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英霞

（营口市中等专业学校 辽宁 营口 115000）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易卜生和他的戏剧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的流传和更深入的理解。在易卜生生活的十九世纪的挪威社会，资本主义正处于繁荣的景象中，而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现存社会制度的悖理性也不可避免地显现了出来。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易卜生主义逐渐形成，并与当时资产阶级的种种思想对立起来。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易卜生的这种人道主义适应了我国新文化运动的要求，对戏剧创作和演出方面的影响有增无减，其作品的翻译和评介也越来越多。鲁迅曾在多篇文章中论及易卜生和他的戏剧，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娜拉走后怎样》（1923）等。 在小说方面，鲁迅在1925年写作了《伤逝》作为对《玩偶之家》的回应，来回答中国的娜拉出走后的问题。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是话剧，鲁迅的《伤逝》是小说，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应该说在人物的塑造上是采用了不同的艺术手法的。但是，娜拉与子君的形象在诸多方面是相通甚至相似的，由于《伤逝》的创作动机与《玩偶之家》的联系，使作品的人物之间必然带有一定的继承性和发展性。这不仅体现在情节的设置或者说人物的命运上，而且在娜拉与子君的某些内在性格和思想特征上，也表现出了潜在的共同之处。

1 创作背景

十九世纪挪威特殊的社会条件和欧洲的革命形势，造就了易卜生。他一生都在寻找精神出路和社会出路，执着地探索新的人生宗旨和新的道德风尚。易卜生剧作中的很多人物很像他本人，具有自己的个性和独立精神。他十分欣赏那些小资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与不公道的社会的尖锐对立，并极力赞扬他们的“自我主义”，让他们坚持自我，像布郎德、斯多克芒那样，或寻找自我，像娜拉、罗斯莫那样。

《玩偶之家》写于1879年，易卜生对妇女地位的问题十分关注，他有一个名叫劳拉·基莱的朋友，她爱好文学，重感情，初期婚姻生活十分美满。她丈夫基勒得了肺结核，医生建议他去南部欧洲疗养，否则会有性命危险。劳拉瞒着丈夫向友人借了一笔钱，为了推迟债期又伪造了保人的签字。丈夫病治好后，知道了真相，大发雷霆，谴责劳拉的所作所为败坏了他的名誉，毁了他的前途。劳拉的一片深情却得到如此报应，她受不了这无情的打击，精神失常。后来基勒同她离了婚，一度被亲友们羡慕的幸福家庭就此完结。后来,易卜生根据劳拉这个原型，创作了这部关于妇女解放并反映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艰难处境的戏剧《玩偶之家》。

在易卜生逝世一年后（1907年），鲁迅在《河南》月刊第二、三、七号上连续发表的两篇文章中，论及了易卜生。他告诉读者，挪威的易卜生“瑰才卓识”，其所描写的“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迕万众不慑之强者也”。关于娜拉的出走，鲁迅作过冷静的分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认为，妇女经济上不独立，也就谈不上婚姻的自由。鲁迅写道：“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娜拉走后怎样》）。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鲁迅写作《伤逝》的大背景，在《伤逝》中，涓生对子君“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和“外国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诺拉》，《海的女人》。称扬诺拉的果决……”这些指的就是易卜生和他的《玩偶之家》。

2 娜拉的梦想与子君的爱情

娜拉·海尔茂是一个生活在小资产阶级家庭的主妇，她因为丈夫的宠爱而像小女孩般快乐，每天都在唱啊、跳啊，当然这里面不排除有要讨好托伐的成分。她又因为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而充满幸福感，三个可爱的孩子和吃穿不愁的生活，让她不禁对好友说道：“我心里真高兴，真快活！”她一心只有自己的小天地，一涉及到“陌生人”或“无聊的社会”，她就会流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

