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芬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广东 揭阳 522000)

文学立场的抉择＊
——以丁玲和王实味为例

张艺芬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广东 揭阳 522000)

在20世纪40年代的整风运动中，丁玲和王实味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丁玲及时承认错误，接受政治改造，成为延安时期小资产阶级改造成功的作家;而王实味坚持己见，成为了拒绝改造的典型代表。

文学立场;政治;抉择;整风运动

一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无疑是整个延安文学乃至整个解放区文学的纲领性文件。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服务，文学是政治的工具。作为延安文学的重要代表、毛泽东的老乡、时任《解放日报》编辑的丁玲，在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就立即发表文章，表明自己对《讲话》的绝对拥护，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

“文艺应该服从于政治，文艺是政治的一个环节，我们的文艺事业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见，丁玲是何等虔诚地在按照《讲话》精神改造自己，她自觉地、努力地按照《讲话》指引的方向前进。

针对当时延安出现的以杂文形式批判现实的思潮，毛泽东在《讲话》中也明确指出: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的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这话是有所指的。

1942年3月前后，在延安曾出现了一批旨在暴露延安黑暗现实的作品，如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等，对延安当时存在的等级制度、歧视妇女、封建残余思想、物质贫穷落后等现象，进行了尖锐批判，曾经引起人们广泛的讨论。但这些文章后来被国民党所利用。他们把这些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的小册子，并且在前面加上按语说:“中央……歌颂延安是革命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形之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他们还为此专门出了一个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四处散发，以此来误导民众［1］。文学作品被国民党所利用，这引起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高度注意。

二

于是，在整风运动中，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都受到了来自政治高层的批评。第一次对《“三八节”有感》提出批评的是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她分条罗列地批评了《“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其次是脾气暴躁的贺龙，直接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我们在前方打仗，后面竟有人骂起领袖来，那不行”!不过毛泽东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在1942年6月延安整风运动中，丁玲在《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的发言中检讨了《“三八节”有感》的缺点。“但那文章本身仍旧表示了我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说话。那文章里只说到一些并不占主要的缺点，又是片面的看问题;那里只指出了某些黑点，而忘记肯定光明的前途。我再三地告诉你们，这不是好文章……”［2］

因为有这番诚恳的表白，整风期间，没有人将丁玲揪住不放，没有人把她打成所谓的“反党分子”。之后，陕甘宁边区文委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丁玲不但没有被打倒，相反还成为当选的12名委员之一。

三

一般都认为，延安整风运动中，王实味得以引起广泛关注，也导致他的人生发生重要转折的是以《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为代表的系列杂文，其实不然，检索历史的陈迹，王实味早于这些文章发表前的一篇文艺论文《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就已经预示着某种可怕的信息。王实味在文章中将攻伐的目标直接对准了陈伯达，而陈伯达在回击时，将学术上的争论上升到政治的高度［3］。他说:“王实味的原文或许是无意地泄露了他的托派思想的狐狸尾巴，或许是有意地要在文艺问题的形式掩盖之下偷运托派的思想……”这也让王实味确实有点害怕，于是他找到组织部门报告了自己在30年代与托派的一些关系［4］。但王实味没有想到，这次报告反而把自己推向了深渊。

《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这两篇文章发表后，文艺理论界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比如:齐啸的《读＜野百合花＞有感》，杨维哲的《从＜政治家·艺术家＞说到文艺》，金灿然的《读实味同志的＜政治家·艺术家＞后》、《继〈读《野百合花》有感〉之后》，丁玲的《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艾青的《现实不容歪曲》，周扬的《王实味的文艺观和我们的文艺观》等。这些文章几乎都是一边倒地对王实味进行猛烈攻击。毛泽东也在1942年中央中心学习组会上的报告中说:“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有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在读到《野百合花》后毛泽东反应强烈，“曾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当即打电话，要求报社做出深刻检查”［5］。

1942年5月27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6月1日至6月11日，“中央研究院民主集中制座谈会由清算极端民主化偏向转为专门清算王实味的斗争”［6］。

但王实味在会上一会儿承认自己是托派，一会儿又否认自己是托派，而丁玲、艾青、罗烽等迅疾反省并成为揭发批判王实味的主力。王实味因被定为“托派分子”，加之不愿作自我批评等等复杂原因，受到多次批判。6月15日至6月18日，延安文艺界召开座谈会，通过《关于托派王实味事件的决议》，开除王实味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会员会籍。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作出《关于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1947年7月，在延安“大抢救”运动中，王实味被秘密处决。

四

在整风期间，丁玲努力将自己和王实味划开界线。1942年6月11日，在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中，丁玲驳斥王实味对延安文艺界的侮辱，对《“三八节”有感》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将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从与《野百合花》的并列中抽身出来，反戈一击。她说:“王实味的思想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而是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且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的问题……而王实味则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是‘善于纵横捭阖’阴谋诡计破坏革命的流氓。”然后，她又进行自我批评说:“《野百合花》是发表在党报的文艺栏，而那时文艺栏的主编是我。我并非一个青年或新党员，马马虎虎地发表了这样反党的文章在党报的副刊上，是我最大的耻辱和罪恶。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错误，时时作为自己的警惕。”接着她又向与会同志提出忠告:“我希望所有的文艺家除了对王实味加以深刻的分析、无情的揭露外，还需要在整顿三风中，好好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把头脑中旧的东西去掉，换进新的，清除那些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虚夸的自高自傲，扫除漫不经心、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改造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最后，丁玲还痛心疾首地表示自己经过整风运动的“脱胎换骨”，已彻底悔过自新。“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已经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都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7］

五

这里笔者将丁玲与王实味进行比较分析，绝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比较，实质上，他们代表了延安的两类人:坚持自己写作立场的和转变写作立场的作家。并且，在以毛泽东等为首的一大批高层领导看来，王实味与丁玲的差别，不仅仅是文艺理论与杂文批评之别，也不是男女作家之别，而是可以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与反革命托派分子之别，因此由毛泽东等人亲自出面来抢救这样一个集“文小姐与武将军”于一体的丁玲，其行为是可以理解的，而丁玲也很愿意接受这种政治改造，并且对过去的同道、现在的反革命托派分子王实味进行了政治批判。这就表明丁玲成为了延安时期小资产阶级改造成功的作家，而王实味则成了拒绝改造的典型代表。

［1］徐庆全.丁玲与《“三八节”有感》史料辩证［J］.文史精华，2001，(11).

［2］［3］［4］［7］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六月十一日在中央研究院与王实味思想作斗争的座谈会上的发言［A］.王实味.王实味文存［C］.上海:三联书店，1988.

［5］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6］温济泽.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I206

A

1008－4681(2011)03－0077－02

2011－04－02

张艺芬(1976－)，女，湖北荆州人，揭阳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儿童文学教学。

(责任编校:陈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