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义忠 李邦红

（1皖西学院党委组织部，安徽 六安 237012）

（2皖西学院政法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与发展的条件及特点探析

卢义忠1李邦红2

（1皖西学院党委组织部，安徽 六安 237012）

（2皖西学院政法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是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飞跃。探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与发展的条件及特点，在准确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内在关系基础上，为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及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条件；特点；创新；与时俱进

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被正式提出以来，就成为众多国内学者关注与研究的热门课题，体现了理论研究工作者们的理论素养与政治敏感，他们分别从范畴、历史、文化、实践与人物等不同视角对这一科学命题进行诠释，对当今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准确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价值。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偶然见证着必然，只有高屋建瓴、系统全面地梳理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与发展的条件及特点，为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及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最早是毛泽东于1938年在其作《论新阶段》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段话中毛泽东不仅首次向人们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政治概念，而且还指出实现并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责无旁贷的艰巨任务，既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又关乎着中国革命的成功命运。他又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成，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1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前提。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是普遍的科学真理，但并非意味她可以不需任何条件地普照大地，永放真理的光芒，而是需要因地制宜，随乡入俗，以时间和地点的转移而改变，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自己所说的，科学的普遍原理的应用也是要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理论成果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论断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是我国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我们的行动指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科学发展观理论，都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秉承了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辩证唯物主义核心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但始终没有偏离这个真理轨道，而且每一代领导集体都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不动摇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的方针，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才能确保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迷失方向。相反，任何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行为都会招致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蒙受巨大损失。

2 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文化土壤。诞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不论从地理时空、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还是国情特征，对那时的中国人来说确属新鲜事物，甚至完全是陌生“异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邂遇似“干柴遇烈火”般的砰然爆发并一发不可收拾，在中国大地上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照亮世界的文明东方。作为异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漂洋过海在古老文明的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昭示了发轫于两种不同地域的文明有着根本的契合点与共生点，而这个共融共生点又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特质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与超越所决定的。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特质来看：第一，马克思主义容纳了人类思想和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优秀成分；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超越了时代与民族的局限性，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最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真理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并不是针对特定的某一个国家的学说，而是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其次，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于天文地理、历史人文、哲学自然、人生社会无所不及；对人性的关注、生命的关爱、幸福的祈求又使中国传统文化超越了民族的狭隘性具有全人类性，中国古代圣贤倡导的为人治学的求实作风、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盛世太平的和谐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唯物史观、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以及共产主义理想蓝图是多么的不谋而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革命学说与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使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一见钟情而爱不释手并迅速转化为认识上的方法论和行动上的指南针。

3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国情条件则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就连为此奠基的两位理论巨匠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以他们特有的言行践行着这一理论的伟大品质。马克思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2]恩格斯也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不同的内容。”[3]理论只有与实际相结合并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才能永葆理论的长青。自“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从西方并经俄国传入中国，西方国家和俄国有他们的国情，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国情不同，革命、建设和改革所遵循的模式与途径也就不同。中国的情况是外国所没有的，其特殊性和复杂性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必须尊重中国国情——这个最大的实际，并伴随中国国情在不同阶段工作重心的转移而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及其最新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科学发展观理论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宏伟蓝图的历史进程中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离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这个最大实际，也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也就成为一句空话，无从谈起。

4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契而不舍的求索精神则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而中国革命和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动态过程。这样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不断地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4]，这段精辟论言告诫我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只停留在对马列著作文字内容的滔滔不绝，而是要把它放在需要指导的实践中去通读领会，并随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丰富创新，因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从旧中国寻找救国救民的马列主义真理到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设民主和谐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科学发展观理论的相继相承，是英勇不屈的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前仆后继，契而不舍，历经千辛万苦，在总结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基础上创新发展的结果。每当中国革命和建设处于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都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和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念，紧紧抓住中国的国情实际，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力挽狂澜，韬光隐晦，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在绝境和挫折的道路上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6]正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契而不舍的艰辛探索才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成果的诞生。

二

以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条件的阐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显性特点，即与中国文化、革命与建设实际紧密结合，此外，还有一些深藏其中的隐性特点，通过对这些特点的归纳与分析，旨在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内在关系。

1 在与时代化、大众化相结合中丰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到今天，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仍然扮演着思想灵魂和理论旗帜的角色，这是马克思主义紧跟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结果。任何真理都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它不可能解决现实生活中所有永恒的问题，而实践尤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最具有开创性、探索性、时代性，它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随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而与时俱进，“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所体现的时代化特点是由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相对性与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时代性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呈现的大众化特点遵循的是中国的文化国情和理论的运行规律。首先，我们的文化国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本只有被译成通俗易懂的母语才能被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同并信仰，“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8]；其次，“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5]，人民大众把马克思主义当成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则把人民大众当成自己的物质武器，马克思主义一旦被人民大众接受就会产生非常强大的力量，中国革命开辟的成功道路和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坚持的就是这一至真至理。

时代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大众化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广泛的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大众化紧密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基本的特点。

2 在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实现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肩负着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独立民族新中国的历史重任，为不负众望，把党打造成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的中坚力量，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把加强党的建设提升到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并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8]这一“伟大的工程”的建党理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紧密联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强调“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9]；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开启了“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0]的“新的伟大工程”。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伟大的工程”，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的“新的伟大工程”，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党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确保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极大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马克思主义也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得到普及、丰富和发展。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化是在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实现的，党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坚强核心。

3 在促进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飞跃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指出：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胡锦涛总书记首次把党的“伟大工程”与党的伟大事业并举并指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党领导下的伟大事业能否取得辉煌、党又能否胜任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角色重任，关键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伟大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科学理论指导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和建设和谐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成功探索实践，当然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光辉理论的科学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也就没有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这一伟大事业所经历的卓越实践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独特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次飞跃及其当前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随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探索发展而升华的集体理论智慧结晶，同样也见证着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光辉业绩。

4 在不断纠“左”批“右”斗争中发展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与挫折的交错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翻风顺的，是在与“左”和“右”的多次交锋中曲折前进的。回顾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所谓“左”也叫左倾错误（冒险），泛指做了客观条件不成熟而导致损失的冒进行为，同理“右”也叫右倾错误（投降），则指坐视客观条件的错失而招致失败的保守行为。从哲学上析其根源，不论是“左”倾还是“右”倾，都违背了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要求来看，背离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发展路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发展特点揭示了新事物的成长过程都充满艰辛与曲折，在经历“左”与“右”的多次洗礼和考验后，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在中国化的“襁褓”中夭折，反而越显示其真理的光芒、顽强的斗志和坚强的生命力，在文化厚重、幅员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中国化的新阶段，并随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而与时俱进。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4]雍涛.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ANALYSIS OF CONDITIONS AND FEATURES OF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LU Yi-zhong1LI Bang-hong2
（1 the Party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West Anhui University， Lu′an Anhui 237012）
（2 the Faculty of Politics and Laws， West Anhui University， Lu′an Anhui 237012）

The coming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features together with its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is a kind of leap of landmark meaning since it came into being.Analysis of Conditions and Features of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now has both deep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meanings in such aspects as accurate understanding the connotations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features,making cle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career, which enriches and develops Marxism and puts forward the use into mass of Marxism and also does good to our course of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Marxism with Chinese features;conditions;features;creation;development with time

A81

A

1672－2868（2011）04－0013－04

2011-05-30

卢义忠(1964-)，男，安徽六安人。皖西学院组织部长。

责任编辑：澍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