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四林，胡良英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经济管理系，湖南 长沙 410004;湖南广播电视大学传媒艺术系，湖南 长沙 410004)

重复或传承＊
——对当代官场小说和清末谴责小说的比较思考

罗四林，胡良英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经济管理系，湖南 长沙 410004;湖南广播电视大学传媒艺术系，湖南 长沙 410004)

现代与传统是割舍不断的链条，从宏观角度观照当代官场小说与清末谴责小说，两者明显地呈现出一种历史的传承关系，表现为都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且都表现出题材的新闻性特征和题旨的意识形态化的倾向。然而与清末谴责小说相比较，当代官场小说受政治权力的影响更深，更具有题材的广泛性与题旨的深刻性。

当代官场小说;清末谴责小说;政治权力;新闻性;意识形态化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官场”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不断涌现。对于这类小说现象，一些评论家将其命名为“反腐小说”、“反贪小说”，也有一些评论家将其命名为“新谴责小说”、“主旋律小说”等。对这一类型小说的上述命名，都部分地揭示了“官场”题材小说的部分特征。然而官场现象的复杂性、作家创作意图的多样性，使得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主旨和价值倾向存在诸多差异，因而上述的命名都不可避免地走入“以偏概全”的误区。

本文认为应以“官场小说”的概念来取代狭义的“反腐小说”、“反贪小说”、“新谴责小说”和“主旋律小说”等概念。因为这一类以“官场”为题材的小说从主旨方面来说不单纯是“反腐”小说，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谴责”、“暴露”小说，它有着更为广阔的表现领域，寄寓着作家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注和对官场文化的深重思考。“官场小说”是一个题材范畴的概念，它是以官场人事作为审美表现对象，以揭露批判官场权力运作不良的现象，反映官员官场生活为审美目的的小说创作的统称。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论述的“官场小说”指涉的是现实题材和当代政治，对于90年代以后文坛出现的许多以官场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如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唐浩明的《曾国藩》、《张之洞》等则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

一 官场小说的缘起和发展

具有现代意义的官场小说，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当时清朝政府黑暗腐朽、民众苦不堪言，社会民众对官场黑暗和腐败的不满情绪助推了清末谴责小说的诞生。李伯元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的《官场现形记》、曾朴的《孽海花》以及刘鳄的《老残游记》成为了这一时期官场小说创作的代表，它们确立了现代官场小说的基本范式。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军事上的节节败退和政治上的黑暗腐败成为作家关注的对象。他们对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讽刺和批判，以警醒国民党革新吏治，挽救民族危亡。沙汀的《代理县长》、老舍的《上任》等成为了最早涉及国民党官场批判的作品。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沙汀的《模范县长》和《在其香居茶馆里》，以对国民党基层政权的政治腐败的暴露和对官僚丑恶嘴脸的描绘获得了较高的艺术价值。张恨水的《八十一梦》、《五子登科》描绘了一幅国统区官员五花八门的“群丑图”。

新中国建立以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政治诉求，使得官场小说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建国初期，作家们一直避而不谈政治敏感问题，唯恐触犯政治雷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南丁的《科长》仅指陈国家权力运作过程中所出现的部分干部革命意志消退等问题。改革开放初期，出于政治的需要，一些作家主动配合国家文艺政策，创作了一批涉及官场、宣传改革、颂扬改革的官场小说，如《新星》、《夜与昼》、《沉重的翅膀》等。与此同时，一批关注当代官员生存的尴尬状态和描写官场官员人性异化的官场小说得以产生，代表作有《单位》、《官场》和《官人》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政治的宽松和文学对国家文艺政策的呼应，一批批判当代官场腐败，描写官员生存本相，探究官场腐败背后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官场小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代表作有周梅森的《至高利益》、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省委书记》、王跃文的《国画》、阎真的《沧浪之水》、祈智的《陈宗辉的故事》、李唯的《中华民谣》等。

