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娟

对建国初“17年”文学思潮的反思

刘小娟

在1949-1966年这17年文学思潮崎岖坎坷的前行之路中，既有成功之处，又有需要引以为戒的教训。分析了“17年文学思潮”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

“17年文学思潮”；经验；教训

中国20世纪的文学自“五四”发端以来一直呈现汹涌澎湃之状，但是，就像它一开始就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一样，它的发展也一直未能摆脱主流政治意识的束缚，一路走来深受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历程的影响。作为与文学相伴而行的理论指导——文学思潮却没有在刚刚结束战乱的新中国这一个崭新的时代中顺利地发展，而是在曲折迂回的道路上摸索前进，同样一直未能摆脱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

如果从整体上把握当代文学思潮，那么其呈现出的最大的也是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从总体上呈现出“从一元化向多元化逐步开放”的趋势，所谓的“一元化”主要是指建国后到1976年这一段时期内的文学思潮的主要特征——文学工具论。而这段时期的文学思潮又可以细分为：17年时期的文学思潮、“文革”时期的文学思潮。

在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长河中，本文主要截取1949-1966年这17年的文学思潮作为研究对象，分析“17年时期”文学思潮在其不断探索前进的道路中留给我们的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一、文学为政治的附庸：从属论与工具论

1949年7月，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序幕，为新中国文学思潮的发展定下了流向，同时也埋下了局限的种子。建国后“17年”及“文革”10年的文学界不论是理论还是创作实践的前行之路都充满了崎岖不平，这种前行路上的艰难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

“17年”文学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延安时期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延续，文艺的主要任务是：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流政治意识服务。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国家权利意识形态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文学成为了革命的话语形式，沦为革命为传达其声音而设置的“传声筒”。虽然，这些文艺的政策每每宣传之际都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但是政治以至“作为政治的具体表现形式的政策”的直接干预，致使文学直接沦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为实现其当下目的的工具。

文学的这种强烈的政治色彩并不是建国后才出现的，而是有其渊源。李泽厚曾经指出：“社会政治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最突出的位置，是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他方面的思想，如文学、哲学、史学、宗教等等，也无不围绕这一中心环节而激荡而展开，服从于它，服务于它，关系十分直接。”而钱理群由上述观点进一步阐述：“我觉得这个特点从近代、现代一直延续到当代。尤其是对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文学兴奋点一直是政治。”

在文艺政策中有着政治意识的强烈渗透，文艺性、审美性话语被政治性话语全面颠覆了，党内的主要领导人物多次对文艺界提出指令性的意见，这就使文艺界出现了“政治颠覆文艺”的怪象，造成这一怪象的主要原因是，新中国刚刚成立，新政府需要确定其政权的合法性，新的领导人物也需要在全民树立绝对的权威以达到牢牢控制全民思想的价值诉求。那么，基于这种价值诉求，文艺工作者就必然成了政府的虔诚的吹号手，文艺作品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新中国呐喊鼓劲，为新政府张目。“政治立场的高度统一，文艺为政治服务”就无可厚非的成为了“17年”时期文艺界的核心观念。

当时的文艺理论提倡这样的文艺工具论，这种文学是政治意识形态工具的论调在当时的文艺理论界大肆泛滥，并且进一步成为文艺创作实践唯一的指导思想。“政治是一柄高悬于艺术之上的达摩克斯之剑，任何丝毫的无视或者在权威者之外自以为是的解释都是异端邪说，都将受到训诫，甚至是惩罚。”这就导致这一时期发生的多次原本学术上的争鸣最后演变为政治上的批判。

二、不平等的对话：文艺论争背后的政治批判

真正的学术争鸣应该是对话性的，所谓的对话性就是参与争辩的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在发言权的分配上也是均衡的，争辩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某一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让一方打倒另一方，而是为了通过争辩澄清一些理论问题，让双方的思想素质都获得相应的提升，理论水平得以增强。

在学术问题上原本就不存在绝对的对或者错，存在差异的只是认识的深刻与否以及考虑问题是否全面。也就是说不存在质的差别，而只是量的差异。

然而，“17年”的学术争鸣由于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批评与反批评双方的情绪都异常激烈、亢奋，大量的非理性的抨击、讥讽甚至是嘲弄取代了正常的学术争鸣时应有的理性的推理和论证，而且双方在地位、力量上存在着悬殊的差异，批评者和毛泽东思想观念切近，拥有强大的政治后盾和强大的政治威慑力；而反批评者却只能依靠个人的力量，势单力薄。这样的差距无异于“一方牛刀杀鸡，一方以卵击石”，致使这一时期的历次论争都不可能是平等的对话性质的。这样的非对话性的论争就使得那些原本可以在论争中得以深化的理论惨遭流产，原本属于正常的文艺的论争，最后也因批评者强大的政治威慑力演变成为政治批判。

借“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实例，看一下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双方的不平等性的对话。这是建国后继对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之后的第三次大规模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胡风的文艺思想极为复杂，但其核心在于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提倡主体的“自我扩张”与“自我斗争”，用主观“拥入”客观，表现描写对象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并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关键所在。胡风这些观点受到了文艺界部分同志的批评，林默涵、何其芳发表在《文艺报》1953年第2、3期上的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两篇文章对胡风的文艺思想作了深入的批判；胡风对此进行了反批判，于1954年7月向党中央递交了长达30万言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对自己的文艺观点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并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但是，批判并没有到此结束，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编者按语”的“七月诗派”分子舒芜交出的一些信件，正式将胡风等人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至此，原本的文艺思想的论争演变成一场政治上的对敌斗争，最终，胡风入狱，2 100人受到牵连，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冤假错案。

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本应该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如果“17年”的中国文学界能够正确认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合理性，能告诫当时代的作家们在深入生活、对生活作实录时，还应该尽可能地调动作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用作家的主体去消化、处理所掌握的生活素材，或许17年的文学创作成就比我们今天看到的要突出得多。显而易见，“文学批评一旦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也就与无知愚昧，甚至是帮凶没有区别了。”

三、“双百方针”遭受干扰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此后，文艺界出现了短暂的活跃局面，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在这一年中都出现了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摆脱教条，冲破禁区，大胆探索的新气象。然而，这一方针被随后的反右斗争干扰，令人扼腕叹息。

“双百方针”遭受干扰体现在“方针”的具体实施的范围被限制。“人民内部的自由，是一条政治路线，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文艺工作者要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才可以运用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来创作。实际上，在提出“双百方针”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大鸣大放”运动，紧跟而来的就是反“右”运动的扩大化，大批的知识分子因为“鸣放”的言辞而遭到迫害。

四、总结

无论从20世纪文学的宏观视野还是从当代文学的具体构架来看，“17年”文学以及思潮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它似乎成为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道颇难跨越的门槛。

“17年”的文学思潮主流体现了文学与政治的高度一体化，在文学思潮指导下的文学创作成了主流政治意识的虔诚的传声筒。在政治利益高于一切、政治意识统领一切的年代里，作为延安时期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延续，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由于受到主流政治意识的强制渗透，无疑严重地忽视甚至是无视了“五四”新文学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的经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泛滥，甚至是强制文学作品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而且这种英雄应该是无所不能的，绝无任何缺点的“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表现工农兵英雄的生活，当然这种生活是不包括情感生活的，这样就开了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先河。

“17年”时期的特殊性就在于，国家和民族刚刚得到新生，长期受战争困扰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昂起头来过“人”的生活了，人们的精神状态处于空前的振

I200

A

1673-1999（2011）13-0112-02

刘小娟（1985-），女，河北迁安人，漳州师范学院（福建漳州363000）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与文艺理论。

2011-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