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胜

(青海交通学院 基础部，青海 西宁 810028)

“吉祥物”，就是指吉祥的或者能够给人们带来吉祥的事物。用鲁南的方言来解释，就是“好东西”。这种好东西好就好在人们认为它有一定的超自然灵力，是民间专用于祈祥的东西。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吉祥物具有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这种神秘的力量又可以施加予人，从而给人带来吉利和好运。因此这种用吉祥物来祈祥的习俗，可称作吉祥习俗。婚俗作为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吉祥物在其中自然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功用。本文尝试就鲁南地区婚俗中吉祥物的功能、特点及其演变作一简单论析。

一、吉祥物的功能

拉德克利夫一布朗(Radcliffe——Brown)在其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指出，文化人类学有两种研究，一种是历时性研究，另一种是共时性研究。后者研究的是文化的本质、结构和功能，是横向性的研究。共时性的研究不考虑文化的历史和起源，而是将文化看作一个整合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文化的每一个因素都扮演一特定的角色，都具有一种功能。［1］(P121)功能主义理论的另一杰出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也主张文化是一个整体，任何文化现象都应置于文化整体中去考察。他指出:“文化功能主义的看法定下了这样的原则:在每种文明中，一切习惯、物质对象、思维和信仰，都起着某种关键作用，有着某些任务要完成，代表着构成运转着的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1］(P130)他明确指出:其研究目的“在于以功能的眼光来解释一切‘在发展水准上’的人类事实。”［1］(P131)由此可见，英国功能主义学派试图在考察文化功能的基础上来解释文化的本质。在博大精深的吉祥文化中，吉祥物之所以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就在于它在吉祥文化中所发挥的重要功能和作用。

鲁南婚俗中的吉祥物为数众多，林林总总，不胜枚举。从时效上来说，婚俗吉祥物是用于婚礼这一特定时日的，因此自然有其特别之处。就其功能和用途来说大致有祈婚的、祈孕的、祈子的、祈寿的、辟邪的、禳灾的等等。在婚俗的不同阶段、不同场合、不同婚俗事象中吉祥物的种类和功用是不尽相同的。比如嫁前添箱时用的银元或铜钱(现在一般以一元硬币来代替，因银圆和铜钱已不易找到)，用其来压到箱子或柜子的四角，其用意很明显，就是希望新人将来能够发大财，金银满贯，过上殷实富足的日子。嫁妆上要插松枝，其吉祥意当有三层:一为松柏寓意长寿或长生，民间常有“万年松”一说，可见这是用来祈寿的;再者在鲁南民间俗信中松枝有辟邪、禳灾、祛病等功用，可以为新人消灾除难;三来“松枝”

为“送子”的谐音，由此可知其还有祈子的功能。一束小小的松枝，寄托着人们如此多的美好祝愿，正印证了其为吉祥物之吉祥本色。陪嫁之物中的“子孙罐”、“子孙被”，其功用相当直白，是用来祈子的，自然希望新人子孙满堂，家业兴旺。

