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萍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 杭州 311121)

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征程中，历经革命、建设、改革，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创立和发展是与邓小平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承前启后，勇于担当，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团结依靠党内外同志和人民群众，成功领导了中国社会主义的转型，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一、传统与困境

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所曾经遭遇的困难，从根本上说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特有的艰难性复杂性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理论。但落后国家究竟能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还是一个“前沿”问题。改革开放后，国内理论界曾经对马恩晚年的“东方思想”，有过影响和范围都比较大的讨论。所谓“东方思想”，就是指马恩当年在讨论俄国革命问题时阐发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主要涉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①有无可能、以及在怎么样的条件下可以走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即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马恩的看法是：不排除落后国家利用独特的社会结构，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是，一般而言它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从而弥补本国历史发展的缺失。“要一个处在较低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有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②总起来说，马恩倾向于认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直接搞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合乎历史逻辑的现象。

1917年，在资本主义落后国家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引发了欧洲工人运动内部的严重分裂。多数社会民主党都反对、否定这场革命，但也有人坚定支持十月革命。事实证明，十月革命作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面对难得历史机遇的伟大创造，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传播。然而尽管如此，俄国作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并不充分这一事实仍然存在。对于这一点，列宁在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实践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他强调要通过无产阶级国家的领导，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经济，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他领导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放松国家对私人经济的控制，“向资本家学习”，探索通过“改良的”、“迂回的”道路通往社会主义。他还思考过建设“合作社”的社会主义。但是，由于历史境况的严苛，列宁的探索没有能够继续下去。

斯大林领导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斯大林模式”在社会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也是一种理论和制度创新，有它重要的历史地位。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为开端的“传统社会主义”，曾经是世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给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带来希望，它甚至极大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当代世界格局。但是历史规律是无情的。到上个世纪晚期，传统社会主义后劲乏力，出现动荡。其实，“苏联模式”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问题：第一，主观上坚持生产关系方面的社会主义特征，与客观上生产力自然演变的历史过程相脱节，其现实困境就是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效率是否可持续的问题；第二，战争和备战条件下形成的各方面权力高度集中，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繁荣、社会发展所要求的广泛参与、自由宽松、法治等存在着一定背离，其现实挑战就是共产党应当建立怎样的国家领导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以及如何改进党的执政方式。除了时代的大环境因素之外，这些问题都与当年俄国的“落后”有重要关联。而它们被充分认识需要一个过程，通过改革进行调整更需要历史的契机。但令人扼腕的是，在苏联74年的历史中，执政者始终没有掌握好、运用好改革这一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发动机”。

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也努力从国情出发进行探索。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我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主要还是学习了苏联的范式。同时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比之俄国当年更落后，因此苏联模式的问题我们也存在。又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逐渐往“左”的方向发展，过于依靠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解决和平建设中的问题，最终犯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使人民的利益和党自身都受到严重损害，一定程度上也搞乱了社会主义。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实质上是党心民心对“极左”路线的一次大“逆反”。它昭示中国社会主义必须重新定位，选择新的方向。

二、历史性决策

1977年7月，邓小平在全党的呼声中，在十届三中全会中复出。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发挥了关键性的重要历史作用，引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走上社会主义转型创新之路。

邓小平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1978—1982）；第二个阶段从十二大到十四大（1982—1992）。