二 当代官场小说与清末谴责小说的比较

整体上观照官场小说的历史发展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当代官场小说对清末谴责小说的继承与发展。两者既有同质性的因素，也有异质性的因素。

(一)政治权力对官场小说的“区隔”

在当前社会，国家政治权力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它几乎深入触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表现为“国家以其所拥有的合法性的政治权力，通过利用自己所控制的具有垄断性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利用一系列的公开或潜在的斗争，或通过一系列具有表演性和警示性的手段，遏制和打击一切具有离心倾向的力量，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1］。文学是一个复杂的话语系统:一方面，它具有所指性，可能承载某种意识形态规范并加以宣传，使这一意识形态规范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和遵循;另一方面，文学具有能指性，它又存在颠覆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可能。当国家政治权力的拥有者认识到文学的这一特质后，便使用各种手段对文学进行干预，使文学沿着统治者所希望、规定的方向前进。政治权力对文学的影响，其途径是在文学内部建立起有效的“区隔”(布迪厄语)，即根据文学作品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把文学分隔为所谓的“正统文学”和“边缘文学”。对于臣服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文学，国家政治权力拥有者给予其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使之在物质和精神的刺激下继续为己服务。对于拒绝服从甚至反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边缘文学，则将之划入另册，使之边缘化。

清末谴责小说的作家们大多是仕途不得志的文人，他们对当时清政府的黑暗和腐败有较深的了解和感受，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热情，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不断地探索救国救亡的道路。他们以文学作为批判武器，无情地剖析与抨击了晚清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展现了一幅幅封建社会崩溃前夕的官场生活画，描绘了一张张昏庸腐朽、堕落卑劣的官僚“群丑图”。清末谴责小说极大激化了当时民众对清王朝的痛恨，使民众深刻地意识到这个腐败王朝无法生存下去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它起着瓦解和颠覆官方意识形态和清政府统治地位的功能，无疑是属于边缘文学的范畴。然而由于清政府的积贫积弱和内忧外患，其统治危机四伏，官方无力凭借政治权力对边缘文学进行规范。

当代官场小说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主旋律小说”，它从宏观的角度描写官场，强调对国家文艺政策的呼应，“对社会上的某些引起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焦点现象迅速地捕捉和报道，从而实现最大的传播效应”［2］，达到高扬社会主义精神的目的;一类是“当代官场文化生态型文学”，它着力于从微观的角度描写当代官场的生存现状，揭示权力对人的异化，探究官场腐败滋生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在这两类官场小说中，“主旋律文学”无疑属于正统文学的范畴，它追求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同，并将这种追求加以合理化、内在化，把它建构成自己文化习性的一部分。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和柯云路的《新星》、《夜与昼》等歌颂、宣传和推动改革，以充满激情的笔调描写了官场内部勇于创新改革的新势力与落后保守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张平的《抉择》、《十面埋伏》，陆天明的《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周梅森的《绝对权力》、《至高利益》等高扬反腐大旗，揭示反腐斗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歌颂反腐英雄，批判腐败分子，重建民众对执政党的信任，为国家的现代化探寻可能的出路。“官场文化生态型小说”，如刘震云的《官人》，王跃文的《国画》，阎真的《沧浪之水》，祈智的《陈宗辉的故事》，李唯的《中华民谣》、《腐败分子潘长水》和田东照的《跑官》、《卖官》等，着力于展示当代官场中官员的生存现状，对在权力压抑下的人性进行深入细致的描摹，并“将人性中自觉的‘向丑’的一面揭示出来”［3］，探究出权力异化背后深刻的现实与历史原因。这类作品过于展现官员的阴暗的生活和心理，过度渲染金钱和权力的作用，对权术之争和堕落的生活方式的津津乐道，触犯了某些政治人物的敏感神经，与主流意识形态出现某种悖离倾向，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

