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琪

(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论王小波小说中的反“乌托邦”精神＊

吴 琪

(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王小波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一直是一个边缘化的作家，留学国外的经历、复杂的成长环境及其自身对西方小说的偏好，使他成为中国当代最富后现代色彩的作家之一。王小波的小说始终以一种反“乌托邦”精神姿态彰显着对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充分肯定，以及对奴役的反抗，从而达到对各种时代的不同社会进行揭示和嘲讽，使小说呈现多种可能性。

王小波小说;反“乌托邦”;自由;智慧

在阅读王小波作品时，最直观感受到的就是他那幽默、机敏的文风和天马行空的想象。而这种天马行空、冷峻幽默正是由作者独特的精神气质造成，弥漫在小说中的自由主义精神往往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王小波思想的核心也正是自由主义理念，这种理念追求有趣和智慧，反抗奴役，强调对个体主体性的确认，这也是他小说和杂文中统领一切的最高精神要素，并以此来反抗意识形态或权力对个体的压榨与统治。

一

“乌托邦”一词为世界所熟知源于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的巨作《乌托邦》一书。乌托邦在历史中的出现，是因为很多人都认为生活本该是无智无性无趣的样子，并且觉得其他人都应该有相同的看法。在此，个体人格荡然无存，理想社会的观念，已经在实际生活中畸变成为梦魇般集权社会的现实，出现一句话顶一万句，一个头脑为亿万个头脑思考的现实。故而在王小波的许多小说中，乌托邦永远以反面对象出现，与无趣的现实世界相比，有趣的小说世界才是他精神家园的居所。在王小波的小说世界中，精神家园不是乌托邦幻影，相反，小说之外的那些现实倒成了可怕的乌托邦噩梦。因而，营造精神家园、反“乌托邦”成为贯穿王小波小说的两大主题内容，对后者的描绘也正是为了前者的营造。他在那篇著名的可算是特立独行宣言书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说:“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有见过有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1］当所有人的面容只有一种表情，所有人都在顺从的时候，这只猪以它的方式潇洒地活在世上。弗洛伊德说假如人生活在一种不能抗拒的痛苦中，就会把这种痛苦看作幸福，这只特立独行的猪也许会给当时正沉浸在幸福中而麻木的人一丝警醒。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小波对于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充分肯定。在回答《黄金时代》中的性描写是不是仅仅是一种噱头时，王小波说:“在非性的时代，性才会成为生活的主题。”同理可推之，在不自由的时代，自由才会成为生活的主题。而这种禁锢自由的极致社会就是乌托邦。它压制个体，使之僵化凝滞，丧失生命力，并设计了一整套与之配套的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这些正是王小波反感和厌恶的东西。王小波决然地从“体制”内跳了出来，拒绝了“体制”以及它所必有的虚伪，成为一名自由职业作家。对于中国沉重的历史和现实，王小波有着亲身经历，所以他的一生都是在为人的权利抗争，为自由抗争。秦晖曾这样评价:“他的作品充满着对自由的向往与对剥夺人们自由权利的抨击。”［2］

早期乌托邦文学作品大多着眼于描绘理想中的美好世界，而反“乌托邦”作家往往立足于现实，去预测人类如果按现有的方式继续生产生活，在未来社会可能会遭遇哪些可怕境遇，从这个意义上说，反“乌托邦”文学比乌托邦文学更具有警世意义。王小波的反“乌托邦”小说创作直接受到奥维尔小说《1984》的影响。王小波说，“乔治·奥威尔的噩梦在我们这里成真，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我写的是内心而不是外形，是神似而不是形似”［3］。按照他的说法，“无智无性无趣”的乌托邦噩梦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不断上演。并且，正如他所说，虽然他的小说锋芒直指“无智无性无趣”的现实，却不是通过直接描写的“形似”来批判，而是通过创作那种“神似”的东西。

二

王小波对“文革”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对青年时代被设置的生活和命运，他有种形象的说法:“我的生活对于某些人来说的确是算草纸，可以拿来乱写乱画。”［4］由此，“文革”时期一代人惨痛的经历在王小波笔下幻化成精彩的“黄金时代”，一个生机盎然、自由自在的世界。另一部知青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也对“文革”中看不到一点希望的生活有着生动的描绘。在权力膨胀的乌托邦社会中，个体思想和人格被肆无忌惮的践踏和侵犯，私人生活空间被挤压到逼仄的地步，甚至荡然无存。在这一系列小说中，权威对私人生活的侵犯是王小波热衷的一个小说主题。在权力的淫威下，个人的权利显得弱小无力:无休止地传唤、审讯、写检查、认罪……在王小波的另一部未来小说《白银时代》中，“我”在自己所在的写作公司没完没了地写着一本叫《师生恋》的小说，公司里每个人都按照公司的安排写作和过夫妻生活。小说在情节的进展中不断追问，什么是生活?什么又是真实?“生活”与“小说”在情节和理念上交织在一起，可以不按别人要求，过真正想过的生活，写真正想写的小说，而这在乌托邦社会里，只能是个梦想。