第一个阶段邓小平的主要贡献是克服阻力，正确处理历史问题，推动中央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面对千头万绪的问题，邓小平首先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思想路线的清理、理论是非的清理。当时用了一个非常传神的词——“拨乱反正”，即把被“左的”思想搞乱了的思想路线纠正过来。用邓小平的原话讲，就是“恢复过去正确的东西”。他强调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的重要指向，就是剥离、破除“传统社会主义”中已陷入僵化的、教条的那部分的束缚。为此他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反对“两个凡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首先是“继承”，致力于正确传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脉”，这也是后来中国的改革比之于苏联等国的改革的根本区别。中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成果基础上的改革，而非彻底否定传统社会主义的“改革”。今天我们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应充分评估邓小平领导下的、党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所作的正确选择的意义。正是这种继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维系和巩固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可以与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事业后期的“南方讲话”相媲美的，是他在改革开放早期的“北方讲话”。这是1978年9月，他访问朝鲜回来，从东北入境，一路视察了黑龙江、吉林、辽宁、沈阳军区、鞍山、天津等地，沿途作了6次讲话③。在这些讲话中，他阐述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观点：（1）实事求是。他尖锐指出，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党正确政治领导的成果，应该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表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上，这是最大的实事求是。（2）反思苏联模式。他说，我国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要重新考虑。苏联搞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并没有搞清楚。众所周知，当时苏联还处于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期，其自我定位是在进行“发达社会主义建设”。但邓小平已清醒地意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局限性和不可持续性。（3）必须改革。他反复提到改革，说：上层建筑非改不可，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要给企业自主权。还说企业和生产队都要搞民主管理，搞责任制，农民也要有民主权利，要允许农民搞集贸市场，搞自留地。看得出，邓小平此时思考的改革已经涉及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等广泛领域，甚至有些政策已经考虑的很细致了。（4）必须开放。他不断强调，关起门来不行，要以世界上先进的科技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这里有一个背景，1978年5月，副总理谷牧率领了一个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西欧五国考察经济④，回来向中央报告了西方经济发展的现状，引起很大震动。邓小平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意识到，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加大了，比解放初大。因此强烈意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越封闭越落后。（5）强调按劳分配。他说，要真正搞按劳分配，不搞平均主义。毛泽东同志过去讲过，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好起来，要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他正确地指出了平均主义大锅饭是（计划）经济发展逐渐低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些讲话，集中反映出邓小平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他认为只有通过改革，重新调整方针路线和政策，才能使中国社会主义重新走上健康快速的发展之路。他要让国家尽快强大起来，人民日子尽快好过起来。在随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一篇后来被称之为解放思想“宣言书”的讲话，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其内容承接“北方讲话”，坚定果断，一气呵成。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会议，议题聚焦之一，就是要不要以及如何对党和国家的工作作出调整。有人虽然不反对调整，但只是在一般的阶段性工作重点的意义上理解这个问题，事实上还是要延续原来的路线。而邓小平等坚持的，是要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全局性地、长期性地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最后，经过党内民主程序，邓小平的意见获得了多数支持。这样就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创造了有利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重要的中央全会之一，其伟大意义：第一，明确了全党全国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第二，开启了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型之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第三，十一届三中全会还在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这使得党可以比较顺利地实行改革开放路线。这也说明，中国共产党党内健康力量的强大和生生不息，党具有很强的自我修错能力。

1981年举行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决议直接在邓小平领导下完成，邓小平指导性谈话有9次之多。他说：“决议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⑤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对毛泽东个人的客观评价，也关系到对党、对国家整个历史的正确评价。邓小平既反对对毛泽东继续搞迷信，更反对全盘否定毛泽东。他主张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但是要总结历史经验。他认为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很重要的是“心情太急了”，没有把握好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的关系。所以他提出，不能把错误都归结为个人，毛泽东的错误我们都有份，根本的还是体制问题。“决议”在全面总结建国以来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最终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同时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从中吸取教训。今天看来，这一做法不仅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正确评价党史国史上的重要人物，以此作为改革的重要政治基础。其意味着：一方面，党深刻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必然性，不再拘泥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模式的束缚，开始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另一方面，党同样认为在改革中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能背离社会主义。事实表明，稳妥处理历史问题，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利发展的重要前提。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邓小平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核心领导作用。

三、开始“第二次飞跃”

从十二大到十四大，是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要概念和命题，由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在这个阶段，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以一系列“新话”，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随之展开。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拓和奠基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联系在一起的，前者是后者的实践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总结、概括和升华。正如十七大报告所强调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者。总之在“道路”和“理论体系”两个方面，邓小平都具有开拓者、奠基者的伟大历史地位。

