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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流通关系协调发展:理论与对策研究

2011-08-15杜丹清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1年4期
关键词:分工流通效率

杜丹清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杭州310018)

生产-流通关系协调发展:理论与对策研究

杜丹清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杭州310018)

在流通产业对现代生产发展的意义日益加大的同时,我国传统流通产业发展滞后于生产发展的问题也日益暴露。模块化时代的到来,生产、流通环节的专业化分工要求有更多的协作,分工的协调效率受到更多的关注。目前我国生产-流通关系不协调,原因主要在于流通产业发展滞后于生产需要,借助于产业链整合实现流通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提升专业化流通渠道的效率功能,是中国产业系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产销关系;分工效率;协调发展;产业链整合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对流通领域存在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研究的热门话题,受到广泛重视。早在2001年,刘国光等经济学家提出“流通先导论”的观点,强调流通在引导生产、促进消费上的特殊作用,冲破了我国一直以来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观念。中国人民大学黄国雄教授(2003)等人则认为:流通业具有“社会化、关联度、贡献率、就业比、不可替代性”等五个衡量基础产业所具有的基本特点,因而实质是一个基础性的产业,进而提出“流通基础产业论”的观点。冉净斐、刘子峰等学者(2006)则从产业关联度高、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对经济增长贡献大、能扩大内需和增加就业众多方面详细剖析中国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提出“流通战略产业论”的观点。张连刚等(2010)则提出流通产业定位的“阶段论”、“区位论”、“行业论”等观点,全面地展示了流通在国民经济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对流通产业定位研究的不断深入使流通的地位不断提高,更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流通问题的全面关注。

近年来,我国沿海开放省份乘模块化时代国际分工日益精细化之风,凭借着先行一步的政策优势和廉价的劳动力优势,生产制造业快速发展,制造业产业集聚,现已发展成为世界重要的制造业基地。较之于发达的生产制造业,我国流通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流通企业经营理念与经营方式均难以满足制造业发展需要,产品流通产业现状与其在现阶段经济发展中应有的地位不相称,不仅不能对生产的发展起引导作用,反而导致我国制造业产业链附加值低、企业创新与自我品牌打造难度大,发展空间受到严重影响。为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压力,一些有实力的制造企业试图通过自建流通渠道销售产品,走自我商业化发展道路,暂时摆脱眼前的困境与压力,但此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产业链整体发展中生产-流通关系不协调的现实问题,不能改进与提升产业链整体效率,非规模化发展的渠道反而可能造成社会资源的非效率配置。为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整条产业链上的生产、流通关系,从产业链整体考察流通产业的发展。

国外学者对产业链关系的研究多从流通渠道方面展开,李骏阳(2009)[1]归纳总结了国外学者的观点,认为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应形成长期导向的合作关系,这不仅能够提高给消费者的价值而且又可能降低渠道成本,进而改善渠道绩效,提升竞争力。国内学者对生产-流通关系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产销双方通过渠道战略联盟实现的合作关系上。李艳秋(2007)[2]对我国渠道发展历史进行分析,探讨了我国开展渠道战略联盟的方法与模式,将我国渠道战略分为基于买卖关系的销售阶段,基于合作关系的分销阶段,以及基于联盟关系的营销阶段,认为现阶段应该重新审视渠道经销商的特点和价值,从最根本的营销观念上彻底改变对经销商的看法,把经销商纳入企业的渠道战略合作关系网络,使其在渠道中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以建立和维护新型厂商关系。胡小兵、张婷婷(2005)[3]则从分销渠道缺乏效率;企业过分依赖中间商;渠道冲突严重;专业化流通企业发展缺乏稳定性等多个方面探讨了我国生产制造企业与流通企业的关系冲突,以期对我国生产企业以及经销商开展渠道合作与联盟提供参考建议。

而更多的学者则将对生产-流通关系的研究放大到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层面,如徐从才、丁宁(2008)[4]研究了大型零售商纵向约束与供应链流程再造、价值链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绩效改善,发现迅速提高我国企业竞争力的一条有效途径是流通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陆小成(2009)[5]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知识链模型,并强调此模型构建的关键在于建立交互性学习平台;基于知识链的视角,提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高度互动与融合应加强机制建设。