(二)小说题材的新闻性

小说题材的新闻性是指小说表现为迅速地捕捉和报道社会上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和焦点现象，以一种类似于新闻采访和现场直播的方式来展现现实生活进程，实现最大的新闻传播效应，引发人们对现实热点问题和焦点现象的深刻关注和思考。清末谴责小说在题材选取的方法和途径上表现出“摘录性”特点。清末谴责小说作家大多是报人，自己创办和经营报刊。他们在创作小说时常常把一则则新闻作为一则则小故事写进小说中，然后把这些故事连缀起来在自己主编的报刊上发表。清末包天笑公开征集小说《碧血幕》的材料，要求是:“一是关于政治外交界、一是关于商业实业界、一是关于各种党派者、一是关于优伶妓女者、一是关于侦探家及巨奸者，其他凡近来有名人物之历史，及各地风俗等巨细无遗，精粗并蓄。”［4］首开了小说家公开登广告征求小说材料的先河。在小说题材的选取范围上，清末谴责小说广泛描写和反映社会各层面，对于官场官员的贪污腐败、媚外崇洋和害民如虎罪行进行深刻大胆的暴露，展现出一幅幅即将崩溃的封建社会官场生活图画。《官场现形记》以全面谛察官场为己任，以陕西朝邑县世代务农之家的赵温中举后赴京会试为起点，相继展现了北京、江西、山东、上海等地官场黑暗的面貌。

当代官场小说大量从社会现实生活中选取题材，广泛描绘社会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有惊动中央和海内外的高官腐败案件，也有普通民众和下岗工人为生计所迫所采取的示威游行;既有反腐斗士高举反腐大旗，与腐败分子进行的殊死搏斗，也有不法分子置司法于不顾，百般阻挠案件的调查与取证的恶劣行为;既有民众对权力官位的顶礼膜拜，也有司法人员对司法尊严的捍卫与维护等。《官人》里一个局正副八个局长，为了权力争斗不休。张平的《抉择》中中纺领导集团集体腐败，致使公司濒临倒闭，数千下岗工人游行示威。《十面埋伏》讲述由“1·13大案”的主凶在押人犯王国炎牵扯出地委、市委、法院、政法委内部的一大批腐败分子，揭示了腐败的复杂性。

与清末谴责小说相比，当代官场小说在题材的处理上趋于成熟老练。同样从现实生活中选取题材，清末谴责小说直接从报刊中摘取材料，把它作为小说中的一部分，然后以“一以贯穿之法”将之连结起来，有的甚至刊登广告购买小说的材料。这些小说材料由于作家不太熟悉，作家在将材料纳入作品中时缺乏技巧和方法，显得生硬勉强，影响到小说的艺术价值，这是中国小说由古典时代向现代过渡这一性质所决定的。当代官场小说在题材的处理上，以寻找和发现社会问题为出发点，通过对社会问题的艺术化处理，使得当代官场小说超越“问题”本身而延伸到社会、历史、文化、经济和人性等各个领域，拥有多维度、多面性的精神意蕴和价值底蕴，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三)小说题旨的意识形态性

清末谴责小说和当代官场小说都呈现出题旨政治化的倾向。作家对现实政治，或批判暴露，或肯定歌颂，或替民众鸣心中不平，或宣扬官方意识形态。清末谴责小说在小说题旨上，以夸张的形式，简单粗略地描写、暴露和批判清末官场的腐败，官员的寡行廉耻，使小说具有一种外在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但由于作家写作技巧的贫乏、写作情绪的泛滥、对现实缺乏一种理性思辨，使得清末谴责小说普遍没有塑造出典型的人物，没有营造出典型的环境。《官场现形记》中多描写了官场诸多官员，如江西代理巡抚何藩台的种种卖官行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描写官员的种种丑态，如苟才为升官，不惜逼着自己新寡的儿媳给总督去作姨太太。这些小说无一例外地没有刻画出典型的人物，没有描写典型的人物心理，更没有营造典型的环境。

当代官场小说努力迎合时代发展的政治需求，以逼近现实的态度描绘现实社会中的重大问题，触及国家政治发展的敏感神经。作家一方面传达民众要求加快权力运作机制改革的步伐，彻底根治腐败的愿望;另一方面强烈呼吁关注弱势群体和下层群众利益，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与清末谴责小说相比，当代官场小说在题旨方面更具深刻性。

