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平

(河南理工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纵观底层写作，游走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缘人是最为典型的底层形象。他们是中国在世纪之交从农业向多元化过渡的社会转型期的特定产物，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所谓边缘人主要指走出家门转徙于异乡(一般都是较为发达的沿海城市)的农民，他们大多数从事简单的低层次劳力劳动，常常往返于家乡与异乡而且流动性强，一般通称他们为“农民工”。“农民工”这个词有两重意义:即“农民”和“工”。农民是群体身份的代表，是对本体和地域的认同，表明这个群体来自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工”则是现代性话语赋予这个群体的特殊身份，它代表着主体有意识地追求城市化、对主流社会物质生活的向往、离开农村融入城市等多重意象。当中国处于从农业社会迈进工业社会的转型期时，历史最先给珠江三角洲以机会，也给了这块土地以外的人某种希望和憧憬。伴随着“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浪潮，“一个个少女从农村低矮的房屋中，从枝丫交错的森林中，从小镇歪斜的石板街中走出来了。她们或提一个包袱，或夹一卷行李，饮泪告别家园，回首辞却父母，踏上了人生旅途的第一程。”［1］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乡土书写中，乡村是家园是母性是生命的源泉，女性纯良俊美质朴甚至带有诗意。但是，当乡村文明面对城市时，当这些昔日少女在城市用青春追逐梦想时，在都市欲望财富的笼罩下，迎接她们的又是怎样的命运。虽然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可心中有梦想的农民工，由于他们尴尬的身份和承袭传统农耕的习性以及城市现状的残酷，注定他们生存的艰辛，梦想的破灭，即使是付出了更多的血汗与代价。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多种层次，它们是:一是生理需要，也是生存需要，这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但它并不是需要的全部。在它之上或之外还有，二是安全需要;三是归属与爱的需要;四是尊重需要;五是自我实现的需要等。在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当中，生理的需要，是人们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如吃饭、穿衣、住宿、医疗等等，若不满足，则有生命之虞。这就是说，它是最强烈的不可避免的最低端的需要，也是推动人们行动的强大动力。显然，这种生理需要具有自我保护的意义，是个体为了生存而必不可少的需要。生活的磨难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低层面，也就是生理需要。与此相对应，往返于乡村于城市之间的边缘人的生理需要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小说《农民》中的牛天才在城市打工期间，修过马路、掏过下水道、化粪池，在建筑工地上作过小工……这些都是体力活脏活，但是他都不怕，就怕连这样的活也找不到。后来做起卖菜的营生，为了省钱越过菜贩子直接到河滩的菜地担菜，路上被当地的“歪爷”打劫，只好改做走街串巷的货郎。可是就算做了货郎的行当也不能安稳，仍然有地盘的划分，无故遭打是防不胜防的。和他同住的小伙子被人陷害扔进了下水道。再看他们的居住环境，“房间往两边分，中间是一条通道，又深长又狭窄，尽头给堵死了，连一扇窗户也不开，光线昏暗，空气更不流通。沿通道两旁，摆放着蜂窝煤炉、煤球、火钳、笤帚和乱七八糟的东西，到煮饭时间烟熏得睁不开眼，每个房间都很拥挤、肮脏，地板潮湿，耗子多得遍地都是，只有一个水管，就连上厕所也得排队。”