娜拉非常爱她的丈夫，因此在海尔茂生了病要花一大笔钱到南方疗养，而他们又拿不出这些钱的时候，娜拉自作主张向柯洛克斯泰借了钱。因为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丈夫病死，她无法想象失去他的生活，所以娜拉勇敢地承担起拯救丈夫的生命同时也是拯救她的家庭的重担。由于欠款没法及时还清，娜拉又冒险伪造了父亲的签名。她并不知道这是违法的事情，但即便她知道，我想她也还是会那样做的。她甚至充满自豪感地认为这是她“做过一桩又得意又高兴的事情”。她“救过托伐的命”，并认为自己“有点办事能力，会想办法”。这些都是她的骄傲，因为她是出于对丈夫的爱，是为救他的命才那样做的。

在独自还债的日子里，娜拉吃了不少苦头，“每逢托伐给我钱叫我买衣服什么的时候，我老是顶多花一半，买东西老是挑最简单最便宜的”，“除了那个，我还用别的法子去弄钱。去年冬天运气好，弄到了好些抄写的工作。我每天晚上躲在屋子里一直抄到后半夜。喔，有时候我实在累得不得了。”但是她并不后悔，反而觉得“心里很痛快”，“几乎觉得自己象一个男人”。

这一切除了源于娜拉对丈夫真诚无私的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对于总有一天会到来的奇迹的梦想。在她的心中，不知不觉地在期待着这样一个奇迹：丈夫在得知事情的真相后，还会一如继往地爱她，并毫不迟疑地承担所有罪责。就在那时候，她的人生和爱情就完美无缺了。她不是要一种回报，而只是想看到丈夫对她的浓浓的爱意。这对她来说是一个美丽的梦想，而等待它的过程也变得幸福起来。虽然她也有矛盾，终究不想让丈夫知道这一切，但是对奇迹的热烈渴望压倒了矛盾的痛苦，也使她顽强地继续克服着困难。

我们现在知道了，是什么点燃了娜拉心中的喜悦，是什么使她能快快乐乐地忍受辛劳和忧虑。梦想奇迹的发生，是她的力量的秘密源泉，也让她忘记了现实的残酷。这个梦想不仅给了她一个幸福的家庭和救了丈夫性命的满足感，还带给她一种对奇迹的期盼所产生的梦幻般的感觉。

子君就是当时中国的“娜拉”，她为争取恋爱、婚姻自由，勇敢地走出封建家庭，与涓生生活在一起。但是两个年轻人同居后平庸而贫困的生活，使涓生对她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最终子君竟不得不回到原来的家庭，直到灭亡。

子君在“胞叔”、“父亲”的反对下，在“老东西”、“小东西”的冷眼中，“骄傲地来”，“骄傲地走”；“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子君是“大无畏”的，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而相比之下，涓生却怯弱的多，“便要取了帽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曾经当面骂过我”；他也自认她“比我还透彻，坚强的多”。如果说涓生是一个懦弱自私的个人奋斗者，那么子君就是爱情至上者。个人奋斗者和爱情至上主义相比，后者所能给予人的力量远比前者要多。子君的思想代表的是一种以追求个性解放为中心的“爱情至上”、“恋爱至上”的思想，她把爱情凌驾于一切之上，爱情给予了她超乎寻常的勇气。

当涓生已经忘了自己对子君热情的表白，“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直到涓生不再与她共同回忆往日的爱情，子君仍旧“两眼注视空中，出神似的凝想着，于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窝也深下去，便知道她又在自修旧课了”。“然而她并不觉得可笑。即使我自己以为可笑，甚而至于可鄙的，她也毫不以为可笑。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她爱我，是这样地热烈，这样地纯真。”

而当子君从爱情的天堂回归到现实的生活中时，某种失落就已经开始了。两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内容就是家务，子君从以前不善于家务（“做菜虽不是子君的特长”）到如今的“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另外还“饲油鸡，饲阿随”，“终日汗流满面”，双手也“粗糙起来”。子君把自己的全身心投入到这个小家庭里，却被涓生嘲讽为“川流不息”的“功业”。“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这是很自然的。子君并非不愿意再“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然而作为主妇的她面对困窘的生活和繁重的家务劳动，又怎能还有心情和余力去谈“外国的文人，文人的作品”呢？

子君离开时没有留下书信，但她留下的东西里却渗透着传统的妇德与痴情（“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旁边还有几十枚铜元”）。子君在骨子里并无多少现代性可言，她在听涓生讲述进步思想时的“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只不过是对他所谈内容的好奇，和对他的“语气”的沉醉，而并非是受启蒙而觉醒了，因为觉醒者的反应决不会是 “稚气的好奇”。至于子君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也不过是她的爱情宣言，而不是现代的人生意识。

