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浚

(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浅析“诗为活物”＊

熊 浚

(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钟惺从本体论论说了作者与读者理解不一致的合理性，不拘一格地提出“诗为活物”观点，认为正是创作主客体及文本自身的“活”性成就了“诗为活物”。其具体表现有:“以意逆志”、“诗无达诂”、“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断章取义”、“自情自得”，充分显示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阐释的哲学意境。

诗为活物;创作主体;文学文本;接受主体

明代晚期文风活跃，而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也风靡一时。钟惺在《诗论》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诗为活物”的命题，这同时也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次，使得我国古代文学鉴赏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诗》，活物也。游、夏以后，自汉于宋，无不说《诗》者，不必皆有《诗》，而皆可以说《诗》，其皆可以说《诗》者，即在不必皆有当于《诗》之中，非说《诗》者才能如是，而《诗》之为物不能不如是也。”［1］钟惺认为《诗》是流动的，无论是《诗》本身还是创作主体抑或接受者的接受过程，围绕《诗》所产生的是一个循环流动的过程，无论从《诗》到“诗”，还是从原本的创作者到接受者的再创造，作为一个流变性的发展规律或是一个潜在内向规定性，“诗为活物”是这一规律的经典概括。关于文学接受，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说，也就是用自己的领悟和感受去揣摸作者企图表现的意义。但是就单纯地以这一观点来说，这种“揣摸”的过程因接受主体的主观随意性较大，也就会因人而异地作出不同的理解，因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像钟惺的《隐秀轩文》虽在生前誉满天下，却连以“卷帙浩博，亘古所无”的《四库全书》也没有录入，钟惺本人的作品更是被钱谦益斥为“鬼趣”、“诗妖”，即使钟惺正是因为这种“深幽孤峭”而创竟陵一派之文学，但鉴于各人喜好不同，仍难免存在一定的偏见。而由于各人在“再创造”过程中所需素材不同往往“断章取义”，“夫《诗》取断章者也，断之于彼而无损于此，此无所予而彼取之”［2］。这种片面地割裂整体而取部分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诗》的整体感知，但同时，也繁衍出了更多不同的意蕴内涵，使诗以一种“再创造”的形式而得以流传。《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是一种泛化的演变，理论上注重“自由性”和依据自身实践在接受活动中意识不受时空的束缚，可以自由发挥，而文学文本则给这种“自由性”本身安上一个枷锁，即合乎文本的意蕴驰骋。而南宋哲学家陆九渊提出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命题更是让人透视出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在这种互相阐释之中创作者与接受者均“以情自得”，让这一“活”的特性得到更为鲜明的体现。

一 就文本而言，诗文本身是“活”的，是“流动”的

诗为活物的观点是钟惺针对《诗经》的流传与迁变的历史研究而得出的结论，他是站在《诗》作为一种“活物”的实用性角度对之进行阐释的，《诗》作为一种物，必不可免地被人们各取所需。站在存在论的角度，《诗》之所以称为活物也主要在于它首先是作为诗的存在，正是因为诗这一本质的存在，才使得人们对《诗》进行探讨研究这一活动成为现实，若是没有《诗》作为诗的存在、作为物的存在，也就没有了诗作为“活物”为人们接受的可能。

诗的“活”首先在于文本自身，诗文本身是“活”的，是“流动”的。诗文作为一种含蓄蕴藉的文体而存在，本身就具有“活”的性质，它的意味、意韵本身就是一种固定的、一尘不变的，这种说不明、道不尽的内涵一来给接受者留下无数想象的空间(也就是“留白”)，另一方面也给接受者造成一定的思维误区。就像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针对李商隐《锦瑟》的解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黄庭坚与苏轼的见解大相径庭，而元好问更是在《论诗三十首》中明确地提出“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年华。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3］，元好问对“郑笺式”注《经》法的偏爱和诗论上的众说纷纭，深刻地揭示出接受主体“见仁见智”的特性。汉儒解《诗》主张目的性、实用性和变通性，而西汉齐鲁韩三家《诗》则立于学官的历史实践“不倾心于字斟句酌的训诂解读，而专注于取《诗》的致用，寻绎微言大义”［4］。诗文本身并无固定的内涵，针对其问题也绝对没有唯一标准的答案，而对这一“留白”的感悟只要是合乎常理合乎逻辑的都是对的，这种诗文本身灵动的、流动的状态是一直持续不断地发展的。《诗》已流行了几千年，较之相近的孔子及其弟子也只是依自身之见解而立命沿无定论，我们又何以去臆断古人的思想呢?更何况正是这种言不尽、说不明才使作品本身被赋予一种神秘的心之所向的美，也正因此《诗》乃至“诗”才能“活”在人们心中并流传几千年。再者，《诗》作为“诗”的存在就已经决定了“活”这一特质，《诗》乃至“诗”在不断地流变中得到发展。“诗”的本身就具有这样一种灵动的特质:在“诗”的不同时代被赋予新意，在整个阐释历史长河中，《诗》和“诗”不断地结合各个时代精神风貌，在历史这样一个概念里不断被人们“断章取义”，从而衍生出更多的因《诗》而“诗”的存在。《诗》的这种被“断章取义”同时也是诗“活”的衍生物，这种“活”本身就是一个创造主体，每一次的“断章取义”就衍生出新的创作实体，由此衍出“诗”的多元性质，创造出《诗》的世界的五彩缤纷:一是因《诗》而作“诗”的文本创造的多元化;二是因《诗》而来的关于诗文理论的发展;三是针对《诗》的再创造。

