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跃

(淮北市委党校，淮北235000)

生存与发展:现代化背景下的腹地农民
——读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

马 跃

(淮北市委党校，淮北235000)

彭慕兰在《腹地》一书中描述了因治国方略的改变而导致黄运衰落和农民生存状况恶化的过程，发达地区的发展与腹地农民的生存问题被形象地突出出来。指出腹地农民既承受更大的榨取，又承受着剧烈的服务衰退之苦，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政府抛弃了腹地农民，腹地农民也抛弃了政府，并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革命。

腹地;农民;生存;发展;现代化

一、黄运的衰落

谢维说，近代黄运地区(黄河与大运河交叉地区的简称，即山东津浦线以西地区)为何没能随着现代化的大潮走向繁荣，相反却日趋衰落，这是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以下简称《腹地》)一书最为关注的问题［1］。

19世纪中期以前，黄运的情况本来是极其优裕的。直到19世纪，国家一直资助这个地区的生态稳定，在那些私人经济无法做到的地区，极大地使用了国家的资源来保证其再生产。当石家庄还是一个村庄，而济宁、临清、聊城和滑县是与济南相比肩的城市时，黄运是华北核心地区的一部分。

19世纪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852—1855年黄河改道，从这个地区的中部穿越而过。1901—1902年，清廷停止了经大运河的漕运，造成河道淤塞。1897年，德国人来到山东，铁路接踵而至，但仅仅位于黄运的边缘。曾被视为举足轻重的京师咽喉的大运河，在沿海轮船和南北铁路网络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石家庄变成了大城市，济南赶上并超过了济宁，临清和聊城式微了。此时的黄运，北部附属于天津、青岛等正在兴起的沿海城市，南部变成了一潭死水。

彭慕兰认为，黄运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治国方略的改变。由于财政困难的加剧，并由于面对一个竞争性的世界，其治国方略开始着重于像效益和国力这样的目标，把它们看得高于稳定和国家社会的重建。政府重视那些将最大限度地有助于维护其政治独立、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有助于百姓福利的项目。

转向自强逻辑后，维持对富有竞争力的地区的控制、现代化建设及从总体上减少威胁国家主权的债务成为国事的焦点，财富再分配的方向转变到更富裕的地区。这种转向实际上是国家对其服务的重新配置，国家在被视为核心的沿海地区，改善并增加了诸如治理水灾、维持公共秩序、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服务，在被视为边缘的腹地，则减少了服务。“中央政府的抽身退出包括两方面，一是政府所面临的侧重点和压力改变了，而且河务资金被挪用到其他事情上。60年代用到长江下游地区的减税和平叛，以及90年代的新军、赔款和北京天津的现代化项目上。二是90年代的改革对剩余的河务资金和人员不是按照减少水患、而是按照改变水患发生地的方法进行了重组，水患问题从更受重视的地区重新分布到黄运地区。”［2］1905年，河南巡抚陈夔龙抱怨清廷的资金转移政策是用内地的血汗来资助沿海的发展。

近代以来，中国面对的是用现代工业装备起来的强国。为了不被殖民地化，快速现代化是必然选择。作为后发展国家，要在最短时间内赶上或者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就必须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让一部分产业优先发展起来，鼓励某些地区先富起来。“跨越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历史阶段，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赶超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一个突出特征。…将国内的资源、有限的财力和生产要素，尽可能有效地组织起来，集中运用于国家的发展目标，才有可能在一个或几个领域中取得突破。”［3］

赶超战略是非均衡的发展战略。若在一切领域均衡发展，或许像西方那样经历很长的时间，这是后发展国家无法等待的。这种非均衡战略是要付出代价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同时，必然忽视某些地区百姓的小事。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就是部分地区作出牺牲的过程，腹地农民总是最大的牺牲者。

在《腹地》一书中，我们看到，不仅是治国方略的改变，还有利益集团的博弈。黄河改道后，一部分官员试图把黄河弄回到原来的河道中，但遭到代表南方利益的李鸿章的反对。在山东，民国前10年，西南地区的人控制着政府和议会的领导席位，并负责把省经费投入到黄运南部的项目。袁世凯死后，更多的鲁东人掌握了权力，黄运成为更加次要的地方。在近现代历史上，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个地区越受到关注，就越富裕，产生的高层官员越多，并回报越多，这个地区就越富裕，于是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而贫穷落后地区恰恰相反。中央与地方紧密相联的特殊政治结构和在高层博弈中某些利益集团的优势地位，只能加大区域结构的更大不平衡。

二、地方治水的失败

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马克思说:“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广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4］黄仁宇说:“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当周王不能达成这种任务时，环境上即产生极大的压力，务使中枢权力再度出现。”［5］

作为以农业税为财政基础的国家，中央政府历来重视水利工程，但其提供水利产品的状况呈现周期性变化。王朝衰微之时，大量治水经费被挪作制止动乱等其他用途，因为治水不力又导致更大动乱。1891年，清廷改革黄河管理体制;1901年，改变漕运体制，把这个地区的负担转移到当地人身上。在山东，地方治水费用急剧减少。漕运废弃后大运河治理费用的预算从白银16万多两削减为7.5万两;1894—1900年，黄河的治理费用每年为99.2万两，1900—1906年每年为67万两，20世纪20年代再减为37万余两。

