深入人心。李碧华的小说有着骨子里的中国古典情结，同时通过现代性的视角与表现手法创造出和谐的交响。本文拟就促成李碧华小说古典性与现代性的文化底色作一番揭示，以探究李碧华小说的深层意涵。

一、香港影像：古典性与现代性的文化底色

香港这座城市 “充满矛盾的历史位置”，“作为殖民地，香港与母国的牵连从未尝间断；岛上异国政经文化的影响随处可见，华族传统的色彩却依然不绝如缕。而在两个中国政权为了土地与法统所有权争执不休时，香港在租借的时空里兀自发展为璀璨的东方之珠”[1]（p282）。香港一方面是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古老村落，另一方面又是富于生机的年轻都市，香港文化呈现出多元、复杂的面貌。作为与大陆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岛屿，又长期为异国所殖民，香港的尴尬地位不言而喻。正如王德威先生所论：

过去百年的变迁，使香港从无到有，成为一个独特的都会空间，在其中政治与商业，殖民势力与国族主义，现代性与传统性等力量交相冲击。辗转于无常的政经文化因素间，香港能屹立不变，正是因为它的多变。不论是个小岛、前殖民地，还是特区，香港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一座绝无仅有的城市——一座不断重新琢磨其功能的都会。[2]（p146）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李碧华的小说处女作《胭脂扣》甫一面世，便受到诸多关注。这部小说写作的历史背景正是“九七”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之际，地位尴尬的香港人开始重新定位自身的境遇。作为英国的殖民地，香港与祖国之间的文化脐带从未断绝。同时，由于长期受异质文明的浸染，香港镀有西方文明的外色。香港的本土性质与混血特征在当时重新受到关注，港人的本土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觉醒。“九七”大限不免使港人茫然，对自身身份的确认与追寻成为此时港人的普遍癔症。香港人经历了“失城”的灼痛与“我城”的自信，此时又开始了“浮城”的惶惑。李碧华的小说之所以被视作香港文学的代表作品，其原因恐怕正在于它反映了当代香港人的心路轨辙。

在李碧华的笔下，香港的过往古旧而沧桑，与当下相比，传统文化因素的流失不免令人唏嘘，而都市化脚步的加速则使港人的生存境况面临一个尴尬的前景。在《胭脂扣》中，作者追溯上世纪三十年代石塘咀的塘西风月，借以勾起香港人对往昔的追忆。女主人公--昔日的倚红楼红牌阿姑如花在殉情后苦等情郎未得，复又重回人间，她的身上横亘着五十年的光阴，她保留着五十年前的容颜--她是香港往昔岁月的化身。对香港娼妓衰亡史的追溯，同样也是对香港历史身份变迁的追溯。而故事的另一对人物--袁永定与凌楚娟则表现出对历史的漠然，这正是当时香港人的缩影。在《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中，川岛芳子的身份冲突一再纠结，从某种层面讲，这正是港人身份焦虑的隐喻。小说写于1998年，这一小说创作的思想背景不能说与当时香港为中、英两国所拉扯的境遇无关。而川岛芳子七岁时被逼穿上和服东渡日本时所发出的“我是中国人”的呼喊，无疑是香港人国族意识的透射。在《霸王别姬》中，表现为做“男人郎”还是“女娇娥”的犹疑。在《青蛇》中，则表现为做人还是做妖的焦灼。对自身身份的冷感以及在某种契机下对自我身份的追寻，正是当时香港社会普遍迷茫的投射。古典意识与现代思维的碰撞在香港从未间断过，而碰撞所产生的火花在李碧华的小说中皆有映照。怀旧的笔意，晕染出一代香港人的迷惘。因香港有着中国古典的根柢，又被涂以现代的肤色，使得这种迷惘有了一种无从着陆的注脚。李碧华所要表现的，正是对香港身份定位的追寻。也正是香港的特殊身份，赋予了李碧华小说上演的舞台和文化底色。

正如黄修己先生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卷》中所说：

《胭脂扣》被认为是一批“塘西风月”小说、电影的滥觞者，在80年代后期带起整个怀旧潮。怀旧潮可以有多方面的意义，它反射出作家对香港自身历史的兴趣，是一种自我找寻，它也揭示当下社会所感到的缺失，它美化过去，给过渡时期感到压抑和焦虑的公众提供安慰。[3]（p461）