再看送嫁时使用的吉祥物——“蛋鸡婆”。鲁南婚俗中，有“挎鸡”这一习俗。所谓“挎鸡”就是由新娘的同族中年龄较小的侄子或弟弟在出嫁当天用箢子(鲁南乡间的一种盛物器具，用竹篾等编成)装上一只黄毛色的母鸡挎送至新郎家中，与新郎家事先准备好的置于洞房榻下的“床公鸡”放在一起。这黄毛色的母鸡便称为“蛋鸡婆”。在“蛋鸡婆”的挑选上是颇讲究的，一定要选平日产蛋多、毛色金黄且健壮肥硕的母鸡来用。其含义亦不言而喻，蛋鸡在此之所以为瑞禽，当与原始的生殖崇拜遗留有关。蛋鸡的繁殖力极强，一日产一蛋，人们视其为生殖力的象征而加以崇拜，与此相关的当是蛋生殖崇拜。有学者指出，蛋生殖崇拜当由卵生殖崇拜演化而来。卵生殖崇拜是建立在卵生人观念基础之上的。卵生人观念的产生，可能跟狩猎时代的人们经常见到卵中生出小鸟的现象而推想出人种的产生有关。［2］典籍所载不少神话都反映了卵生人观念。《山海经·大荒南经》中说:“有卵民之国，其民皆生卵。”生卵意即生于卵，郭璞注:“即卵生也。”《诗经·玄鸟》所记殷商始母简狄吞卵生契神话，亦包含了卵生人观念。受卵生殖崇拜观念的支配，替代“卵”的蛋，进而产蛋的鸡，遂成为象征生殖力的吉祥物，成为人们祈求生育、保育、长寿等的对象，自然也被用于婚姻、祈子等人生习俗。鲁南婚俗中在送嫁的行伍中有一人专司放路炮，可见人们对此习俗的重视程度，这一切皆为着求平安顺利之故。送嫁途中新娘事先还要准备一些“顶针”。众所周知，婚礼一般选在好日子举行，既然是好日子，那么就可能在路上遇到别家婚嫁者，当出现此种情况时，新娘便取出一个顶针扔于道上。顶针有针锋相对之意，意即这好日子的吉祥气可不能让对方均分，一定要自家独占才可。于是乎顶针一出，祥瑞皆为我有，对方却沾不到边了。此处顶针作为吉祥物恐怕只是对某个人或是家庭而言了，不免带有损人利己的霸道气，同时也似乎具有黑巫术的味道了。但对于施用者来说，绝对是吉祥之物。

到了新郎家举行婚礼时，一般要向新人头上撒麸子，“麸子”当为“福子”的谐音，即祝愿新人美满幸福，多子多福之意。而现在一般为彩纸屑、彩带等物所替代。鲁南婚俗中的吉祥物当以撒帐时使用的最具典型，最有代表意义。撒帐上的吉祥物主要有四种:枣、栗子、花生和麸子等。枣为早的谐音，意谓早生孩子，当为祈孕的祥物。栗子即立子的谐音，也是祈盼早日有子的意思，当为祈子的瑞物，二者合起来意即早生贵子。花生按鲁南民间的说法就是“花搭着生”，意即不要只生男或只生女，应该间或生之，以便儿女双全，子孙满堂，龙凤呈祥。麸子上文已提及意谓福子，也是祈盼多子多福的。另外，撒帐时用的桂圆当为“贵圆”的谐音，是富贵团圆的意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以上所列举的仅仅是鲁南婚俗吉祥物的一部分，我们只能窥其一斑，然综上观之，我们不难发现，在林林总总的吉祥物中就其功能来说，以祈孕祈子的为数居多，原因何在?生育繁衍是人类社会世代关注的问题。鲁南地区是孔孟之乡，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其影响可谓根深蒂固，不仅表现在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更突出地表现于人生中通过仪礼之一的婚俗上。受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教条的影响，鲁南民间崇尚多子多福，俗信中“有子便是福”、“儿女双全”、“子孙满堂”的观念深重，而婚姻又是生育的前提和合法保障，因此在婚俗中对祈子、多育尤为重视，故而婚俗中出现以祈孕祈子为终极目标的吉祥物就不难理解了。