越来越少的水利资金集中用于它认为最需要的地方——东部沿海。1891年后，由地方政府负责管理的1 256里的黄河堤坝中，约5/6位于济南以东，这些河段作为官堤，工程资金来自国家预算;黄运的大部分河段被认为是最不危险的，改为民堤。正如《腹地》所说，资金转移到东部，水患转移到西部。19世纪末水利体制上的经费削减和制度性的变化，不仅把治水(特别是黄河的治理)的负担转移到、而且把水患问题本身从靠近沿海的地区(及后来靠近铁路的地区)重新分布到济南和北京均认为较不重要的内地地区。

地方治水除资金不足外，还面临技术、合作及官员腐败等问题的困扰。由于缺乏石料、砖头和木材，堤坝的修筑者使用了各种劣质的材料，最常见的是高粱秆。由于秸秆会漫漫地在水中腐烂，至多维持3年，通常为1—2年，这种秸秆不会像石头那样用得那么久。短期外派的委员们，宁愿修筑高粱秆堤坝，因为不断开工有利于承包人。非正式的交纳秸秆制度还给村庄头面人物和土豪提供了机遇。50%—60%的款被侵吞了。漕运结束后，当地官员把运河的河床当作农田来出售。济宁地区，都市居民想让运河灌满水，而农村居民更愿意让它成为一条无用的、却没有威胁的干涸的河道。衙役们通过私自开垦靠近运河以及与私自开垦河道中土地的人相勾结而大饱私囊。

省际合作是有限的，最严重的失败是同一省份的县际和县内合作。“负责大堤的人从来都在维修一边;《北华捷报》报道说，(例如，用修筑凹形大堤的办法)把这条河逼向对岸是中国人的一种老习惯。另外，一旦大洪水到来时，让另一边受灾通常是最容易的自保办法。”［2］政府官员如走马灯一样，无力整合资源，许多治水方案都无果而终。

《腹地》提供了鲁西南地区借助省河务局和村级势力对万福河成功维修的事例。但由于整个流域没有根本治理，这一成果失去意义。1933年，河南兰封，黄河发生了一次大洪水，造成了一些河流流经一条旧河床并冲进万福河，大约200万亩庄稼被淹。两年后，黄河的洪水掠过大运河，并侵入万福河，沿河各县伤亡惨重，难民最多。

“黄运地区由于交通问题和水灾所造成的每年水利衰败的损失至少达4 800万元，……每年的损失可能超过了1亿元。”［2］漕粮停运和中央政府退出后，从黄河至临清一段变得无法通行，因此结束了长途运输。水利衰败除对商业产生重大影响外，还严重影响了耕作，有些土地完全弃耕了，有些地方形成了浅湖。由于洪灾期间盐份的积淀，土壤遭到了长期的损害，更少的支出意味着更多的水灾。“总的来说，从19世纪90年代以来比1855年黄河改道到1890年这段时间的水灾要大得多。……山东境内黄河的上段……从1855—1879年与1879—1890年各发生2次大水灾，到1891年以后的10年里发生3次及1902—1911年之间发生了另外的9次大水灾。在民国时期的前20年里，它遭遇了另外的11次(而在1931年至1938年的人为决堤之间共发生了另外的 2 次)大水灾。”［2］

三、农民生存状况的恶化

因石头和木材不能运进来，大量的高粱秆被用来修筑大堤。“每年用来修筑堤坝的数量几乎肯定超过了1亿斤(1斤约等于1.33磅)，并很可能超过了4亿斤。”［2］燃料短缺使负责拾柴和烧饭的妇女儿童花费了不计其数的额外劳动。人们在一些寒冷的日子里不生火，在冬天尽量不离开坑，少吃熟食。农民不但很快用完了木材，而且很快用完了其作物的糠秕及周围土地上的树枝、树根和杂草，他们被迫燃烧畜粪。在许多地区挖掘地表以下的泥炭，是另一种常见的补充燃料供给的方法，环境更加恶化。砍伐小树苗作燃料，植树造林遭到破坏。人们在光山秃岭上打柴和拣拾植物，加剧了土壤流失和水患，减少了未来的收成和农作物的剩余物。由于侵占河堤并砍伐树木，许多小河的排水变得缓慢起来。

基于进口替代和工业及城市的需要，政府开展了巨大而又零散的植树活动，组建了林业公会。“荷泽不仅拥有27个林业分会和地方自卫队来保护树木，而且拥有一支升级为警察、超过平均数量、24小时日夜守护的队伍，许多地方建立了带薪的森林巡查人员。黄运大多数县拥有50—100名带薪的警察。”［2］林业公会对打柴者划下了极为苛刻的界线，处罚从100元开始，直到1 000元，可用现金支付，也可用劳役代替。“因高昂的代价及打柴几乎全都成了非法行为，他们似乎受到了打击。”［2］