李碧华往往要叙述到香港，她的小说中有着明显的香港意识，香港的今昔对比则是烘托小说伤感气氛的背景，如《胭脂扣》、《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等小说，香港的意象直接介入并构建起故事背景。如果说李碧华的小说是香港的，那么香港的文化底色无疑是李碧华构筑其小说大厦的基石。香港享受着西方文化所带来的都市文明，又从未失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作为殖民地，香港是一个异质文明与混合文化的兼容体。从本质上讲，香港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座，这一底座又承托起异国文化的华丽影像。归属感是李碧华作品中一个潜隐的主题，而它背后的文化底色正源于香港的独特历史地位。

二、回望与对视：李碧华小说的混音现象

李碧华的小说间杂有古典与现代的情愫。作者的中国古典情结以及对大陆的想象，通过现代性的视角予以呈现。有论者指出，基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批判西方式的对灵魂的审问，和中国式的玄虚旷远，在她亦文亦白的行文中交融于一体，形成了李碧华特有的凄艳、诡谲的风格[4]。李碧华小说的魅力正源于古典因素与现代因素的互渗，而由此延伸出的对大陆的想象，则折射出一代港人的心路历程。在古典与现代的对视中，在大陆与香港的对望中，李碧华的小说产生了独特的混音现象。

从题材看，李碧华的小说几乎一律从逝去的历史中取材，而加以现代视角的熔裁，无怪乎不少论者将这一现象比作“故事新编”。譬如《青蛇》取材于民间传说，《诱僧》取材于英雄传奇，《霸王别姬》取材于古典戏曲，《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取材于古典小说，《秦俑》取材于历史故事，如此等等。而从小说所涉及的意象看，李碧华的古典情结更为明显，青楼、鬼神等意象一再进入文本。李碧华的处女作《胭脂扣》则无疑从中国传统小说中汲取了丰厚的养分，才子佳人和鬼故事的叙事框架即是明证。青楼梦好、私订终身、爱情信物等模式与意象，均为中国古典的因素。在《胭脂扣》中，袁永定一开始被如花口口声声叙述的“倚红”、“三家”、“客人”、“温心老契”等名词绕得云里雾里，如花本人实际上便是历史的化身。如花浑身上下散发着古典的气息，她身上的记忆也是怀旧的标本。虽然题材与意象是古典的，但李碧华却有意颠覆旧的话语模式。如《青蛇》，李碧华一反白蛇作为故事主角的常态，将青蛇置于主角的地位，并以青蛇作为第一人称叙述，几乎近于戏说。青蛇煞有介事的叙说，解构了固有的文本模式。而《胭脂扣》中如花古典的记忆被现代都市的灯红酒绿击碎，越过半个世纪的光阴，真个是“如梦如幻月，若即若离花”。古典与现代在此时碰撞，而古典的记忆竟如此无力。

从深层的精神观念看，李碧华受中国传统的鬼神观念浸染颇深。李碧华本人一再坦言，她比较相信鬼神、命运、轮回之事。李碧华似乎是一个通灵的舞者，肆意挥洒关于鬼神的臆想，使作品有了先验的色彩。李碧华的笔下，宿命论成为冥冥中的主调，这正源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天命观。在《生死桥》中，老太监给幼年的怀玉、丹丹、志高算卦，结果是：“一个是，生不如死”，“一个是，死不如生”，“还有一个，是先死后生”。一语成谶，结局应验了老太监的话，一切寓于宿命掌控之中。李碧华小说中的宿命感成了人物悲剧性的重要来源。宿命的力量无可抗拒，美好的事物最终归于寂灭。而轮回的观念在李碧华的笔下一再显现，其根源正是中国佛教的三生之说。《潘金莲之前世今生》通过前世今生的对比，揭橥宿命的不可抗拒。《秦俑》则涉及三世之恋：三千年前，秦始皇的郎中令蒙天放与寻仙药的童女冬儿相爱，私情泄露之后，冬儿被血祭俑窖，蒙天放被泥封为俑像；20世纪30年代，口含仙丹的蒙天放复苏，巧遇酷似冬儿的女演员朱莉莉，再续前缘；到了80年代，当了考古人员的蒙天放与一日本少女相遇，仍是昔日的倩影。这一故事模式，一再为当下的影视作品所演绎。有论者指出，李碧华的小说中有着浓郁的禅宗意味，她的文字一直在寻找精神的皈依[5]，三生轮回的观念亦源于中国的传统宗教。鬼神观念也常在李碧华笔下浮现，在一些小说中鬼神甚至直接成为主角，如花、青蛇等皆是。此外，鬼魂重返阴间限期七天、枉死城、孟婆汤等情节，皆可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找到源头。虽然李碧华的笔下有着源自中国传统意识的宿命、轮回、鬼神等观念，但它们的表现方式已俨然是现代的手法，颇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基调。