二、生产-流通专业化分工效率的“三阶段论”思想与内在协调要求

分工的专业化效率与一体化效率是两个重要的效率来源。分工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主要促动因素。从自然分工到社会分工,随着分工的日趋细化与复杂,分工效率理论也得到不断深化。综观不同时期学者们对分工作用的研究,亚当·斯密将分工和市场规模结合在一起,成为分工理论的集大成者;马克思继承了斯密的分工思想,在《资本论》中特别强调了协作与分工的关系;杨格从分工效率主要在于生产链迂回的角度,提出规模报酬取决于劳动分工演进的经济思想;杨小凯(1989)[6]则把分工收益分为比较优势经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提出分工效率实现的关键在于对生产劳动的协调,分工效率实现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劳动有效性的提高等观点。将已有的分工效率思想的演进历程进行归纳,大致可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专业化优势角度解释分工效率,例如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第二阶段是从规模经济角度解释分工效率,例如马歇尔强调组织内部或外部成员共同使用某种资源,产生规模效益从而降低了成本;第三阶段是进入现代经济社会以后,基于协调经济产生的分工效率。[7]随着现代社会生产迂回程度的不断提高,传统分工形成的差异化人类劳动之间产生了强烈的联系需要,分工效率的实现不再直接产生于分工本身,纯粹的分工并不一定会带来效率的提高,而是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不同目的劳动之间的协同,分工之后的协同与合作,才是决定效率高低的关键。

从天然的绝对优势、相对比较优势,形成优势经济的分工效率,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组织分工强化和生产要素的紧张,形成规模经济的分工效率,再到随着组织的深化和劳动分立的加深,要求更多的个体及组织之间相互协调,形成协调经济的分工效率。分工效率思想的三阶段演进思想,遵循了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关系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脉络,并使协调效率最终成为分工经济最为深厚的基础。如果再做进一步分析,优势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分工效率实际上也可以从协调角度加以解释:优势经济体现的是个体之间分立劳动的协调以期取得互补优势;规模经济体现了组织内外资源的协调;分工效率发展到第三阶段,协调经济则成为一种显性的、全方位的协调效率,分工能否产生效率,取决于分工后关系的协调。和谐理论认为,效率是和谐的技术价值,它体现了“谐”的精神。和谐反映了系统在一定输入下的输出极大化(或在一定输出下的输入极小化)的一种技术要求。[8]和谐的价值含义体现了效率的原则,而且这种效率是在系统目的的意义下进行定义的,如果系统的运行是高效的,当它达到了自身的和谐,并且与外部社会和谐共存时,它就可以不断获得外部资源而生存下去。

分工加协调已经成为现代分工效率产生之本,随着分工链条的延伸,系统风险在不断增强,协调的难度也会不断提高。分工的实质是知识的分工,社会一方面通过制度变革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分工演进,另一方面也积极寻找更好的知识分工方式以解决复杂系统的风险问题,现代经济正快步走向模块化发展,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模块化发展不仅仅是将系统进行分解的行为,同时还是一个进行有效整合的过程,模块化起源于分工,但远比分工高级、复杂、精细,是在分工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各个细分部分按照功能原则重新聚合的过程,关注的是分工之后的专业化个体如何进一步增强竞争实力的问题。[9]由此,我们评价一个供应链模块的效率应该站在整条供应链上思考不同环节的相互依赖与相互制约,而不能将相互依存的部分割裂开来研究问题。

从人类社会第三次大分工将商人生产领域独立出来,千百年来,商业活动以其专业化的渠道、设施、人才、管理,通过专业化、规模化活动,为生产企业提供服务,缩短了生产-流通时间,增加了产品价值,充分证实着分工的优势效率与规模效率。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世界范围分工链条不断延伸,社会更是进入了以分工合作为核心的模块化时代,生产与流通的分工效率只能产生于协调,缺少相互协调的单纯分工已无法产生足够的效率去满足现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反而会引发新的问题。

三、目前我国生产-流通的专业化分工缺乏协调效率

杨小凯(1989)曾指出,在其他参数既定时,交易效率的提高能够使一般均衡结构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然后再跳到完全分工状态。随着均衡分工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均衡综合生产力也将随之提高。[10]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无论外界环境发生什么变化,流通的任务主要还是应该由专业化的流通企业完成。

