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欢

（南京大学 哲学系，南京 210093）

卡尔·科尔施是与卢卡奇、葛兰西并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其《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也是继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要著作，在该书中，科尔施从辩证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本文主要通过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及哲学的论述，并依据其学说中对马克思主义三个阶段的划分来分析其中所蕴含的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从而进一步对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进行分析和阐述。对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其进行客观地评价和分析，有助于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反思性，有助于抑制和克服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教条化倾向。

一、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的总体判断

在科尔施所处的时期，西方理论界存在着诸多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的观点，资产阶级哲学教授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并认为他们说的很重要的是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1］4；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1］4，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很重要的是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研究哲学的社会主义者们则更热衷于用文化哲学的观念或者用康德主义、狄慈根主义、马赫主义、杜林主义或别的哲学来为马克思主义“补充”哲学基础，并由此得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是纯粹否定的关系，得出马克思主义没有哲学的结论。

一部分西方学者或不同派别的哲学家否认马克思主义有其哲学方面，就这一观点而言，科尔施承认其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因为自从19世纪4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著作及诸多场合中曾多次提及要“终结”或“消灭”哲学。对于这个问题，科尔施陷入了深入而细致的思考之中，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他提出“这一废除（哲学的）过程应当如何完成？或者它是否已经完成？通过什么行动来完成？”［1］18等一系列问题，进而提出“只要这个艰巨的过程还没有达到它的最终目标，即废除哲学，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的关系又是什么？”［1］4由此可见，科尔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废除哲学”是一个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实现的最终目标。

科尔施将这一最终目标理解为废除“资产阶级哲学”，在他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所要消灭的是资产阶级哲学，而并不是哲学本身，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哲学不可能最终消除。因此，他坚决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完全区分开来，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废除哲学的论述和所谓“反哲学”的观点只是停留在形式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哲学的。科尔施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这一哲学是指马克思主义从包括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在内的诸多思想遗产中继承而来并加以改造的关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和阶级革命的辩证观念，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学说。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

继《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后，科尔施又于1930年创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在该文中，科尔施明确指出，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他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因为它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完全非教条和反教条的、历史和批判的，而这种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独特内容。

如前所述，科尔施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继承前辈的思想遗产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起来的，其中就包括了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只有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二者才能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该书中，科尔施侧重论述的是辩证法中的整体性和过程论。

其中，整体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其他学说及其他学派有着紧密的联系。任何一种理论的确立必然依托一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它是在批判地吸收其他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不能孤立于其他理论；而其自身的几个方面之间也同样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较后的阶段，这个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们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进一步分离出来了。我们可以使用马克思自己的一种表达说，它的自然联系的脐带已经断了。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这决不会产生代替整体的大量的各个独立要素。”［1］24二是指将社会和历史当作整体来把握。正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阐述的那样，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也把社会和历史看作不可分割的整体。科尔施认为，这一整体性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要求。社会中的各个因素、不同环节都是一个有机整体，每一因素，包括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物质、意识等等，都反映着另外的因素并相互之间发生作用，“这些形式只有在迄今通过这些形式被理解的物质生产关系自身在客观——实践上被推翻的同时，才能够在思想和意识上被消灭。”［1］51“这些形式”与“通过这些形式被理解的物质生产关系”密切相连。对于历史也是如此，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历史中发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只有将过去出现的活动及思想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将当下的活动及思想放到历史这个整体之中，才能够真正地理解这些活动和思想，才能够真正做到历史地、发展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本质就在于其对社会的总体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就在于其对社会革命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把握。

撇开整体论，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科尔施也简要地提及到过程论的相关内容。在考察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时，他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运用于其中，并以此为依据，将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划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开始于1843年前后，结束于1848年的革命”；“第二个阶段开始于1848年6月战斗中巴黎无产阶级被血腥镇压，并大体延续到上个世纪末”；“第三个阶段从本世纪初开始到现在，并延续到一个还不能确定的未来”。［1］22暂且不去探讨科尔施这一划分方法和依据正确与否，单就理论本身来说，它表明科尔施已经意识到并且能客观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过程性，正是各个阶段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关联，才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整个过程。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在科尔施看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和特征，对它的准确理解是能否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恩格斯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解释为观念与客观物质需要和行动的一致，与他们不同，科尔施认为独立于人类之外的客观物质现实是不存在的，它必须存在于人类的观念之中，观念所表达的是一个历史过程以及对这个过程的塑造、影响，而不是消极地反映客观世界。科尔施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全部历史和社会前提的、肉体的人和他周遭的外部世界的存在，以及客观的、在大的时期里不取决于人类活动而实现的、这种自然条件的地理的与宇宙的发展，对于这种体系来说虽然构成了不言而喻的科学前提，但是它们并不构成它的出发点。”［2］114