除了古典与现代的对望，李碧华的笔下也闪现着对大陆的想象。大陆与香港的对望，实际上是古典与现代之间对望的另一种表现。上文已述“九七”大限对《胭脂扣》的直接影响，《胭脂扣》中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出作者文本背后的心迹：

“到了一九九七后，就不会那么恐慌了。”我只好这样说。

“一九九七？这是什么暗号？关不关我们三八七七的事？”

“你以为人人都学你拥有一个秘密号码？”阿楚没好气：“那是我们的大限。”

“大限？”

“是呀，那时我们一起穿旗袍、走路、坐手拉车、抽鸦片、认命。理想无法实现，只得寄情于恋爱。一切倒退五十年。你那时来才好呢，比较适应。”

在这段对话中，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想象颇耐人寻味。凌楚娟将“九七”视作“大限”，将它想象为“倒退五十年”，这实际上两种不同政治制度之间存在隔阂使然。对“九七”的误解，对“港人治港”的惶惑，都归结于对历史的失忆。袁永定说：“如花，我什么也不晓得。我是一个升斗小市民，对一切历史陌生。当年会考，我的历史是H。”[6]（15）对历史的漠然是当时港人的通病，由此造成对过往记忆的缺失。也正是因为如此，港人对大陆缺乏体验与了解，更多的是一厢情愿的想象。时间对历史的冲刷，又逼迫港人对历史进行重新的追溯。李碧华对石塘咀风月记忆的回溯，对京剧没落的感慨，皆源于对旧事物的追忆以及对旧事物遭弃的无奈。

一方面李碧华着力表现港人的心路历程，另一方面，李碧华又以想象的方式构拟大陆的图式，尤其是“文革”的历史。李碧华在《霸王别姬》、《潘金莲之前世今生》、《青蛇》等小说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文革”。作为时代背景，“文革”成为考验小说人物的熔炉。因“文革”之狂热，也因“文革”之虚诞，李碧华笔下的人物往往深陷于“文革”之泥沼，如段小楼、程蝶衣、菊仙、单玉莲等皆是如此。“文革”是制造毁灭的机器，而李碧华小说中的人物在毁灭的浪潮中亦归于寂灭。“文革”不但赋予小说人物以悲剧性和历史感，更将其悲剧性纳入到更深广的维度之中。不过身处香港的李碧华所表现的“文革”，毕竟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去审视的，个中不乏想象的因素。李碧华在小说中一再对“文革”的可怖进行渲染，香港人从中读出了侥幸--与大陆母体的割裂使他们躲过了浩劫。香港人恪守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又乐于接受被殖民者的身份所换来的都市文明，这正是港人对大陆母体暧昧想象的反映。而“文革”作为李碧华设置情节的惯用舞台，实际上也是李碧华小说难以割弃大陆脐带的一个验证。

三、爱情书写的古典情结及现代视角

虽然李碧华小说的内容涉及历史、传说等内容，但从本质上说，李碧华小说的主题皆是言情。因其小说言情诡异，李碧华本人遂有“文妖”、“天下言情第一人”之称。通过李碧华言情小说，我们看到的除了古典情结，还有现代的视角。