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

首先，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鲜明地表明，中国党不再是一般地、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包括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不再局限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理解和模式，而是致力于探索本国国情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发展成就巨大，理论创新不断推进——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始终没有移易和动摇，我们党所有理论创新都是在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在不断解决时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新挑战。

其次，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即以实事求是为精髓、表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样成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部内容的哲学基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式概括，最早是毛泽东的创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们党恢复了这一思想路线，并在前面加上解放思想，重在强调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之后，鉴于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中共十六大又对此作了重要补充——将“与时俱进”写入思想路线，意为坚持实事求是，还要不断跟上时代的前进步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拓展和延伸，完全依循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念和学理基础。

其三，邓小平理论的内在逻辑和邓小平个性鲜明的思维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并成为这一理论体系的一个鲜明特色。众所周知，邓小平理论的根本的首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此，邓小平自己作过多次说明。1987年10月13日，他在同外宾的谈话中，讲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之后，说：“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这涉及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所有方面的问题。”⑥“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就是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前提就是“对问题作出自己正确的理解和判断”。在这里，邓小平明确阐明了他的理论逻辑和思维特点，就是先搞清楚问题的本质，搞清楚事物的真义，然后才来进行应对和处理。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所决定的基本态度。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都表明，人们总是依据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来实践社会主义的。所谓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特定的社会主义观。苏联模式反映了斯大林时期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社会主义也是由那个特定时期党对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解和认识所决定的。这也是邓小平认为不能把错误都归结为某个个人的原因之一。因此，“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提法本身，就是邓小平理论特有的内在逻辑的体现。正是因为重新认识了中国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特质，才作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才制定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才体悟出了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回答，不仅为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探讨打开了广阔的空间；而且它反映出来的逻辑思维方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续发展中一再显现出来。邓小平之后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又提出“建设怎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深刻地回答了这些问题。2008年，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之际，胡锦涛在上述三个问题的基础上，又继续提出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同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这四个问题。⑦显然，邓小平理论的思维逻辑和理论推进方式，由于其直指问题的本质，穿透性强，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

其四，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科基础。邓小平理论作为新时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开创性理论成果，有一系列重大的创新内容。逄先知、冷榕等曾经将它概括为八个“第一次”：（1）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2）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3）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4）第一次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5）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外开放的理论；（6）第一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7）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8）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⑧党的十五大认为邓小平理论具有“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它包括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⑨。今天看来这一概括和评价依然正确。正是邓小平理论的独创性和系统性，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山之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特定方面的重大展开，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重大理论贡献，但的确也可以理解为是邓小平理论（曾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同义语）的延续性发展、拓展性发展，并没有离开这一理论的学科基础。因此党的十七大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她们统一起来。正如胡锦涛所说的，没有邓小平的核心领导作用，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⑩同样，没有邓小平理论的奠基，也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最终要落实到“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邓小平理论的认识成果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义的主要内容，以及继续深化发展的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基础理论，主要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前三者都是由邓小平理论创立，然后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继承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创新成果。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揭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首先需要找准定位，认清自身特定的历史方位。

我们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过程中，深刻认识到“超越阶段”是当代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的教训。为什么会“超越阶段”？关键就是没有弄清楚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的特殊性，把“特殊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等同于按照历史逻辑常规发展后的社会主义；没有做到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一定程度上还是忽略了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这里既有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处，也有经验主义地照搬苏联模式的地方。总之在历史的纵向和横向坐标中都没有找到自身合适的历史定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汲取历史教训，重新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所处发展阶段的理论成果。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这是中国在诸多历史条件综合作用下的一种必然选择，虽然体现了社会形态的跳跃性但有极大的历史的合理性。但这一前提下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不成熟、不完备的社会主义，各个方面都具有过渡性的特征。从时间概念上讲，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时，终于完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时，大约需要一百年。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立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这一理论在党的十三大提出后，历届党代会、党的相关重要决议都坚持这个定位，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表述也一以贯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我们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始终以这个基本国情为出发点。十五大曾在此基础上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十七大进一步概括了建设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规范，以“四位一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为总体格局，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今天，“初级阶段”理论已经成为我们的国家认识和政治认同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国家经济总量已经名列世界前位，但我国人均GDP仍然排在世界后位，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结构和体制仍然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初级阶段理论”提供给我们坚持现行方针路线的基本理由，改进完善现行政策的根本依据，辨别是非回应质疑的强大思想武器。它是当代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今天看来，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特色”，是邓小平理论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大突破，它实质上解决了作为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如何“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马克思语）的“难题”，找到了按照经济形态自然更替的规律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

