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

(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湖南 永州 425100)

作为一部古代风俗简史＊
——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五条

张京华

(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湖南 永州 425100)

顾炎武《日知录》抄本卷十七或刻本卷十三主题论风化、士习，卷首“周末风俗”、“秦纪会稽山刻石”、“两汉风俗”、“正始”、“宋世风俗”五条蝉联相接，历论五个时期的风俗、风化，实际上可以视为一部古代风俗简史。

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五条;风俗史

一

顾炎武《日知录》抄本卷十七、刻本卷十三，论风化、士习。本卷前五条的标题，“周末风俗”、“秦纪会稽山刻石”、“两汉风俗”、“正始”、“宋世风俗”，蝉联相接(抄本、刻本均同，初刻本仅有秦、汉二条)，实际上构成了一部风俗史的简史或纲要。

在《与人书九》中，顾炎武曾说过:“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又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不可阙焉。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馀。”可见他对风俗、教化的极端重视。此必由其日见时弊，不与同流，积数十年，故能有言如此。

本卷标题，周末、两汉、宋世称“风俗”，“南北风化之失”则言“风化”。细加分辨，“风俗”是自下言之，“风化”是自上言之，二者含义不同。“俗”解为“欲”，而性善者少，性恶者多(本卷所引《覈性赋》谓“人最为劣”)，故“俗”是一存在层面，也是一本能层面，不可掩盖，亦无可称述。“风化”谓教化，诱导民俗，使归于人文，故至于教化，乃得以称之为文化、文明。我国传统自本至末，只是将本能培养成为人文，故一言以蔽之可称之为教化的学问。

我国古代学术的中心是经学，经学为官学，故可称为国家学术，而风俗则是民间状况。古人重经学，而未尝不论风俗。

即以《诗经》而论，《诗经》的目的在于改变风俗。古人所说有“风俗”，有“风化”，有“风教”。“俗”字解为“欲”，“欲”字又从“心”写作“慾”，大抵指人类一种向恶的性情。《释名·释言语》:“俗，欲也，俗人所欲也。”《说文》:“欲，贪欲也。”而《诗经》的目的，就是通过“教化”的过程来改变人的恶欲，称之为“移易风俗”。

如《礼记·乐记》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卫宏《毛诗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又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

《中说·王道》阮逸注:“下从上曰化。”《慧琳音义》注引《珠丛》:“教成于上而易俗于下谓之化。”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化，谓教成于上而易俗于下也。”《增韵》:“凡以道业诲人谓之敎。躬行于上，风动于下，谓之化。”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

刘昼《刘子·风俗》说:“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风有薄厚，俗有淳浇，明王之化，当移风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为之风焉;民习而行，亦为之俗焉。”

今人论风俗史，多与民俗、民间文学相关。但顾炎武本卷并不论民，所论实为士大夫之辈，可称之为“社会中层”。士大夫层面则上与治道相关，对下则承担移风易俗之责任。

熙宁初苏轼上书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顾炎武称之为从未有过的“深切”和“根本之言”。

司马光曾论当世学者:“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而其标题则为《论风俗劄子》。

实际上，自周秦以来，士大夫杰出者皆知以转移风俗为己任，以顺遂世情为可耻，而为官之人亦皆以淳美风俗为首要之政绩。

由此而言，前五条所述的风俗简史，实际上正是一部文化史或教化史的简史(汉字中“文化”、“教化”二义最为接近)。

本卷前五条排列比对，明显可以看出:周末(战国)，世乱，顾氏因为风俗甚恶;秦代，世治，顾氏因为风教可取;两汉，世治，顾氏因为风俗甚美;正始(魏晋)，世乱，顾氏因为风俗甚恶;两宋，世治，顾氏以为风俗甚美。大抵凡在治世，则风俗率多可观;凡在乱世，则风俗往往浇漓。此又与今人所见，往往相反。

清末民初以来，学者构建现代学科体系，撰写文化史、思想史，往往推崇“先秦诸子”，称颂“百家争鸣”，而忽略战国天下大乱的事实。后见秦汉结束诸子，故又往往贬抑两汉，认为经学缺乏思辨、缺乏本体论，而面对秦汉之强盛，则惟称之为“集权专制”。下至魏晋又乱，则称道玄学富于创新;下至唐代又治，又再贬抑其经学不能发展，唐人只有佛教，没有哲学。大凡治道上之正面，现代学者皆以为思想史之反面;治道上之反面，现代学者皆以为思想史之正面。这种局面的产生，大概与清末民初学者自身所处的乱局相关，换言之，大约只是清末民初学者自身的镜像。

西洋学者论历史哲学，有人认为，是个人为自身谋求利益的动机，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而那些提倡道德的人们，并没有起到作用。顾炎武斥责战国人的“功名势利”，称道汉人的“正谊明道”，大体上也是一种为公与为私(宋儒称为“天理”与“人欲”)的“二分法”。在我国传统中，几乎所有学者都将历史的演变判断为节节退化(其中亦有深意，另当别论)，同时历朝历代都有提倡道德的人们，提撕风俗，收拾人心，将道德重新提升起来。看起来，应当不是个人私欲推动了文明的发展，而是每一次的历史延续，都由上一次的道德提升获得能量而加以释放。道德一次次提升，私欲一次次释放。三代四代之治释放而为战国之争、诸子之鸣，两汉之治释放而为魏晋之玄学清谈。道德有时而尽，故历史有时而止。