首先，当代官场小说理性审视社会现实，纠正认识偏差，给予官场现象和官场人事以客观的评价，对当前官场的某些特定现象进行深入的探究与犀利的解剖，其中部分作品极具思想穿透力，显示出作家探索“时代本质特征”的努力。对于官场伎俩与黑幕的描写，清末谴责小说可以说已经穷行尽相，囊而括之，留给后人的书写空间十分有限。当代官场小说作家们则以各自的经验与理性反映，描述社会现状并作出个性化的判断，聚焦于社会各种腐败现象，敏锐而深刻地挖掘其本质，揭露其危害。《新星》、《夜与昼》和《沉重的翅膀》揭示了国家政治社会中保守势力对改革的阻挠，批判封闭落后的思想。《羊的门》、《官人》、《官位》、《国画》和《沧浪之水》则揭示出人在“官本位”观念的驱使下追逐权力的种种丑陋行为，提出人应该如何走向现代化这一现实命题。《绝对权力》则揭示了权力不受监督所造成的恶果，矛头直指当今社会的政治体制问题等。

其次，当代官场小说表现出对人本立场的坚守，出色地刻画了一系列“文人官员”。他们感觉敏锐，文人气质浓郁，富有良心与正义感，与环境有一定的疏离、隔膜与对立。进入官场以后，这些“文人官员”心性发生较大变化。王跃文笔下的孟维周通过痛苦的心灵蜕变而青云直上;祈智笔下的陈宗辉受现实的重击转而寻找自己的后台，谋求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在这些蜕变过程中，他们忍受着灵魂撕裂的痛苦和煎熬，作家们对他们的遭遇给予深切的同情。对人本立场的坚守还表现为平民意识的强化，尊重和关注平民群体和弱势人群的利益。《至高利益》中的李东方，《抉择》中的李高成，《绝对权力》中的周善本等为下岗工人的利益奔走，与腐败分子进行殊死的较量。《蜗牛》中麦娜在走红以后始终清醒、执着，自觉疏离名利虚荣和强权黑幕，保持人格独立。《秋风庭院》中保姆王嫂默默无言地操持着别人的家务，对她的辛勤善良与沉稳平实的生活的描写折射出作家们平民意识的加强。

最后，当代官场小说努力营造出了一个典型的环境与空间——官场。官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既具有其浓厚的现实性，又指涉出一个较具体的三维空间，同时以其浓郁的象征与隐喻色彩，构筑了一种类似物理学中“场”概念的“人文场”。它拥有自身的游戏规则，其能量体现为它对场中的“物”、周边环境乃至整个社会机体的影响与改造。且这些规则对来自民间、初涉官场者来说，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和混杂纷呈的意象。一些稍纵即逝、无从把握的偶然往往影响事物的进程和方向，一个喷嚏可以使你前程尽毁，一个眼色值得你费尽心思去琢磨。同时官场又具有浓郁的象征意味，它是人之境遇乃至困境的象喻，是人的身份被束缚和异化的所在地。当代官场小说通过营造“官场”这样一个典型环境，寄寓着作家们对现实政治的深沉思考，从而达到了清末谴责小说所无法企及的高度与深度。

［1］朱国华.古典时代的政治权力与文学:区隔的逻辑［J］.天津社会科学，2003，(6).

［2］杨经建.新闻化:当前反腐小说的审美偏误［J］.小说评论，2002，(5).

［3］沈嘉达.论官场小说［J］.芳草，2002，(7).

［4］包天笑.天笑启事［J］.小说林，1907，(7).

I207.4

A

1008－4681(2011)03－0074－03

2011－03－16

罗四林(1975－)，男，湖南宁乡人，湖南广播电视大学经济管理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胡良英(1966－)，女，湖南衡阳人，湖南广播电视大学传媒艺术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责任编校:陈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