李碧华小说中的爱情书写基本遵循着中国古典的爱情模式，叙述天荒地老的痴情。缱绻缠绵、长相厮守成为爱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比如《胭脂扣》，故事模式近乎老套：富家阔少爱上青楼名妓，为家庭所不容，最终双双殉情。一方面，李碧华的一些小说直接改编中国古典爱情故事；另一方面，李碧华小说与中国古典爱情故事有着天然的契合点。然而，李碧华笔下的男子多是猥琐、自私、懦弱之徒，而女主角则多是坚韧的真爱追求者，在爱情面前义无反顾，两相对照，更凸显了“多情女子负心汉”的中国传统婚恋模式。《胭脂扣》中的十二少、《青蛇》中的许仙、《霸王别姬》中的段小楼等等，无疑都是爱情面前的懦夫，当如花见到蹒跚猥琐的老年十二少时，该是何等的失望。而与此相对，李碧华笔下的女性角色则爱得悱恻，爱得真切。《胭脂扣》中如花决然殉情，在阴间苦等情郎五十载，重返阴间找寻情郎，甚至减寿十年也心甘情愿；《青蛇》中白蛇为爱痴狂，不惜抛却千年的道行；《诱僧》中红萼公主追随爱人石彦生亡命天涯，亦最终殉情；《生死桥》中的丹丹、《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中的川岛芳子等等莫不如此。

然而，随着现代文明的冲击，纯美的爱情故事总幻如泡影。在精神与物质的交响中，情欲被都市的功利所席卷，这便使得李碧华所构建的古典氛围成为现代人的精神寄寓之所。情感与爱欲总是归于幻灭，“这便是爱情：大概一千万人之中，才有一双梁祝，才可以化蝶。 ”[6]（106）李碧华善于剥开爱情外衣下的丑陋。“十二少：老地方等你。如花。”十二少的卑怯使这一等待誓言变得滑稽而无奈，天荒地老的爱情被男主人公的退缩彻底解构了，当故事的结局图穷匕见，如花只能黯然离去。《青蛇》中，白蛇与许仙的恋情也被作者解构了，许仙的狡诈使白蛇的痴情成为徒然，爱情神话破灭了。而现实世界的爱情故事更加平庸、丑陋，这无疑是李碧华以现代视角对现世社会的嘲弄。

李碧华的小说以不同时代的眼光和标准，凸显出同样的世道沧桑，有着古今相袭的历史悲剧性[7]（149）。李碧华笔下的女性形象坚强痴情，又不免于自我牺牲的结局，悲剧性的句号总不期然地上演。有不少论者认为李碧华小说高扬新女性主义，事实上的确如此。李碧华笔下的女性角色被赋予了更为坚强、独立的性格。她们敢爱敢恨，挑战父权社会，将女性的独立意识发挥到极致。虽然她们往往遭受背叛，但她们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现实的虚伪，以毅然决然的姿态给与回应。李碧华通过现代的视角对古典的言情模式进行重新观照，张扬了女性的独立意识。

四、呈现的艺术

李碧华小说是古典与现代的统一。如果说李碧华小说的深层精神气质更多地倾向于古典情结的话，那么李碧华小说呈现的手法更多地富于现代性。

李碧华的语言精致而透澈，紧凑而多姿，具有极强的表现力，这也是李碧华小说引人入胜的重要原因。李碧华的文字亦文亦白，融入了不少古典的词汇，又善引古诗词入文。例如“尽态极妍的女子，眼波顾盼间，许有未干泪痕”[6]（34），“楚馆秦楼，莺梭织柳，不过是飘缈绮梦，只落得信誓荒唐，存殁参商”[6]（36），“遥望星空，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6]（76）等等语句，曲折宛转，深得古典意韵。

李碧华的小说续鸳鸯蝴蝶派之遗风，特重言情，绘往昔风物，有着浓郁的怀旧意韵。而作为香港新浪漫派的代表，李碧华的小说既在浪漫主义基础上揉进了魔幻，也把现代主义的时空交错、心理独白、意识流等艺术手法发挥到了极致[8]。李碧华小说的叙述技巧纯熟，富于现代小说的魅力。《胭脂扣》通过如花追忆她与十二少的情意，与现实中袁永定、凌楚娟这一对现代情侣的恩爱情仇相互映照，双线并进，明暗交替，可以找到古典戏曲《琵琶记》的影子。李碧华小说多用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视角灵活转换。同时也善用隐喻等手法，从而勾勒出超越文字表层的意涵。