二

本卷第一条“周末风俗”，是比较战国而言，故所见为春秋至战国间的转变。指出春秋各国尊礼重信、宗周王、严祭祀重聘享、论宗姓氏族、宴会赋诗、有赴告策书六个方面，至战国或无或否。“俗”解为“欲”，“周末风俗”犹言战国人的欲望。

比较的方法也可以视为“以今论古”的方法。盖亭林如果生逢治道之隆盛，可能不会注意及此;而当他生逢百罹，处于末世乱世，自然就会使人增多识见，比较到上古明王，而看出这一重变局。如赵俪生先生的《〈日知录〉导读》所称道:“这六点顾氏看的准、列举的好，所以不少当代的通史讲到战国秦汉社会大转变时，都引用这一段。但对这个转变，不同的史学分期观点，则给予不同的解释。”以今论古，世变焉廋哉?

此条题名，单称则为“周末”，文中并称，则为“春秋”、“七国”。今学者一般称为“战国”。“战国”一语，有掩盖周天子存在的嫌疑。当时周室已异常虚弱，然而历史特别是文化史往往并不以实际的强弱定是非的。

此条题名“周末”，叹惋“文武之道尽矣”，而自称“亦《春秋》之意也”。明显可以看出顾炎武的本旨所在，是会归三代。

较顾炎武稍晚，赵翼在《廿二史劄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中说道:“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所以汉初布衣将相“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赵氏此条实际是承接亭林而来，亭林说到战国，赵氏转过来就考察了秦汉。亭林是站在春秋上说话，赵氏书成于乾隆六十年，正所谓康乾盛世，故转到秦汉一面说话(当然赵氏重在秦汉，未必等于即此否认春秋三代)。

赵俪生先生《〈日知录〉导读》说:“但对这个转变，不同的史学分期观点，则给予不同的解释。”所说“不同的解释”可说从赵翼已经开始。

三

“秦纪会稽山刻石”一条，论秦代风俗。秦政当日声威并赫，但史籍上所保留下来的有关记载却极其稀少，故顾炎武所论也只是借助六篇石刻，惟论此一事(参见《日知录》“泰山立石”条)。但他所论实际为“秦代风俗”，准确说是秦政下的“秦代风化”。

秦政是结束战国乱世而回归正题。治道有体有用，秦政是“体”上无误，“用”上有失。如民国学者推崇诸子“百家争鸣”，即便在“用”上有得，而在“体”上已有大误。

秦始皇刻石只是说男女，只是说絜诚、不淫泆，所谓“男乐其畴，女修其业”，只好说该是乡三老一辈人所掌管，但三代四代王道恰在于此。

王充《论衡》称:“秦始皇东南游，升会稽山，李斯刻石，纪颂帝德。至琅琊亦然。秦无道之国，刻石文世，观读之者见尧舜之美。”是他已经看出秦始皇刻石中的“文化渊源”，是根柢三代四代。

但王充认为秦始皇是溢美，故其篇名题为“须颂”。而顾炎武对照《吴越春秋》所载东南土俗，看出秦始皇是真有所指，“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

黄汝成《集释》评论说:“先生颇取秦法，其言政事急于综核名实，稍杂申韩之学。”这是他不明追踪三代王政之旨，只从孟、荀、申、韩上立论，故而误会亭林。

四

“两汉风俗”一条，实际上只论东汉，称道“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因为西汉是治道好，东汉治道稍弱，但在士大夫层面上却好。

文中所引范晔《后汉书·儒林传》，本论经学，故皮锡瑞《经学历史》则称:“顾炎武以范氏为知言。然则，国家尊经重学，非直肃清风化，抑可搘拄衰微。”经学与风化之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东汉光武帝推崇经术，表彰节义，故士大夫多能讲论名节。所谓“名节”，按其字面意思是有所不取、有所不为，似乎只是清修耐寂寞而已(《晋书》载宋矩曰:“辞父事君，当立功义。功义不立，当守名节”)。实际上当家国危亡之际，率能忠君赴难，不惜一死。

稍后赵翼《廿二史劄记》有“东汉尚名节”一条，说道:“东汉尚名节:自战国豫让、聂政、荆轲、侯嬴之徒，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能为人所不敢为，世竞慕之。其后贯高、田叔、朱家、郭解辈，徇人刻己，然诺不欺，以立名节。驯至东汉，其风益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明显是承接亭林而来。

但此条中，又兼论了汉魏之际的风俗转变:自蔡邕推崇文章，“而转移天下之风气”，一变。自曹操“赏功能”，“一人变之而有馀”，一变。自正始习老庄，“风俗又为之一变”，一变。

五

“正始”一条，以年号为题。因为此条是批评魏晋士大夫的清谈、放达，致使西晋南迁，五胡乱华，这一时期的应有之义当是夷夏之防。此则亭林自知忌讳，故隐约不言了，所以只题年号。