中国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破题，并不完全是人为设计的，而是有其客观必然性。但是经济体制的改革究竟要改到何种样式，当初并不是很明确，只是确立了这样一个基本方向：不断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和比重，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效率。但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在改革的推进者、实践者头上。即便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经济性质修改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是招来了更大的质疑和批判。“姓社姓资”的争论之所以形成困扰，是因为动辄会“上纲上线”，触及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的底线，因而严重干扰了改革的向前发展。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石破天惊，一语点破混沌：“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将“计划”和“市场”去意识形态化，回归事物的本来性质（手段），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到哪里去”的创造性实践。党的十四大乘“南方讲话”之东风，首次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邓小平的观点为先导，十四大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有以下主要内涵：第一，充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运行和管理的基本模式。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取代政府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要由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多维而完善的市场体系、健全而灵活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按劳分配和按要素贡献分配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及国家的收入调节制度、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等五大方面构成。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经济体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形式股份制经济可以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使它们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四，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取舍改革措施和检验其得失的根本标准。实现好、维护好人民根本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的。

3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正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实现的。随着市场体制的确立和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全新的社会历史平台，继续发展当代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都不能忽视这一基础条件。

3.社会主义本质论。

社会主义本质论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它反映了邓小平探索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步步深化。所谓本质，即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本性所在。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本性所在。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对未来社会特质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是未来社会与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区别所在。但这个特质在现实社会主义中却无从体现，甚至没有实现的条件。人们固守社会主义各种“特征”几十年，但社会主义却越搞越穷，越搞越僵化，越搞越孤立，越搞人民越不满意。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终于认识到，不能仅限于从社会主义的特征方面来判别社会主义，而是要从社会主义本质层面上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方面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功能属性和最终价值（社会公正），并认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具有优先性、条件性；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具有价值性、目地性。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终体现，就是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实现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社会公平。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应有的功能相背离，就要进行体制改革和完善，使之服从本质要求，反映价值追求。渐进性、动态性地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终极功能和根本价值所在。

4.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前述三个方面的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勾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形态。当然邓小平理论不可能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有的问题，它还有很多方面有待于继续探索。比如，在经济发展的效率和社会公平方面，由于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解决社会生产落后的问题，所以邓小平理论更多地关注和论证解放、发展生产力问题，消除两极分化问题虽已经破题，但还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矛盾、主要的社会问题来深入探讨。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逐渐把解决社会公平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快速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应该着力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的长期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从社会状态层面上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新解：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在和谐中实现发展。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第二，和谐社会不是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一种社会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价值追求基础上实现的社会和谐状态，它重在体现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长期的历史任务，同时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的重大现实课题。第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有：以人为本原则；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原则；改革原则；民主原则；法治原则；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的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和全社会共同建设原则。第五，社会事业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点领域。第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1997年，党的十五大曾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有一个界定：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中国”是地域概念，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针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创新，是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所谓“新阶段”是指，相对于毛泽东思想而言，这个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是新的时代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十五大的这个定位在今天同样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还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现时代和中国条件下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必定为人类文明增添新的文明形态。这是邓小平的夙愿，也是所有中国共产党人光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中央政府代表团。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14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⑦⑩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18日）。

⑧逄先知、冷溶：《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党的文献》1999年第1期。

⑨参见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