针对资产阶级哲学家们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纯粹观念的理论，科尔施概括地指出了19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哲学史的三个局限性［1］38：第一个局限是“纯粹哲学的”局限，即当时的哲学家只是将哲学中所包含的概念单纯地置于哲学之中，而不是同样地放到实证科学和社会实践中去考察；第二个局限是“地域的”局限，德国哲学家没有意识到、也根本无视在德国之外还有其他哲学家这一事实，当然也不会意识到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德国哲学体系、内容和方法在别国的传播、兴盛和发展；第三个局限是纯粹“观念的”哲学的局限。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原则上前两个局限性已被基本克服，然而，第三个局限却始终未能被克服，究其原因，在于其关系到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及哲学家们所坚持的阶级立场问题，这一立场是资产阶级哲学赖以存在的基础，倘若要克服纯粹“观念的”哲学的局限性，则必须抛弃资产阶级的立场，这必然会动摇其哲学的本质和基础。

而科尔施所论述的马克思主义存在哲学的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哲学，恰恰在于马克思将实践引入了本体论，真正做到了将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重要特征。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的如下论述说明了这一点：“与费尔巴哈的抽象——科学的唯物主义和所有其他抽象的唯物主义——无论是早期的还是晚期的，也不管是资产阶级的还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相对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这样的一种唯物主义，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1］38

依据理论与现实的辩证关系，科尔施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43年前后马克思开始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起，至1848年革命结束。在这一阶段，人民渴望自由，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断高涨，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出发，将他们的哲学理论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这一结合的积极成果就是《共产党宣言》；但由于马克思过分地强调历史的主观因素，忽视具体的物质条件，从而导致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仍然带有一丝唯心主义的色彩。第二阶段是从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被镇压到1900年左右，在这一资本主义迅速扩张和巩固时期，工人阶级的一系列活动均被镇压。从科尔施的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仍然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但是出于理论与现实等诸多原因，他认为这种统一已转变为不明显的、潜在的统一，其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分离”。因此，科尔施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的割裂和分离，承认马克思主义脱离了现实。针对第二国际的一些哲学家的批评，科尔施为自己辩护道：理论与实践是马克思唯物主义最独特的标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较后期形式中，这一标志也没有被废除，任何认为某一纯粹思想的理论已经取代了实践的想法都是肤浅的。自1900年开始，马克思主义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被科尔施称为“原初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在长期衰变以后的复苏和重建阶段。1900年以后，无产阶级渴望独立、自由的意识重新觉醒，而在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社会革命是被当作“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在科尔施的视域中，从历史本身出发、以革命的形式对工人运动或革命的理论进行表达，这就是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建，这就表现了马克思主义是社会革命理论的整体。有学者指出，科尔施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阶段的划分是无法成立的，但无论其成立与否，它所蕴涵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它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都是客观存在并且值得后继学者借鉴的。

基于整体性理论，科尔施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他将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科尔施在论证马克思主义现实性时，只是以其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依据，并没有全面、深刻地抓住问题的本质，带有一定的实证主义的色彩。从总体上来说，科尔施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的“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等论述中的“消灭”与“终结”的含义，认为“否定哲学并不是抛弃哲学，而是通过理论上认识产生哲学的社会整体，然后通过实践颠覆这个社会整体”，［3］强调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哲学方面，而且其本质就是哲学，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正是这一哲学理论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以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

四、对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简评

面对种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质疑和歪曲，面对自己由于反对列宁主义而被诬陷为“反马克思主义者”的事实，科尔施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的观点，并且从整体性、过程论、实践与理论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科尔施的解释和“辩护”不论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还是从避免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实证主义的解说来对待的角度，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其整体性理论的主旨是为了反对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实证主义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侵蚀，“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是总体性辩证法的原则之一，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是一种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科学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并不是完全脱离社会实践的单纯理论建构过程，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回答现实生活问题的实践过程，这应该说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精神所在。其次，从当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第二国际右翼理论家及其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脱离了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机械决定论，从而使社会历史发展变成了脱离人的纯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其后果是坐等资本主义的腐朽崩溃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在科尔施看来，只有从总体性出发，从理论与实践出发，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应该被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解说。

科尔施在发展自己理论的过程中，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西方的现实相结合，他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后继者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当成一种脱离人类实践的哲学，或是仅仅将其当作一般的社会哲学或者社会学理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哲学的探讨，对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庸俗化为单纯的经济批判的批判，无疑是合理的。

［1］卡尔·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卡尔·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M］.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3］仰海峰.观念哲学的终结于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本质——重读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J］.哲学研究，2007（4）：4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