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利江

邓中夏与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陶利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重重障碍和磨难，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是凝聚着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智慧和心血。作为中国首批马克思主义信奉者、传播者之一，邓中夏在建党前后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参与和组建进步团体，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身体力行，亲自到学生、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促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革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邓中夏；马克思主义；传播；贡献

伟大的革命需要伟大的理论作指导。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引导党和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我们不能忘记那些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正是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在全中国范围内传播。邓中夏就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在建党前后，邓中夏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参与和组建进步团体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亲自到学生、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促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革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一、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者

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推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把自己的眼光由西方转向东方。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踏上了救国救民的新征程。 李大钊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1918年初就开始在我国介绍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并撰文称俄国革命是“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给黑暗的中国带来了希望和曙光。李大钊还号召广大青年学生努力为人类做有益的工作，为广大青年学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邓中夏进入北京大学后不久，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他开始搜集材料，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并很快得出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道路的结论。

在李大钊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帮助和影响下，邓中夏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理解，但是没有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认识。为了找到一个安静的环境，更好、更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与罗章龙、杨东莼等十几名同学租下了北京皇城根达教胡同4号的空院，作为学习和住宿的场所，并取名为“曦园”［1］25。 在曦园，邓中夏制定了庞大的读书计划，主要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要有登载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情况的报刊，他都细心阅读，重点摘录在笔记本上，并常常剪贴报纸，与朋友交谈，相互启发。通过深入学习和研究，邓中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较深的认识，成为了一名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其以后在人民大众中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

二、组建研究团体，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斗争

（一）组建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研究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运动时期是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的全国性的进步团体，其成员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19年7月，在李大钊的介绍下，邓中夏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并被选为庶务主任。1920年又被选为执行部副主任。在他的介绍下，毛泽东、恽代英等人也参加了该协会。由于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邓中夏和李大钊竭尽全力想把少年中国学会改造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团体，以充分发挥学会的作用。为此，邓中夏做了大量的工作。1921年2月19日，邓中夏在北大图书馆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 “讨论学会采取何种主义的问题”，同年6月17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召开的会议上，他再次提出“讨论学会应该采用某种主义的问题”，但这两次会议都有人提出不同的主张。1921年7月1日到4日，学会在南京召开了第二个年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学会的“宗旨主义问题”。邓中夏在发言中主张学会应该有明确的宗旨和主义，“学会能有一定的主义，表明自己是‘公有还是私有’，是‘主张共产还是私产’，就有了鲜明的旗帜。”［2］与会的恽代英等同志支持邓中夏的主张和建议。但是，以左舜生、陈启元为代表的会员却反对在政治上有共同的主义，不少持中间立场的会员也主张走资产阶级不问政治的道路。邓中夏为了驳斥右翼的主张，在大会上四次表明自己对共产主义学说的主张。他指出：“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就不会成为反动阶级培养驯服的奴仆；从事文学活动的人，就不会创作仅能供富贵人玩赏的文学作品；从事实业活动的人，也不会变成剥削工人的资本家。”［2］他同时驳斥了那种“只要干实际工作而不要主义”的思想以及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论断。

经过数天激烈的讨论，虽然学会并未就马克思主义作为学会的指导思想达成一致，但是，以邓中夏为代表的左派势力展示了自己的阵容，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对争取一部分持中间立场的会员起了重要的作用。南京会议之后，邓中夏认识到，要把整个学会引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不可能的。但是，会员中也不乏具有进步思想的人，通过对他们进行积极指导，是完全可以把他们改造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因此，他决定建立“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研究会成立后，邓中夏便积极地投入到了研究会的开创工作中去，并起草了研究会的计划。他在计划中指出，“当今世界上社会主义的派别甚多，有‘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修正派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3］51邓中夏提出，研究会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为指导的，应该搞清楚它的阶级性、斗争性、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论等等，他还提出了各种研究社会主义的专题，如“社会主义运动之现状”、“中国救亡与社会主义”等等。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的组建和发展，不仅推动了研究会的进步分子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同时也为公开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准备了条件，提供了经验。