现在国内众多的生产企业敢冒经典的专业化分工效率之大不违,撇开专业化流通渠道,纷纷自建渠道,并将其视为企业生存之道,个中缘由值得认真考察。

从营销学角度考察,生产企业商业化发展的做法是与专业化流通渠道相互补充的营销手段,属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发展战略,本身无可厚非,亦非本文研究的主题,但如果从相对宏观的市场环境与产业发展角度加以考察,生产企业是因为受到严重的市场竞争压力及专业化流通渠道不能满足需要两大外部因素的挤压,为此不得已采取自建渠道的措施加以应对。市场竞争的压力客观存在,难以避免,而专业化流通渠道不能满足需要,却是导致众多生产企业竞争方式扭曲,活动的核心与重点偏离正常主业轨迹的根源,也是我国生产、流通环节的分工缺乏协同效率的典型表现。

首先是流通产业发展滞后于生产发展需要。我国流通产业现代化水平低,市场开拓能力弱,发展严重滞后于生产制造企业的现实需要等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制造业升级换代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目前国内制造企业面临的物流瓶颈、资金筹集困难等,都与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相关。以制造业产销渠道为例,我国的众多制造产品出口份额在世界市场上无人可敌,但我们所获得的贸易利益与这一发展势头严重不符,除技术、质量等产品本身原因外,中国没有在产品的国际供应链中取得控制权,更没有进入供应链的高端是直接原因,目前我国制造业的盈利部分主要集中在生产加工环节,我们有技术做出国外流行产品,却无能力把这些产品以令人满意的价位卖出去,这是典型的产销不和谐,流通对生产的制约。

除专业化流通渠道能力不足外,生产与流通的分工缺乏协调效率还表现在产销关系的长期紧张不协调上。制造商不信任流通商,对已有渠道效率的认同率低;渠道单方面偏重迎合顾客需要,不关注生产企业的切实需要,缺乏为制造商提供有效服务的动力与能力,凭借着对市场的掌控力,通过占压厂家资金和收取各种名目费用的方式来压榨制造方,破坏生产企业的价格体系,致使零供关系日趋紧张,产品产销环节价值链分布不均衡。由于专业化流通渠道作为生产企业产业链的一份子,不能为其提供满意的服务,生产企业被迫自寻出路,这也是促使生产企业热衷于自建流通渠道销售产品的重要原因。

生产企业自建销售网络,需要有专门的管理人才、专门的资金投入,后期的渠道维护费用亦相当大,这对企业的运营和市场竞争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考验,从整个社会资源配置角度看,更使流通分销环节隐含了严重的低效率重复建设问题。退一步说,即便工业生产企业尤其是有实力的工业企业通过自建渠道能暂时缓解压力,中国分散化的以农户家庭式生产为特征的农业生产又当如何?落后的农业生产-流通格局加剧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困境,农村经济效益低下,发展困难均与此相关,农副产品流通渠道不畅是目前中国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最大障碍。

我国现阶段生产、流通两大领域的专业化分工效率低下,分工的优势效率与规模化效率表现不足,都与分工的协调效率低下直接相关,如若任其发展,形成恶性循环,不仅违背社会分工的基本经济规律,于企业长远发展不利,更会破坏社会再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害。对生产与流通存在矛盾冲突问题的认识,不能只片面站在某一具体产业层面对微观企业活动展开研究,否则最多只能暂时解决局部性问题,于经济全局协调、持续发展无益。企业经济、企业发展战略是微观的问题,而我们国家的生产发展、流通战略,产业的组织结构、总体效率,产销供应链、价值链的情况,等等,毫无疑问是宏观层面的问题,把本应联系在一起的两个问题割裂开来,是解决不了经济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具体问题的。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要做到生产、流通的和谐,流通产业的发展是关键,流通企业需通过自身的努力取信于工业企业,通过生产、流通环节的产业链整合与再造,建立起完整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

四、构建新型生产-流通关系的对策思路

(一)我国产业链分工效率提升的核心在于流通产业发展

综合前面各部分的分析,目前我国生产与流通环节缺乏分工效率,流通产业发展滞后是主要原因。如何加快培育竞争实力,拓展国际国内市场,构建全球性的商贸网络,以满足生产制造业发展的需要,是中国流通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长期的落后,我国流通产业中的绝大多数企业产业组织结构分散,自我组织发展能力弱,面对强竞争性市场结构,想在短期内完全通过自身的努力解决发展中的组织规模扩大、融资压力、现代流通方式引入等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难度很大,必须借助于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与扶持作用,重点着眼于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依靠产业链整合来完成。