巫术的研究一直是文化人类学者尤其是功能论者研究的重要领域。马林诺夫斯基特别强调巫术在人生中重要活动或关键时刻的功能，他指出“……有许多比宗教更富有实践性、更有确定性、更有局限性的活动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仪式活动类型，……此类活动统称为巫术。”［3］(P84)“巫术是企图借助超自然的力量对某些人、事、物施加影响或给予控制的方术。”［4］(P312)巫术分为白巫术、黑巫术两种。白巫术又称吉巫术，黑巫术又称凶巫术，白巫术是为祝吉而施用的。从鲁南民间对吉祥物的应用和特性分析，有人指出吉祥物的运用，实质上它是吉巫术或者说是白巫术，吉祥物便是操术者使用的法器(或灵物)，并进而推论出鲁南的吉祥习俗和吉祥物其实就是东夷遗风。［5］笔者基本同意此种观点。吉祥物的应用(或者说是其功能的显现)与巫术在利用超自然力量的手段上是一致的。巫术有模拟和接触两种方式。［6］(P21)纵观鲁南婚俗中的吉祥物，尽管花样繁多，其手段仍不外乎模拟和接触。仍以撒帐为例，“撒”是一种接触，它是利用新娘与花生、栗子、枣诸类事物相接触来求吉祈子的手段，撒出的麸子皮、栗子、花生、桂圆等物则是模拟，谐音寓意。

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是二元性的，即他认为文化在满足个人生理与心理的需求的同时，必须满足社会整体的需要，但他更强调前者，认为“任何文化的理论都要以人类的生理器官的需要为开端”。［1］(P131)鲁南婚俗吉祥物的功能恰恰印证了马氏的这一观点，婚姻的终极功用是实现人类种的繁衍，并对之加以约束和规范。诸种吉祥物不论是祈婚的还是祈孕祈子的，无不传达了人们美好的祈盼，从而使吉祥物在鲁南婚俗中扮演着举足轻重而又特色独具的角色，发挥着它的重要功能。

二、吉祥物的特征

鲁南是孔孟之乡，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一直处于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的中心地带。无论称作东夷文化还是海岱文化，鲁南都是它的发祥地之一。因此在儒家文化和东夷文化这二种文化交融并存的大文化背景之下，鲁南的吉祥物尤其是婚俗中的吉祥物自然便具有了独特而鲜明的特色。

(一)象征性和寓意性

象征，作为一种艺术手法，是“借助于特定具体的事物，寄寓某种精神品质或抽象事理”。［7(P548)它主要是通过联想的作用，把主观意识托附于客观事物，使特定具体的事物(象征客体)呈现出抽象的意蕴。寓意，则带有比喻的性质，指乙事物的表面征状中寄寓着甲事物的深刻意蕴或事理。在鲁南婚俗吉祥物的特征中，象征性和寓意性是最显著的特点，吉祥物的功用大多来自象征和寓意。这些吉祥物可能是日常最平凡的东西，正是人们自身赋予它超乎自然的灵力，它们才变得异乎寻常，成为吉祥物。如花生、枣、栗子等均为人们日常食物中的干果，然而通过象征和寓意，它们就不同寻常了，成为人们祈孕、祈子的瑞物，增加了其神秘色彩。象征人类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指出:“日常生活的许多具体和平凡的活动都类似于原始人仪式活动的特点，都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1］(P300)诚然，鲁南婚俗中的吉祥物也正是在象征和寓意的基础上发挥其价值的。

(二)祝福性和祈盼性

“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谓之吉祥。吉祥物作为吉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热爱生活，努力创造幸福、美满的生活这种积极心理的外在反映，因此吉祥物是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其本身寓含着强烈的祝福性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吉祥物在心理上还具有祈盼性，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的人们的心理需求和实际需要，在心理上能够起到慰藉、安抚作用，给人以精神上的振奋和鼓舞。吉祥物这种表达美好愿望，祈祝理想结果的特殊功效，正是因为民众俗信中认为吉祥物具有超自然的灵性和力量，所以人们才将它用于实现美好的可望而不可及的愿望。如“添箱”时用的银圆、铜钱亦或硬币等都是意在祝福和祈盼新人将来能够家财万贯，生活富足殷实;而“撒帐”四宝——花生、栗子、枣、麸子，同样在于人们祝福新人，希望他们早生贵子，儿女双全等等。