（二）发起组建北京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邓中夏、罗章龙等人在北京大学公开宣布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邓中夏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立之后，一方面通过吸收积极分子参加，开展研究活动；另一方面，多方面搜集和购买各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报刊。他们的报刊从一开始的几十种发展到后来的几百种，书籍有英文版、德文版、俄文版等不同版本，还有中国人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等等马列著作。

在研究会开展的各种活动上，邓中夏都旗帜鲜明地批判无政府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步骤、手段、方法。但是，无政府主义只是一个理想，忽略了现实，是无法实现的。总之，无政府主义有的好处，共产主义都包括，共产主义有的好处，无政府主义却没有了。”［3］54-55此外，他还邀请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资深教授如李大钊、高一涵做专题讲座，加深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三、创建团组织，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营

1920年11月，在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的支持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全部参加了团的组织。邓中夏十分重视该团的思想教育工作，积极帮助那些赞成革命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不足的青年，主张把他们团结起来，而不是把他们拒之门外。此外，邓中夏还亲自创办刊物《先驱》，把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介绍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绩”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热情地宣传列宁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的光辉思想，还探讨一些有关中国革命性质、中国社会阶级状况、中国青年运动方向等重大问题。同时，他还组织发动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活动的斗争。邓中夏在北京开展各种反侵略活动，如发传单、通电、组织演讲等等，揭露基督教的本质，号召青年反对基督教，激发了青年的爱国主义热情，挫败了帝国主义者的阴谋。邓中夏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党组织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为党积蓄了后备力量。

四、到青年学生和工人中宣讲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空间

（一）到保定高师宣讲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想和新文化在北京广泛传播。河北保定虽然离北京很近，但是这里的保守势力却很强大。1920年，保定高师学生向顽固势力作斗争，强烈要求聘请进步教授来讲学。在保定高师向邓中夏发出邀请以后，北京的党组织和李大钊同志认真考虑他们的请求，决定派邓中夏到保定开展工作，领导进步学生向保守势力作斗争，扩大党在保定的青年影响，传播马克思主义。

虽然邓中夏在保定只有短短三个月，但他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他对教学极其认真，上课前做好充足的准备，而且拟定了完整的教学计划和详细的教学大纲。邓中夏在课上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在当时的学校是不多见的，这充分说明邓中夏敢于向封建守旧势力做斗争。邓中夏的授课内容极其丰富，始终贯彻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对改造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邓中夏还帮助进步师生建立了“新文化研究会”、“新教育协会”、“国语文学研究会”等三个进步学术团体，在学生当中传阅《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进步杂志，这无疑使学生思想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解放，推动了他们去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二）到长辛店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指出，“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4］208作为民众的先驱者，他主张知识分子“到民间去”。正是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开始到工人中进行活动。

1920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李大钊派邓中夏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到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劳动补习学校是党早期组织对工人开展工作的入手方法之一，借此接近群众，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第一步。邓中夏到了长辛店以后，换上工人服装，深入到工厂，了解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补习学校的教材全部由教师联系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经验自编而成，教员由邓中夏挑选，他自己也亲自讲课。他们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使工人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谋求解放的道路。此外，他们还创办一批专门供工人阅读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刊物——《劳动者》。该刊物分析说明了当时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劳动者终日劳动，却生活贫困，而那些不劳动的人，却在享受劳动成果”，指出“今日世界上最大的事情就是社会改造问题”，同时提倡“神圣的劳动主义”。《劳动者》刊物深受北方工人群众的欢迎。

作为我国首批马克思主义信奉者、传播者之一，邓中夏将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对象上由传统的知识分子引向了青年学生、工人，在范围上由组建研究团体小范围宣传深入到学生工人中大规模宣讲，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找到了新的途径，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1]魏巍,钱小惠.邓中夏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5.

[2]马非百.曦园回忆录[N].团结报,1982-12-18.

[3]姜平.邓中夏这一生[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

[4]李大钊文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08.

K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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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1）24-0016-03

陶利江 (1987-)，男，河南新郑人，吉林大学（吉林长春 130012）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2011-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