“有亡国，有亡天下”，古无此语。如《韩非子》说:“桀以醉亡天下。”《韩诗外传》说:“纣杀王子比干而亡天下。”《论衡》说:“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白居易《二王后》诗:“周亡天下传于隋，隋人失之唐得之。”所说“亡天下”都是指的“亡国”，二者均无区别。分辨“国”与“天下”二者之不同，这是顾炎武的一大贡献(此语为《日知录》全书中最为激烈的一句，《四库全书》抄本幸未删除)。

顾炎武批评魏晋士大夫，“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已经很不对，然而更有甚者，“国亡于上，教沦于下”。他分辨“国”与“天下”二者，引证的是孟子，但孟子斥责杨墨同乎禽兽，而杨墨却与五胡无干。由此可见，顾炎武此条所说的“亡教”、“亡天下”，其含义乃是现代语汇中所说的“文化”。如此则他所力抵的五胡，所针对的也并非种族血缘，而是文化的差异(譬如“反清复明”一语，如以亭林“有亡国，有亡天下”为口号，明亦可用，清亦可用。故知清末孙中山倡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实有语病)。

种族与文化有时是捆绑在一起的，但未必不可分离。与顾炎武同时的王夫之，更着力于区分种族，如说“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黄书后序》)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评价说:“其论种族，尤为透辟精警，直可前无古人。”“船山所揭橥者，不仅为二千年中最彻底之民族思想，亦为空前未有最积极之民族思想也。”“抛弃传统思想中以文化为标准之民族观，而注重种族之界限，尤为前人所罕发。”“许衡之流遂得援‘用夏变夷’之旨以屈膝于蒙古。船山乃就地理环境以解释种类之差别，而认文化上之差别生于种类上之差别……船山此言严正深刻，直可断绝文化汉奸之门路。”

但细加分辨，王夫之咬死不放的种族，实际上指的是地域。如《读通鉴论》说:“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地域与文化之难于融通，可能比种族血缘尤难。然此姑置不论。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一语，后来被视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出处。但这句话的重点，应该不在兴亡，也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并非一有危险，就站出来承担责任;甚至一见风吹草动，也站出来。至清末民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口号衍生出来，成为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情感生发剂，而此语的文化主题反被掩盖。按此条文意，顾炎武的态度可以理解为:亡国则无奈而也可以搁置，亡天下则无可退避故不得已;若只是亡国而非亡天下，则匹夫可以无责。因为文化本质上是生存方式，故“亡国(指朝代)”与匹夫无关，而生存方式的突变则与每个人都相关。

六

“宋世风俗”一条，表彰宋代风俗醇厚，士大夫“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

近人追述传统，亦往往表彰宋代。如陈寅恪《赠蒋秉南序》云:“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所说欧阳修《新五代史·冯道传》所引“四维”一节，已见本卷“廉耻”条。《冯道传》又说:“予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学古自名，而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多矣，然使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

义儿、冯道，其事本皆出于非正，欧阳修感激于此，以致诱导士习大变，下开风俗，上开治道，遂成为一代典范。如欧阳修、顾炎武、陈寅恪诸人，皆身处其境，以感而发，所见略同，诸人宗旨所寄托，当有殊途同归之致。

(两宋以后，《日知录》卷二十有“书传会选”、“四书五经大全”二条，文末亭林论当世士风之变有云:“愚尝谓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材，于斯为盛。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大约可以作为以上五条的接续。)

七

此五条以下，“清议”条极言“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名教”条极言“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洿之俗”，“廉耻”条极言“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重厚”条极言抑退“俚语辞曲”为“移风易俗之大要”。而“流品”、“耿介”、“乡原”各条，则论以“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为大戒。大抵与前五条相补充。以下“俭约”、“大臣”、“除贪”、“贵廉”各条，论士人为官，兼论士风。“禁锢奸臣子孙”、“家事”、“奴仆”、“阍人”、“田宅”各条，论士人为官当自知约束。“南北风化之失”、“南北学者之病”二条，言“江南之士”、“河北之人”，又言“今日北方”、“今日南方”，当出于亭林所亲见亲感。《明遗民录》云:“炎武生性兀傲，不谐于世，身本南人，好居北土。尝谓人曰:‘性不能舟行食稻，而喜餐麦跨鞍。’又谓:‘北方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之人，羣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其评论切中南北学者之病。”“士大夫晚年之学”、“士大夫家容僧尼”、“贫者事人”、“分居”、“父子异部”、“生日”、“纳女”，仍论士风士习，皆为官所当儆戒之事。“降臣”条与上文“禁锢奸臣子孙”条、“召杀”条相近，儆戒之意，出语尤其严重。“本朝”与“书前代官”二条，既为史官书法，又关大臣风节。所说“臣子之辞，无可移易，而当时上下亦不以为嫌者”，大抵亦以君臣名分大义为归旨。顾炎武已入清，书中行文均称“本朝”，称“先帝”，故此二条又不啻为顾氏之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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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681(2011)03－0069－03

2011－04－06

张京华(1962－)，男，北京人，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化史。

(责任编校: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