中国历来实行城乡分治，这种不公平的城乡体制的弊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愈发凸现。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确立，户籍制度的改革，乡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农民纷纷涌入城市，“乡村/城市”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的社会基本模式，乡村与城市的双向流动形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独特的生活景观。但中国的现代化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有一个时代落差，它不是社会本身现代性因素逐渐积累的结果，而是在外部条件的刺激下强行开始的。农村恶劣的生活条件，现实的贫穷迫使主人公逃离故土，来到城市寻梦。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城市就是文明和富裕的代名词，城市就是天堂。只要出门就能荣归故里，就能改变落后的故乡，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现代化一方面把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抛向城市，但另一方面，城市却没有能力完全容纳他们。城市对他们来说即是陌生的又是有距离的甚至是排斥的。城市不仅撕碎了他们精心编织的美梦，而且吞噬了他们的青春和尊严甚至是生命。更可悲的是，当他们需要落叶归根需要回乡抚慰伤痕时，其难度一点也不亚于进入城市。出门丢失的尊严，在故乡并不能重拾。出门会受到歧视，在故乡同样得不到温情。即使回到了故乡，仍然有村民之间的不理解，仍然要面对因贫穷而带来的另一种无尊严的生活。在他们的心里，城市和故乡是两把刀子，一把硬，一把软，但都伤人，都不是归宿。走出乡村的农民，是走不进城市的，他们遭受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苦难，处在社会的底层。他们只能长期漂泊在路上，出不去，也回不来，成为永远无根的漂泊者和异乡人。失根成了他们最深刻的命运悲剧。“彷徨于出门与归根之间的沉重”随时可以在底层写作中找到叹息。“一早起床，两脚齐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昏倒，七滴眼泪，八把鼻涕，久(九，久同音)做下去，十会死亡。”这首流传很广的打工民谣深刻地描绘出打工者的艰难生活。“本名民工/小名打工仔打工妹/学名进城务工者/别名三无人员/曾用名盲流/尊称城市建设者/昵称农民兄弟/俗称乡巴佬/绰号游民/爷名无产阶级同盟军/父名人民民主专政基石之一/临时户口名社会不稳定因素/永久宪法名公民/家族封号主人/时髦称呼弱势群体……”打工诗人刘虹这首《打工的名字》，用形形色色的称谓形象地展示了打工者生活的艰辛和身份的不确定。

而爱情婚姻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内容之一，边缘人的爱情婚姻更是复杂多样的。社会进步的同时，人们已经不羞于谈论性爱。而且恩格斯说，“现代个人性爱的出现是人类道德的伟大进步，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才是与人的本性和现代思想相符合的，没有爱情的婚姻则是不道德的。”［2］而道德则是人们行为的规范，以理性制约着人的社会行为。这种制约在多数情况下，就是自律，正如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所说的“道德律令”。而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道德体系会与新的道德发生碰撞，个人往往要为此付出沉重的生理与心理的代价并伴有命运的沉浮。一般来说，爱情对边缘人来讲，则是太奢侈的东西，他们的婚姻注定是缺少爱情的。因为他们的婚姻与一种极其现实的东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就是生存。在生存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何谈爱情。人们在贫穷的压迫下，常常失去自律，道德就无法保证，而生存则是最大的道德了。

