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颖清

全球价值链下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

涂颖清

从经济租理论导入来分析影响我国制造业升级的主要因素。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这与我国“世界制造业中心”的美誉不相称，之所以会处于这样尴尬的境地，其主要原因是我国不具有获取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经济租的能力。

价值链；制造业升级；“经济租”

一、全球价值链“经济租”理论

“经济租”是指由于资源本身的稀缺性造成的租金。在全球价值链的众多价值环节中，租金在链条各环节间呈不均匀分配。Kaplinsky和Morris将 “经济租”区分为内生的和外生的两大类。内生经济租中包括“技术经济租”、“人力资源租”、“组织结构经济租”、“品牌经济租”、“关系经济租”，还有以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的形态存在的进入壁垒。外生经济租包括“自然资源经济租”、“政策经济租”、“基础设施经济租”、“金融租”等等［1］。 另外，“经济租”还具有累加性，并且永远处于动态的变化中：已经得到的经济租会由于进入壁垒被突破而流失，由于技术扩散而消失；另一方面，新的经济租还会不断产生出来。因为经济租会随竞争而加强，进入障碍降低而减小，最终以低价或高质形式转化为消费者剩余。

二、我国制造业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

笔者认为，我国制造业升级是企业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要素之间的互相依存与强化是升级的动力来源。内生因素是存在于产业内部，在产业竞争力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包括技术能力、高级人力资本要素供给。外生因素是指制造业系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周围影响变量，主要包括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政策体系、国际贸易等影响因素。

（一）高级人力资本要素的供给

波特将生产要素划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初级生产要素是指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工人、资金等。高级生产要素则是指现代通讯、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高素质的人才、知识、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等。波特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想通过生产要素建立起产业强大而又持久的优势，就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2］。拥有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高级人力资本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明塞尔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可以提高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从而提高整个生产过程的生产效率。以与现代产业结构相匹配的技术工人队伍结构为例，发达国家的高级工占35%、中级工占50%、初级工占15%。而我国技术工人的结构却与之相反，据统计，在我国1.4亿职工中，初级工占60%左右、中级工占35%、高级工不足5%。由于高级工和中级工所占比重小，我国企业产品合格率仅为70%，每年因不良产品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 000多亿元。在近些年企业发生的各种事故中，有一半以上是因为职工岗位意识不强和岗位技能不高造成的［3］，这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

（二）技术能力

Bell和Pavitt认为，技术能力既是技术知识的集合，也包括技术的应用，后者属于管理或组织方面的问题。Humphrey和Schmitz指出，企业升级所需的技术能力可以是内生的（企业通过自身来逐步积累和提高技术能力），也可以是外生的（主要是通过对外直按投资的溢出效应以及GVC关系来获得技术能力）。GVC的知识转移过程不会自动发生，必须由领导企业来推动，领导企业并不总是支持链上企业升级，具体要看它自身的需要。因此，对我国企业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对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我国企业借助FDI的诸种溢出效应通过“干中学”实现从组装代工向OEM甚至ODM的爬升，但是，从OEM和ODM向OBM的转变往往会面临着价值链高端在位者的强力遏制，不断强化的适应低端国际分工体系的能力最终会导致企业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国内外的企业之间形成一种“俘获”关系。从整个产业的角度来看，这种广泛的“俘获”关系往往会因为其它国家和地区凭借低级生产要素参与竞争而导致国内产业的衰退［4］。

（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属于刚刚起步阶段，从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看，我国制造业发展模式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技术研发与设计投入、融资成本与风险、高端人才引进与培训投入等生产性服务严重不足。据测算，我国制造业的服务投入比例通常在12%-l5%左右，最高时也只有18%。而美、日、德等国同期水平一般在28%-30%左右。与此相反，我国工业品作为制造业资本品投入的比例却高达52%左右，而西方国家只有24%左右。

（四）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

价值链理论是在生产过程中一系列活动的集合和分离，而模块化则表现为价值链的组织形式和过程。20世纪90年代至今，台湾的资讯电子产业出现了宏基、鸿海、台积电等众多具有全球供货能力的合同制造商，他们通过集群发展，掌握了制造产能与供货，具有全球接单的综合能力，具有与美国硅谷创新活动互补的产品后段设计制造能力，形成了与硅谷双向、互补性的信息、技术交流的产业互动升级。

我国企业以模块化组织和模块化簇群的组织形式整合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资源，组建模块化网络组织，集聚各成员企业的优势资源，将各种能力要素协同在一个无形的网络平台上，通过不同组织模块之间的协作、创新和竞争，促进知识的流动、整合和创新，能够提高企业经营管理绩效、价值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

（五）国际贸易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际市场需求己发生了较大变化，国际市场需求变化反映在我国出口贸易中，就是出口结构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制成品国际竞争力还不强，出口产品结构中超过一半是初级产品。而到2009年，出口总额里面的“大头”是制成品贡献的，其中制造业出口比重最高的行业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二者占当年制造业出口额的比重分别为22.7%和5%，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和纺织业占当年制造业出口额的比重分别为2.8%和3.14%。出口结构调整相应引发了我国制造业生产结构的调整，1992年纺织业是我国制造业生产比重最高的行业，该行业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1.68%，到2009年，我国制造业生产比重最高的行业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该行业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2.05%，而纺织业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己下降为5.58%。

进口从供给方面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进口所带来的资本和技术要素积累。一国货物进口按照最终用途可以区分为资本品、中间投入品和消费品。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是国内资本品生产不足，因而资本品进口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政策体系

政策体系的作用关键在于消除经济转型升级的体制性障碍，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的政策保障。由于知识和技术的规模报酬递增性，导致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而且知识和技术积累能力的自增强机制使后发国家落入始终追赶发达国家的“陷阱”。因此，灵活的政策是我国在短期内实现产业升级的保障。

在当前多变的全球经济环境下，我国一方面应制定支持性政策，推动企业、产业、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并逐步形成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还要制定保护性的政策措施，降低嵌入全球价值链之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三、结语

首先，伴随商品贸易的全球化和资本投资的全球化，技术、高级人力资本与全球化相互作用。当前各国经济竞争由产品竞争、生产要素竞争转向科技创新能力竞争、高级人力资本占有竞争，对知识的创造和占用，已经成为各国提升综合国力的根本所在。在技术日趋复杂化、交叉化趋势的作用下，为更好地利用国际科技和产业资源，技术和人力资本全球化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作为知识和技术重要载体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由于自身的生理因素和社会环境的限制，需要20年左右才能收回。这就使得专业化人力资本及其所拥有的知识、技能成为21世纪以来最为紧缺的资本，全球化流动是必然的趋势。

其次，生产性服务业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品，贯穿于企业生产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诸环节中，从价值链分析的角度看，生产性服务业的价

F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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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1）13-0072-02

涂颖清（1972-），女，江西南昌人，博士，江西省委党校（江西南昌330000）经济学教研部讲师，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学。

2011-04-18

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2010年）规划课题“基于价值链理论的江西制造业升级路径和机制研究”（10YJ20）；中德合作管理培训项目江西行动学习子项目分课题之子课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转型升级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