推广新棉的现代化运动，极大地激起了贫困者的反对。“贫困者对美棉的抗拒源于这种新作物看似无伤大雅的特征:它们需要比土棉多花2—4周成熟。因此，在鲁西地区结束收割的传统日子里，新品质尚未成熟，并与收割后允许拾荒者进入田中拾取任何剩余物的当地惯例相冲突。”［2］“对鲁西南的穷人来说，拾荒极其重要。每当秋收到来之时，人们仅有很少的时间来为冬天收集足够的燃料。即使一位找到了充足供应地的高效拾柴者，在田中也需要16—25天才能拾到足够的残秸剩叶以满足一个五口之家一年的燃料需求。”［2］

20世纪20—30年代后，政府组建了棉业公会，被雇佣的是检查员，要求有文化并得到县长的确认，打破了看青组织雇佣穷人的传统。对拾荒者使用了更多的强制。“1929年，临清(北部)的棉业公会称，仅在该县的东部地区，就有2 000多名会员和1 000多条现代枪支。……即使是单独的分会通常也拥有令人吃惊的武装。大部分县级公会的规章还具体规定了县警察和自卫队在收获时节将配合它们工作;有些公会中还加入了县林业队，在省劝业所的要求下，20世纪20年代早期还创建了一支领赏的武装力量。”［2］棉业公会还有一种非暴力的、不可预测的并且极为进步的武器:实验站及下属机构，能培育出更早成熟的品种。

官府对农民的榨取越来越厉害了。治水过程中，农民还要交纳大量的非货币资源。“这些当地捐献的物品对农民们来说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它们每年至少值110万元，并可能高达420万元。……使用秸秆修筑大堤时，比用更耐久的石头对劳动力的征用也更多，使用秸秆修筑大堤，需要经常维修。”［2］“看上去转为民堤的最好地区，勒索问题进一步恶化，百姓已经被盘剥得一无所有，堤坝坍塌得非常厉害。”［2］随着黄运的衰落，地方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于是征税时按高比率征收铜币，然后再按市场兑换率兑成银子，使实际收入增加一倍。

发达地区的发展与腹地农民的生存问题在本书中被形象地突出出来。生存与发展有相互冲突的一面。不管是晚清政府，还是北洋及国民政府，都希望通过现代化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增长方面，做得远远好于我们以前所认识的那样。例如，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金融和交通……实际上极具活力，一般现代部门的增长非常之快。”［2］现代化没有挽救这些王朝灭亡的命运。因为政府忽视了腹地农民的利益。腹地既承受更大的榨取，又承受着剧烈的服务衰退之苦;既承受着内卷化，又承受着退化，底层农民的生存更加艰难。

共同生存是最原始的道义，这是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的基础。发展是硬道理，生存更是硬道理。为了生存，可以唤起最原始最野蛮最强大的力量。只有底层农民的生存，才决定了近现代历史前进的根本方向。西学东渐、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改朝换代，不过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风云变幻。生存原则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最重要线索，而这一点恰恰为许多历史学家所忽视。《腹地》关切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共产主义革命的必然性，更接近历史的根本所在。马俊亚认为，彭慕兰从国家政策转型的角度解释由于国家抛弃了腹地，从而造成该地区农民对清朝和国民政府离心离德的说法，比杜赞奇等学者的观点更具说服力［6］。

高层领导人考虑国家的强大和尊严，底层百姓考虑柴米油盐。政府的失败主要在其传统使命包括公共秩序和治水、救荒、军事防御等方面，并且对大众福利和人民生活影响极大，对政治合法地位的损害，远远超过了它在现代使命中所获得的有限成功。政府逼迫腹地农民用生命来博弈生存。许多农民选择了共产主义途径，“这种途径至少首先答应腹地的人们，他们不需等待核心地区的发展浪潮蔓延到他们那里时，就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2］事实上，共产党不仅答应了农民的要求，而且通过土地改革、治水等实际行动做到了这一点。

［1］谢维.现代化和边缘化——读彭慕兰《腹地的构建》［J］.史学理论研究，2010(3):145.

［2］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62 －163，186，234，227 － 228，135，144，146，67，68，87，201，225，21，310.

［3］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46.

［4］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A］.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4.

［5］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三联书店，1997:22－23.

［6］马俊亚.国家服务调配与地区性社会生态的演变——评彭慕兰著《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J］.历史研究，2005(3):5.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hinterland peasants in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ization——after reading Kenneth Pomeranz's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1853 －1937

MA Yue
(Huaibei Municiple Party School，Huaibei 235000，China)

Kenneth Pomeranz described the decline of Huang-Yun area and the degradationof survival conditionof peasants，because of changes of the strategy of managing state affairs，the development of developed area and the survival problem of hinterland peasants were visually highlight.Hinterland peasants born not only big compression but also severe suffering of service recession，they become victim of modernization.Government discarded hinterland peasants，hinterland peasants discarded as well as government and finally selecte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hinterland;peasants;survival;development;modernization

K25

A

1009-8976(2011)01-0001-04

2011－01－17

马跃(1961—)，男(汉)，安徽淮北，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农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