(三)时限性和空间性

新结构主义人类学的代表利奇(Edmund Ronald Leach)认为:“象征代表了属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事物，……象征总是潜在地具有多种解释，只有当象征作为一整套文化的组成部分并与其他象征进行对比时，它们才产生含义。”［1］(P293～295)利奇特别强调情境的因素，因此，要正确理解象征的主题，就必须详细研究该象征的文化背景。而一定的情境和文化背景总是处于特定的时空中的，作为更加具体的民俗事象的吉祥物更是如此。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是说人类因生存环境的不同，会形成迥然相异的民俗文化，深受各地浓郁的民俗文化熏陶的吉祥物，更带有明显的时空性。鲁南地区作为它特定的地理空间，而婚礼又作为它特定的时间维度，使得鲁南地区婚俗中的吉祥物处于一个时空交错的坐标之内。例如闹房的“刷秫”，花烛之夜置于洞房窗外，用以避邪守护，只有此时此地是物才成为吉祥物。否则，它只是炊帚。改在元宵节，经年的炊帚非但无吉利可言，反倒以其为不祥之物，往往被人们一炬焚之。鲁南婚俗吉祥物是鲁南地区信仰习俗的产物，它一旦脱离了所属的时空坐标，脱离了所属的文化圈或传说圈，那么也就丧失了其独有的灵力。如“挎鸡”习俗只在鲁南的滕州境内存在，而周边的山亭、薛城、微山、曲阜等区县皆无此俗。

(四)稳定性和变异性

作为吉祥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吉祥物，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综合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文化追求等，逐渐沉淀、积累下来的。因此吉祥物是在历史上约定俗成的固定的东西，这与在很多场合和语境中被临时借来表示吉祥的事物不同。”［8］与其他民俗事象相比，婚俗中的吉祥物变化幅度较小，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众多吉祥物大多依然如故，祈孕祈子祈福祈寿等的吉祥物，仍有相当高的使用频率。诸如上文中所列举的一些吉祥物，在今天仍为人们所接受和使用。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民俗的传承性所使然，但更重要的是在于它反映了人们美好的追求，尚能适应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需要。比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积累财富便成为众人关心的热门话题，于是在鲁南婚俗吉祥物中便相应加强了对“添箱”的重视程度:银元、铜钱或硬币之类不仅置于柜子里、箱子里、嫁妆里，甚至连缝制被子时也放上几块硬币，无疑是希望新人能够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尽快发家致富。这种吉祥物在稳定中得以加强，说明了人们对钱财的渴望。具备稳定性的特征，绝不是说吉祥物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在吉祥文化的发展流变过程中，新的吉祥物的出现、旧有吉祥物的发展、变异或者消失都是正常的。关于其变异性和时代性特征，笔者将在下面的篇幅中详加论析。

(五)俗信性和娱乐性

现今鲁南地区的民众对婚俗吉祥物的信仰习俗已经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迷信、盲从转而成为俗信，即“信而不迷”，人们普遍遵循着“信则有之，信之则灵，不信亦无妨”的原则。“迷信是对事象的因果进行歪曲认识的观念或实行歪曲处理的神秘手段，他具有十分浓重的自发性或盲目性。”［4］(P268)而俗信则与之不同，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达，人们文化程度的提高，“一些迷信事象在流传中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神秘色彩，失去了神秘力量，人们在长期生产与生活的经验中找出了一些合理性，于是把这些事象从迷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习惯。”［4］(P269)这些传统习惯无论在行为上、口头上或心理上保留下来，直接间接用于生活目的，这便是俗信。俗信对社会生活没有什么弊害，有的俗信往往在人们的心理上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婚俗吉祥物信仰便属于俗信的范畴。当今，人们在婚俗中施用吉祥物，与过去的老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往昔，人们大多是迷信或糊里糊涂地盲从，现今传承依旧，大都是顺应习惯，点缀生活，增加娱乐氛围。如过去人们用五谷杂粮撒打新娘的程序，在古老的信仰中，这是“打煞”、“驱邪”的迷信;而现今婚俗中的此类吉祥物已由粮豆改为麸皮或五彩纸屑、彩带等物，已经转化为祝吉的意义。