《外面来的女人》中的小陈，从一个贫穷的乡村被贩到平原的农村，卖给农民来风作妻子。这样的婚姻对她来说是有名无实的，重要的是能通过婚姻得到金钱。她来到村庄后不久，就成了“公开”的暗娼，一次就几十块钱。她通过婚姻在一个小村庄有了一个合法的名份和安居之所，以此为“商业”的推进据点，终于占据全乡，让男人们为她疯狂，以至和村长都有瓜葛。当村民要将她退回原籍，以恢复乡村往日的平静时，乡长却认为，别说来风娶一个外地女人做老婆，就是娶一个外国女人做老婆也不是不可以。此外，乡长还给“开放”下了一个定义:“什么是开放?所谓开放，就是把我们这儿的人放出去，把外地的人放进来，其中当然包括女人。”可见，底层的婚姻根本没有爱情的意识，他们只要生存，对于买卖婚姻，他们不认为有什么错，对于婚姻以外的性，也不觉得有错。而且这样的结合从骨子里看至少是很“经济”的。安徽作家李肇正的《姐妹》中的主人公宁德珍和舒小妹两个女人由于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发廊，同一个出租屋里生活，成了好姐妹。宁德珍原本一家三口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丈夫在开机动三轮车时出了车祸，永远地离开了她和她的儿子。从此，她就失去了一个支柱，为了生活来到城市，为了在城市里能够活下去，就去出卖自己的身体。虽然很麻木，但她对爱情还是有所期望的，她把希望寄托在常先生上。常先生似乎是她的客人中唯一对她动情的一个人，她觉得自己还是有人去疼爱的，而且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她也想告别小姐的生活，通过和常先生的婚姻过上真正的城市人的生活。可梦想最后还是破碎了，常先生再也没来找过她，从她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底层想通过婚姻想通过性改变自身的命运是不大可能的。虽然渴望爱情婚姻，如作家徐非的《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中的阿秀，“写字楼与俺无缘/俺是坐在最偏远的车间/手握一张小小的名片/俺名就叫阿秀/七四年十二月寒风中颤栗/而母亲在颤栗中一分为二/从此降生一只小鸭嘎嘎而鸣/而今请注意我一米六零的体态/既不丰腴也不纤弱/我虽然不是诗/但有油菜花的诗意/我虽然不是绝好的模特/但宽大的厂服裹不住我颤动的青春/你不必顾虑/我择偶的条件不会太苛刻/年龄、身高、五官的政策可以适当放宽/有无婚史、住房及地域条件均可考虑/我虽然走惯了山村的泥泞路/但城市户口也不拒绝/如果你愿意与我北上/你必须懂得三月扶犁四月插秧/你必须懂得将生命的根须植入深深的土地/我不要你给我奢侈的山盟海誓/只要你爱得真诚爱得专一/我不要你给我金钱结构的小楼/只要你一方厚实的土巴墙/能遮挡我人生的风雨/如果是这样/我的心房向你敞开/你就径直来我们电子厂/采我三月的芬芳”。［3］但漂泊的生涯让边缘人的爱情婚姻注定只能是个美丽的传说。远离故乡，可能与家乡的爱人劳燕分飞，边缘人的婚姻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据一项调查显示:农民工离婚率远远高出城市，而且在这些离婚案件中，大多发生在有外出打工人员家庭。而客居异地，物质的贫困与身份的游离是无力获得爱情婚姻的。即使看到了爱情，有时也会遭到老板工头的抢夺。本来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就是赤裸裸的金钱权力关系，而在社会转型时期，金钱权力往往越过合理的权限，侵入到更私人的个人生活空间。对包工头们来说，对性的追求又被看作是身份的标签。《接吻长安街》是近年来专写底层苦难的作家夏天敏的一篇力作。小说以进城打工者“我”作为叙述视角，小说开篇第一句就是“在长安街接吻是我这些年最强烈的愿望，我不晓得我到底犯了什么邪，老是想在车辆首尾相接，人流如发了山洪水的长安街上与柳翠接吻。”在街上和心爱的人接吻，在城市人看来，是再平常普通不过的行为，在这里却成了打工者难以逾越的门槛。不仅是行动本身，更是指心理上的。他一次次地来到长安街上，却一次次地失败而归。我们可以清楚感受到城市对边缘人的心理上的无形压抑以及对人性的摧残。而“我”的女友柳翠也是传统乡村女性，她对在公共场合亲嘴的做法感到羞愧、不解，她拒绝接受这种行为，甚至大声叫喊反抗。结果，“我”被误认为流氓，不仅被围上来的市民痛打一顿，还被带进了派出所。现实的残酷彻底击碎边缘人的理想，虽然在城市人看来简直不当回事的愿望，却让冷冰冰的现实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压下去。不仅形式上不能融入城市，精神上更是不可能，更不用说真实地进入城市生活。“我的命运大概是永远做一个城市的边缘人，脱离了土地，失去了生存的根，而城市拒绝你，让你永远的漂泊着，像土里的泥鳅为土松土，为它增长肥力，但永远只能在土里，不能浮出土层。”对边缘人来说，城市永远是一副冰冷残酷的面孔，有自己固有的规范和制约，将规范外的人与事拒之门外。表面上是接吻理想的破灭，其实是打工者对于城市幻想的破灭，是想象之城的美好与现实之城的残酷的最好揭露。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A lain Touraine)在论及法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时说，法国正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就是说，全球化时代的法国由一个等级差别式的整体结构变成大量个体不断被甩出结构之外的一场马拉松。［4］而当今的中国，情况更为严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已经被抛出比赛之外，贫穷牢牢地抓住他们，他们的婚姻远远没有达到“道德”的标准，他们只是原始地生产后续劳动生产力，爱情只是水中的月亮。

综上所述，边缘人在进入城市之前承受着不公平制度的伤害，在进入城市以后仍然遭受着精神上的歧视与肉体上的压榨。更可悲的是，徘徊于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文明”与“落后”之间的他们渐渐丢失了自己的身份。同时，他们游走于城市和乡村的两端，既长期经受农业文化的熏陶，也感受着现代都市的文明气息。在农业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过程中，他们的生存境遇呈现出在单一文化语境下所不具有的新质，人物的内涵也更加复杂丰富。希望有朝一日，边缘人不再边缘，农民工不再漂泊，底层写作不再是热门叙述。或许不久的将来当代文学史上将会出现另一种新的书写，或者书写另一种人物形象，我们更期待这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

［1］陈秉安．来自女儿国的报告［A］．参见杨宏海主编的打工世界［M］．北京:花城出版社，2000．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徐非．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J］．外来工，1994，(9)．

［4］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J］．社会学研究，19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