李碧华的文字轻松明快，对白精彩，如同分镜头剧本。而其作品情节引人入胜，分段错落有致而频繁紧凑，实与电影相通。事实上李碧华的一些作品后来被改为影视剧本，一些则是由影视剧本转换而来。李碧华的许多小说被搬上银幕，她的文字与光影往往互为表里，实已难分难解。而诸如《霸王别姬》、《胭脂扣》等电影更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名作，频获大奖，这些电影的成功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仰赖李碧华编剧之功。

李碧华善于用“故事新编”的叙述策略解构中国传统故事，从而使古典性的故事有了现代性的内容。试看《青蛇》中小青的一段叙述：

宋、元之后，到来明朝，有一个家伙唤冯梦龙，把它收编到《警世通言》之中，还起了个题目，曰《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觅来一看，噫！都不是我心中的传记。它隐瞒了荒唐的真相。酸风妒雨四处纠缠，全没有在书中交代。我不满意。

明朝只有二百七十七年寿命，便亡给清了。清朝有个书生陈遇乾，著了《义妖传》四卷五十三回，把我俩写成义妖，又过分的美化，内容显得贫血。我也不满意。

——他日有机会，我要自己动手才是正经。谁都写不好别人的故事，这便是中国，中国流传下来的一些记载，都不是当事人的真相。[9]（380）

这实际上将既定的说法一概推倒，解构了传统的故事模式，实可追溯到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

有关时间的故事为李碧华所偏爱。李碧华善于打乱时空的维度，并作全新的拼接。前世、今生、来世，往往被搅得扑朔迷离。《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即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秦俑》中蒙天放与冬儿的三世情缘更是跨越数千年的爱恋。这在中国小说史上并不多见，这很容易让人想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然而说到底，这种三生、轮回、宿命的观念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李碧华以魔幻的手法予以呈现，她的作品也便被赋予了现代性。

李碧华驾驭时间的能力无疑是突出的，而她通过笔下人物反映历史瞬息变幻的能力亦值得称道。如李碧华的经典之作《霸王别姬》，通过梨园子弟的人生浓缩了中国一段历史时期的风云变幻。“民国十八年 （一九二九年），冬。天寒日短，大风刮起，天已奄奄地冷了”，“一九四九年”，“一九六九年，这个人人永志不忘的年份”……这些标示时间的语句精到点明了历史时段，使得事件的发展有了明确的时间座标。这在《生死桥》中表现得更为别致：“民国十四年冬，北平”，“民国二十一年夏，北平”，“民国二十二年春，上海”，“民国二十二年夏，北平”，“民国二十二年夏，上海”，“民国二十二年冬，杭州”，“民国二十三年，上海”，“民国二十四年秋，北平”--这里，空间则呈现出一种回到原点的轨迹。李碧华控御着时间的交叠，而人物在历史大势下的无奈与渺小，都成为他们自身悲剧性的根源--从这一层面来说，李碧华的小说从没有脱离现实。

正如王德威先生所论：“李碧华的文字单薄，原无足观。但她的想象穿梭于古今生死之间，探勘情欲轮回，冤孽消长，每每有扣人心弦之处。而她的故事今判的笔法，也间接托出香江风月的现貌。”李碧华以其妖冶的言情文字为香港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向度，她依旧说不尽，也期待更多的读者去阅读、评说。

[1]王德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廿世纪中文小说新论[M]．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

[2]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A].如此繁华[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3]黄修己．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卷）[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4]刘瑛．爱恨痴缠的前世今生——论李碧华小说中的宿命观[J]．当代文坛，2004（3）．

[5]王莹．无止找寻的精神皈依--李碧华：从《胭脂扣》到《烟花三月》[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

[6]李碧华．胭脂扣[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

[7]江少川、朱文斌．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

[8]袁良骏．简评新浪漫派李碧华[J]．江汉论坛，2006（6）．

[9]李碧华．霸王别姬·青蛇[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I24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

A

1671-5993（2011）03-0033-04

2011-08-25

陈民镇（1988-），男，浙江温州人，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专门史专业中国古代文明方向2010年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