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亚明

（广东工业大学 政法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90）

一、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历史逻辑

现代国家当然是相对于传统国家来说的，或者说是和古代、近代国家相对应的。按照吉登斯所言，传统国家的本质特性是它的裂变性，“传统国家有边陲（frontiers）而无国界(borders)。”[1]（P4）而现代国家不仅仅要垄断暴力、土地和税收，还强调权力运作的合法性、程序性、民主性、正当性和有效性。现代国家的构建不仅仅是所谓的“失败国家”或“弱国家”的问题，而是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都面临的问题。“构建”不但包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建设，而且包括在原有的“国家”制度体系、组织架构、权力过程上的改革、创新和优化。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所谓“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指的是现代国家构建。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侧重于“国家转型”，从管制型国家转向服务型国家，从全能型政府转向有限政府，从集权型政府转向民主型政府，而这种转型受制于以往的制度选择和传统，因此是在“路径依赖”下的选择性构建。

严格说来，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萌芽于鸦片战争带来的巨大外来压力。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国家长期采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主义。中国的专制主义是集权、专断、家天下、不受制约的，与西方国家经历的绝对主义是不同的。“绝对”一词不应读作“不受限制”，而应读作“不受监督”。专制君主不服从法律或任何规范，而绝对君主则被认为是应该服从法律的。绝对主义国家是现代国家的雏形，它不仅为后者提供了理性化的基本制度框架，还在制度建构中确立了理性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