产业链整合是基于产业价值链进行的并购重组,可以实现产业链知识、价值关系的合理性,整合的结果不是淡化乃至消灭分工,而是通过再造产业间纵向关系模式,以更好地发挥分工后的协同效应,建立起和谐的生产-流通网络体系。和谐的生产-流通关系下,生产、流通环节形成多种方式的分工合作,双方的良性互动将带动社会再生产过程顺利进行。这种和谐关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流通设施完备、业态多样化,现代化的流通网络体系可以满足生产企业的多种需要;

二是产品在生产-流通环节的价值链分布大致合理,同类产品在生产、流通环节的社会平均利润率有望形成;

三是在生产与流通的不同环节,各类资源双方共享,信息传递、反馈渠道通畅,双方均能给对方的业务活动以全力的支撑与配合。

在和谐的生产-流通体系中,制造商可以充分利用优秀中间商的渠道功能,在流通环节延伸生产功能,可派出机构和人员,在售后服务、质量跟踪、消费者意见反馈等方面发挥作用,实现对渠道的服务基础上的掌控;流通产业可以得到必要的发展资金与稳定的货源与技术服务,借助于生产商的影响力最大限度的整合商业资源,组建起经营本地产品为主的本地区商业连锁集团并做大做强。

近年来,国内也有一些生产与流通企业积极探索合作组建产销网络销售产品,国内一些生产厂家通过与商业资本紧密合作,通过股权转让、参股入股等形式架接国内外商业资本,利用分工原则,发挥服务功能,以顺利地完成产品销售。例如国内家电行业重点企业格力电器,凭借着自己的品牌优势和传统强大的经销商体系,经过不断的整合建立起来的“股份制区域性销售公司”,就是企业产业链整合的一种新型模式。格力公司在每个省和当地几个大经销商共同出资建立了销售公司,使其成为利益共同体,遵循“以控价为主线,坚持区域自治,确保各级经销商合理利润”的原则,建立多方参股的区域销售公司,设想借助自己的品牌影响力和少量资金的输入,建立起一种制造商与渠道商之间更为有机的合作共赢模式,它并没有打破分工界限,只是让分工效率与合作效率在产业链范围内更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形成了一张相对和谐的生产-流通网,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成功,其经验值得重视研究。

在构建和谐生产-流通关系的具体思路上,国外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与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其中尤以日本综合商社运行模式中的生产-流通关系值得研究。

(二)吸收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流通关系模式

综合商社(General Trading Company—GTO)是日本独创的一种集贸易、生产、金融、信息、仓储、运输、组织与协调等综合功能于一体的跨国公司形式的组织载体。综合商社通常以厂家的代理商身份出现,以贸易为主,广泛介入多种产业的生产、经营服务,进行综合经营。

日本学者小岛清将综合商社称为“在一定的时间和场所中起中介作用的类市场合作体系。”日本的综合商社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综合体,既参与企业组成,同时更是产业链的组织者,直接活跃在世界经济贸易舞台上。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丸红商事、住友商事等,都是日本国内著名的综合商社。日本的综合商社以贸易为主,广泛介入钢铁、有色金属、机械、纤维、能源、化学、食品等多种产业的经营服务,进行综合经营。综合商社之所以能在日本的市场流通中起主导作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内外贸结合起来,兼顾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并日益增强在内贸市场中的地位。综合商社虽然也参与生产、兴办企业,但商社在处理与工业的关系上非常慎重,一般并不直接进行生产活动,主要通过提供良好周到的综合服务和少量投资参股,在政府的扶持之下,为生产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以此获取产品的贸易代理权,维持与生产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而生产企业通过综合商社的活动顺利将产品推向国际市场,生产与流通形成了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和谐关系。

凭借集中与灵活权变的行为方式所发挥的多功能综合有序的运作,综合商社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供求关系紧紧联系起来,收集处理情报、参与产品的正式生产和市场开发,并通过连锁运作,利用中介力在整体上保证联合全体的优势发挥,提高了产业链的承受和吸纳风险的能力,克服了单一生产、流通体系自身的不足,形成了规模效益,达成良性循环,从而成为日本特色的特殊形态的企业组织。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综合性经营机能的贸易组织,综合商社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更是为推进“贸易立国”的国策,实现流通效率化和经济领域的开发,振兴本国贸易,做出了贡献并因此享誉世界。