三、吉祥物的演变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作为鲁南婚俗吉祥物也处在不断地传承、演变和消亡之中，当然新的吉祥物出现亦不足为奇。关于吉祥物的演变，上文中已有所提及，之所以在此详加论述，主要是通过考察它的演变可以看出其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从而得出一些较为科学的结论。

鲁南地区婚俗中的一些习俗已经发生了变化，如以前的“闹洞房”或“闹新娘”之风现在已经改为“闹伴娘”了;除贴喜联外，现今又兴起扎“彩虹门”之风等等，因此作为婚俗之一的吉祥物也发生了演变。

例如，红色为传统婚俗中的主色调，鲁南地区也不例外，因为红色能够烘托喜庆、热闹、欢乐的氛围，属暖色，象征着红红火火，兴旺发达。作为婚俗中的吉祥物，红色的事物自然必不可少。从新娘的穿着上可见一斑，红袜、红鞋、红色的新娘装、红手套、红丝巾、“蒙脸红”(红盖头)等等，可谓是“红妆艳裹”。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差距的缩小，尤其是在城乡结合部，乡村的女性在出嫁时也开始化新娘妆，穿婚纱了，由此象征喜庆红火的传统的红色新娘装逐渐为婚纱所取代，与之相应的是婚纱的颜色也不再仅仅拘泥于红色(俗称大红)，她们大多改穿粉色，更前卫一些的穿白色的婚纱。这在传统婚俗中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当地喜事用红、丧事用白，二者完全对立，而在时下这种变化已为广大乡民所接受，不再视为“离经叛道”或“大逆不道”了。

以上所列举吉祥物演变的例子，只能略表其一斑。但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民俗事象和民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婚俗吉祥物恰恰印证了民俗的传承性和变异性辩证统一的关系。民俗学理论认为，民俗的传承性与变异性是两个矛盾统一的特征，只有传承基础上的变异和变异过程中的传承，绝没有只传承不变异或一味变革而没有传承的民俗事象。［4］(P39)鲁南婚俗吉祥物之所以会发展演变，不论是自发形成的，还是人为有意识地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变化都是符合社会前进方向和民心所向的。其次还应当与由迷信向俗信的转变密切相关，“信而不迷”的态度使得制度化宗教、迷信等基本丧失了对吉祥物信仰习俗的影响。加之外来吉祥物的传入和接纳等等，也都是当今吉祥物出现演变的重要原因。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尤其是鲁南地区中心城市和卫星城镇的建立，居民完全由土著农民构成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传统的民俗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的传统民俗正在受到冲击，其传承必然受到影响，在传统因子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质素，且城乡差异在逐步缩小。通过对当今鲁南婚俗中吉祥物的分析，笔者认为，吉祥物作为鲁南婚俗中独特而内涵丰富的民俗事象，在婚姻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其他领域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功能，并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鲜明特征。因此，鲁南婚俗中的吉祥物将会持久地存在，并在顺应社会，与时俱进地发展演变中变得更加美好。人们对吉祥物的使用，将只是对美好愿望的表达，而不是盲目地迷信。各种吉祥物的神秘光环将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渐淡去，其俗信性和娱乐功能，将会随之与日俱增，并以其更加绚丽的色彩点缀生活。

［1］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向柏松．吉祥物与自然崇拜［J］．民间文学论坛，1998，(4)．

［3］史宗．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M］．上海:三联书店，1995．

［4］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新版)［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3．

［5］高潮．鲁南的吉祥物和吉祥习俗［J］．民俗研究，1997，(1)．

［6］弗雷泽．金枝［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7］唐松波，黄建霖．汉语修辞格大词典［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

［8］王韶松．吉祥物:吉祥文化的“活化石”——试谈吉祥物的特点［J］．民俗研究，19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