二 对创作主体来说，由于创作者内心世界是“活”的，往往在创作过程中留下“空白点”

艺术高于生活但源于生活，对创作活动来说同样如此。作者是在自身人生经历的基础上进行创作，那一部分进入内心世界的素材往往成为影响作家创作的因素，而这种往往与创作经历有关的影响因素一旦进入创作过程中，针对某种道不明、说不清的情绪或境界本身，作家在自然或不自然的创作过程中留下“空白点”，一来显示意韵的所在，二来也为接受主体的文学接受活动留下一个想象的空间，这种“留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文本的兴味，同时创作主体的主观随意性也决定了创作主体的“活”性。创作者的创作过程是一个由创作者身心投入到创作意境之中自觉或不自觉抒发自身感悟诠释思想内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家的内心世界时刻处于一种流动的变化状态，思想意识是无拘无束的，天马行空的想象无处不在，因此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无论是历时还是共时，同样具有随意性和多样性，不受时空约束。就拿钟惺来说，钟惺一开始习作诗文多为拟古，效仿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的手法，在早期受文坛复古思潮的影响较深，而后又学习革新思潮中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但在学习他人模式的同时始终未走出自我之路，迷失在盲目的模仿中。直到万历三十八年考中进士才认真反思自己的创作之路，“思别出手眼，另立深幽孤峭之宗”［5］，由此努力创新，独树竟陵一帜。他在各个时期的诗风、文风均是不同的，由此可见创作主体内心的流动性是确切存在的。这种灵动的、跳跃式的思维模式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接受者的理解、领悟能力的考验，但同时也是“留白”产生的关键，是接受者进入作家内心世界的一道门、一扇窗，这种从胸臆 中流出真情使作家的创作往往独具个性，所创作的作品自然各具特色。

三 从接受主体而言，表现在接受者与文本进行的“对话”和“再创造”上

《诗》之所以为经，是因为它“义理至一”。接受者在对《诗》进行阅读、理解、阐释的过程中，基于自身的文学素养、人生经历和主观侧重点的不同，领悟到的文本的境界也就迥异，就像对同一个事物，商人往往看到的是它的商品价值，而文学家更多的是注重它的审美趣味。即使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事物的理解和感悟也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变化，读者对“义理至一”的阐释与理解同样是流动的、变化的、发展的。从纵向上看，不同接受主体对“诗”的认识在不断发展变化，汉儒解《诗》重实用性而齐鲁韩三家《诗》则重历史实践;从横向上看，同一时代不同的人的观点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使是站在单个的接受者的角度上，对“诗”实质的理解也往往不会拘泥于同一答案，从一开始对内容层面的不懈追求到更深层次的意境感悟和对人及人生的透视，无一不是流动的。在接受主体与文体进行潜意识的“对话”时，在这种因“对话”关系而存在的主观性较强的双向建构中，接受主体往往根据自身的人生经历来臆断文本内涵，从而在这一接受过程中获得某种身心愉悦而自以为获得真谛，在不自觉中不断地对文本进行“断章取义”和“以情自行”的再创作，从而使“诗”得到另一种性质的发展演变。但在另一个方面接受主体在对“诗”进行领悟感受之前就存在着一种先入为主的期待视野，“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6］。这种阅读的定向思维结构和先在模式对“诗”的本质的理解造成一定的误区，但这种思维偏向的双刃剑在这种“对话”的双向建构关系中，同样也有利于“活”的发展。接受主体正是因为这种思维偏向的差异性才使得“对话”和“再创造”独具个性，有利于“诗”的多样性发展。

总体而言，“诗为活物”的“活”体现在文学文本、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这三者之中。但这种“活”性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于某一单一因素里，而且也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因素。在这一审美过程中，文学文本、创作主体、接受主体是处于一个三位一体的多向建构结构中，对审美主体等的机械分割往往不能体现文本的真正价值所在。接受主体在接受的同时也是一种能动的创造过程，他们往往在能动性理解的基础上按自己的思维模式对文本进行逻辑演绎，接受活动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活动。“诗”之为“诗”和“诗”的“活”就体现在这样一个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循环往复的“中和”整体中，这个整体用一个字概括就是“活”。中国诗学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浑然圆融中得到交融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正诠释出中国诗学的“大”、“和”、“活”、“易”，“大”是诗学的发展状态，“和”是诗学发展的特质，“活”是诗学发展的性质，“易”是诗学的永恒规律!

［1］［2］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张少康.中国古代文论选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张金梅，陈祥波.“《诗》无达诂”的美学历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9，(1).

［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6］刘勰.文心雕龙［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I207.2

A

1008－4681(2011)03－0081－02

2011－02－20

熊浚(1986－)，女，湖北建始人，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助教，湖北民族学院文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诗学。

(责任编校:陈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