中国目前缺乏上规模、有实力的流通企业,而生产制造业却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得风起云涌,流通产业的发展应抓住这一发展的良机,借助于制造商的力量谋求快速的发展壮大,实现产销互利。

(三)将产业链整合、和谐生产-流通体系构建作为发展壮大我国流通产业的重要途径

构建长期和谐的生产-流通网络体系,须借助于产业链一体化整合,实现制造商与渠道商的有效渗透,构建稳定的一体化生产-流通网,这同时也是我国现阶段本土流通产业发展壮大,进而保证产业系统协调发展的现实途径。生产与流通环节的产业链整合途径依据整合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两条,一条以生产者为主体,产业链从上游向下游整合,构建类似前向一体化的生产-流通网;另一条是流通商加大包销定制比例,产业链从下游往上游整合,构建类似后向一体化的生产-流通网。由于以股权为纽带的合作最有助于实现联系的稳定性,为实现长期稳定的和谐,从今后发展来看,上游制造商和下游流通商相互参股将成为普遍趋势。由于目前国内流通企业发展薄弱的问题尤为严重,连累中国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在产业链整合中,特别需要借助于政策的引导,通过吸收制造商的力量来培育我国具备国际竞争实力的规模化流通企业。

制造商与流通商的合作模式可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借鉴日本综合商社运作模式。制造商参股或与流通商合作组建现代化流通组织,壮大流通商力量,实现产销双方互利。我国目前严重缺少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大中间商,在产品迫切需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新形势下,中小制造企业正越来越严重地陷入国内、国际分销渠道狭窄的困境,单靠流通企业孤军奋战,不仅成本花费巨大,而且需要的时间很长。通过产业链整合,可促使制造业资本,尤其是民间制造业资本向流通领域渗透,与流通资本合作打造我国本土的沃尔玛、家乐福,通过大流通商的力量,建成若干个大物流中心,构建起国际分销渠道。这一运作模式因为在国内企业之间展开,可借助于政府的有效指导与协调,操作性较强,流通产业有望得到必要的发展资源,获得新的发展空间,生产企业的分销渠道则能得到强有力的保证。

建设中国完整、高效、稳定、和谐的生产-流通体系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除生产、流通企业自身的实力和努力外,需政策的引导和各级行业协会、社会中介组织协同作用。政府应该强化制度建设、利益协调与市场监管,并在起步时期给予必要的资金、金融方面的扶持;政府同时应加快大型国有流通企业的股权分置改革,明确产权关系,为生产与流通企业相互渗透创造前提基础;除强化建立制度体制约束机制外,在生产-流通一体化组织运行过程中,政府还应注意防止规模过大产生新的垄断隐患。

[1]李骏阳.对我国流通效率的实证分析[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9(11).

[2]李艳秋.基于价值链的渠道战略联盟管理[J].商业时代,2007(13).

[3]胡小兵,张婷婷.我国分销渠道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J].商业时代,2005(6).

[4]徐从才,丁宁.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价值链创新及其绩效:基于大型零售商纵向约束与供应链流程再造的分析[J].管理世界,2008(8).

[5]陆小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和的知识链模型研究[J].情报杂志,2009(2).

[6]杨小凯.专业化与经济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36-121.

[7]芮明杰.论产业链整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68-85.

[8]冉净斐.流通和谐:系统内部与外部和谐[J].集团经济研究,2007(11).

[9]青木昌彦.模块时代——新产业结构的本质[M].周国荣,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96-134.

[10]杨小凯.专业化与经济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89.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Theories and Countermeasures

DU Dan-qing
(School of Economics,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With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circulation,industry can bring modern production development.The problem of developmental la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irculation industry is exposed day by day.The modularization eras has arrived,the demands of collaborative specialization division in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are increasing.More and more people pay large attention on the coordination efficiency in division.Nowadays,China fails to coordinate well on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The major reason would result in the fact that the circulat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cannot catch up with the production demands.With the help of 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strategy,Chinese industrial system will develop on a large scale of circulation industry,improve specialized efficiency of circulation channel,and maintain sound development effectively.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relations;efficiency of division of labor;coordinated growth;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 何志刚)

F713

A

1009-1505(2011)04-0054-06

2010-12-23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产业链整合的流通效率提升研究》(2009JJD790059)

杜丹清,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流通经济、政府管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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