在王小波构想的未来世界里，履行统治职能的国家机器派出所、监狱、采石场、再教育营地、习艺所、碱场、公司、窃听器、摄像机、管教充斥着人们全部的生活空间，无孔不入的权力对个人身体、生活、思想进行着无休止的禁锢和迫害。在《未来世界》中有一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公司”，这个公司是整个社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之一。而主人公“我”因为写舅舅王二的故事涉及到性和权力这些未来世界的禁忌，而犯了“直露”、“影射”之罪。这些都无益于社会的稳定，犯禁忌者便自然要受到惩罚——“我”被公司取消身份，没收了个人一切来换取免入监狱。后来，艺术家从习艺所放出来之后都脱胎换骨了，再不想进行自己曾执着的艺术创作了，艺术创造力同时也彻底丧失，进而平庸得可以用一个字母来称呼的地步。这部小说的“直露”与“影射”不禁令人想起中国文化中曾经的文字狱，想起那可怕的“清风不识字”事件。同样的，在另一篇《白银时代》中，人们的所有生活都在“公司”这个最高权力机构的管辖之下，连最私密的生活领域——夫妻性生活，也必须在权力组织的指令下进行，这让男人变成性无能、女人成了性冷淡，彻底违背了人性的自然发展。在《黑铁时代》里的知识分子因为学问高易犯思想错误，所以被关在黑铁公寓，他们自觉地去接受控制。实际上，此时负罪意识己烙在了他们的脑海中，他们以这种自觉地受虐来抵消内心的负罪感。在这些小说中，外界的权力体制对于个人的蹂躏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至此自由成了被遗忘的字眼，从中也可以看出王小波对于自由的强烈渴望。但与《黄金时代》系列相比，王小波后期的小说写得过于压抑和沉重，也许也与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有关。总之，王小波小说里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科技发达但人却很愚蠢的世界，在这个乌托邦恶梦里，人性扭曲，自由思想和艺术更无从谈起。那些自由思想家、艺术家在自己的世界中坚守着自己的思想和艺术，并以悖论的逻辑去对抗着身处的荒谬社会。他们试图以自己的努力回归到一个非“乌托邦”的社会、一个更加多元精彩的社会，较少的“完美”而更多的是自由。

此外，王小波还通过小说中人物的反抗来表达自己的反“乌托邦”精神。《三十而立》、《我的阴阳两界》中主人公王二对虚伪的社会和社会群体进行了反抗，《红拂夜奔》、《万寿寺》对这一主旨也有不同程度的表露。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与乌托邦相对立的，“乌托邦总意味着一元论，而客体化世界中的一元论又总是奴役人，因为一元论总是强制性的一元论，凡是在这个世界中实现的理想社会的乌托邦，都是关于神圣王国和神圣政权的乌托邦，都是实现人民的或者无产阶级的绝对普遍意志的乌托邦，也是与个体人格的最高价值、良心、尊严以及精神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相抵牾的乌托邦”［5］。王小波反对的“乌托邦”，正是那些盲目信奉理性无所不能，并设计出一套自认为完美的社会政治制度并付诸实施的社会。那些乌托邦主义者们不会意识到当他们的理想实施之时，给社会中每个人可能带来的思想、肉体上的奴役和压制。而更有意思的是，此时的奴役者并不觉得自己在奴役别人，受奴役者也不会以为自己正身处被奴役之中，此时的奴役者把自己当作救世主，被奴役者则是认为走在通往美好生活的路上，从而甘愿按照种种设置生活，这种对人的思想的奴役，让少数人的思想国有化，进而灌输成为全民的信仰，与奴役人的生活方式相比也显得更加恐怖。

三

王小波以他独特的反“乌托邦”的小说创作，来反抗奴役、追求自由，呼吁一个理性宽容的社会。然而，令王小波感到不解和失望的是，他的同行们，大批作家、艺术家始终热衷于营造社会文化的围墙。他说:“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6］。这句话道出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症结所在。道德理想主义曾经是王小波那一代人的精神旗帜，他们身上充满了强烈的道德激情，以一种虚幻的乌托邦理想为动力，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无悔”青春，然而血的教训让他们开始反思。多种因素促成王小波在反思的方向和深度上与其他人迥异，家庭的影响、文理兼修的学养、与生俱来的怀疑精神形成了一股合力，即使在肉体最不自由的时代，他也从未放弃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正如米兰·昆德拉说:“作为小说家，不仅是实践‘一种文学的’形式;它是一种态度，一种智慧，一种立场……它的构成不是作为逃避或被动，而是作为抵抗、挑战、反抗。”［7］王小波的追求和反抗，使得周遭的一切虚幻事物呈现出了本来面目，而乌托邦社会的道德理想主义也变得无比可笑。

总之，对于“强制”的反抗，对于“被设置”的抗拒，对小说多重可能性的承认，对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自由的维护，对各种束缚人的社会体制和乌托邦幻梦进行抨击，是贯穿王小波小说的精神底蕴，也是他终身的追求。王小波说，一个人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对他来说这个诗意的世界存在于他的脑海中，里面充满了自由和幸福，没有压迫和奴役，每个人都追求智慧和有趣。它不是乌托邦，他也不想现实世界变成那个样子，它只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只属于他自己。这种反抗精神，在他的笔下，更多的表现为一份清醒的伤痛，一个被沉思拆解的对象，他的书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多重意义上的实践，是一种间或充满痛楚与迷茫的实践。他以他的反“乌托邦”精神姿态为我们构造了一个新的神话，一个孤独而自由的个人神话。他在文学创作中所坚持的独立思考，让文学在自治中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力，闪耀着思想的火花。

［1］［6］王小波.王小波全集(第一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

［2］王毅主.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3］王小波.王小波全集(第二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

［4］王小波.生活和小说［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5］［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M］.徐黎明，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7］［捷］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I207.425

A

1008－4681(2011)03－0079－02

2011－03－06

徐州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课题，编号:2010YWB042。

吴琪(1986－)，女，江苏沭阳人，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当代文学。

(责任编校:陈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