子君的爱情也是真诚无私的，是令我钦佩的。然而她的爱情终究还是毁灭了。娜拉对梦想的沉醉和子君为爱情的付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她们后来的命运发展的一种铺垫，也是她们作为忠诚于爱情的女人的共同点。

3 梦想和爱情的被摧毁

在易卜生的戏剧中，奇迹从未降临，梦想也无法实现。当海尔茂知道真相后，娜拉盼望的奇迹没有出现，却出现了她从没想到过的一幕：海尔茂一连串的咒骂，他的十分恐惧的表情……为了眼前的这个人，娜拉曾不顾一切，而他现在只考虑自己，谴责她的行为，甚至诅咒她死。面对丈夫粗暴、蛮横的攻击，娜拉终于明白了，过去她是他的“小鸟儿”、“小松鼠”，而此刻她在他眼中是“下贱女人”，而此前他的所有的话语不过是天下最大的谎言！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娜拉看清了八年来都没有看清楚的隐藏在海尔茂品行端正的漂亮外表背后的自私、渺小和怯懦的本质。她完全从幻想中醒悟过来，出奇的平静，似乎忽然间长大了。她要离开这个“玩偶之家”。

子君的爱情不是在瞬间被摧毁的，然而爱情的毁灭却使她走向了不归之路。当涓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对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这对经过反抗然后独立的一对年轻人，竟然在短短三星期后就已隔膜，而说出这话的正是当时请求子君与自己同居的涓生。

涓生最初产生要摆脱子君的念头是在刚刚失业的时候，他那时首先想到的不是与子君携手同行，患难与共，而是认为子君“捶着他的衣角”，在心中将子君视为累赘。虽然坚强的、“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但善良的她仍安慰涓生，说道：“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而涓生后来终因要寻求个人的解脱而狠心抛弃了她，可见他的懦弱与自私。

当子君意识到两人之间的感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后，她鼓起勇气问道：“但是，……涓生，我觉得你近来很两样了。可是的？你，——你老实告诉我。”涓生“觉得这似乎给了我当头一击，但也立即定了神，说出我的意见和主张来：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临末，我用了十分的决心，加上这几句话——‘……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自以为了解而实际上却并不了解的男女相爱结合，并招致社会的冷眼、排挤，以至最后分手，想必也是必然的了。而使子君在“无爱的天堂死灭”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当初帮她从封建牢笼中解脱出来的涓生。一句“我已经不爱你了”，使子君完全丧失了生活下去的希望，她不能接受自己冲破重重困难去追求的爱情竟如此短暂和脆弱。这样的事实给了子君致命的打击，她所依赖的“至上”的“爱情”遭到了彻底的毁灭，导致她的生命本身也无法再继续下去。

娜拉的梦想破灭了，子君的爱情荡然无存了，她们可以说都失去了一直以来维系着自己生活和内心感受的最大动力。然而她们的选择却是不同的。

4 娜拉的出走和子君的出走

其实《伤逝》中子君的的故事是作为娜拉出走后的一个回应的，而鲁迅的高明之处也正在于此，在易卜生看来是问题解决的地方，在他看来恰恰是问题的开始。

娜拉在认清了海尔茂的真面目以后，她不仅不再对他抱任何天真的幻想，而且反省了自己在这个“玩偶之家”中的地位。她认识到“家只是一个玩儿的地方”，她只是丈夫的“泥娃娃老婆”。于是她决意离开这里，先学会做“一个人”。对于娜拉放弃了对家庭、孩子的责任，而选择自主、独立的生活，很多人不以为然，包括托尔斯泰在内。但易卜生还是让娜拉去完成作为“一个人”的使命。

当娜拉与海尔茂之间出现了无法逾越的鸿沟之后，娜拉表现出了她内在的力量和勇气，她用行动为自己赢得了主动权，她决定离家出走，从此不再依靠任何人。

娜拉的爱情虽然破灭了，但她并不脆弱，她和劳拉（上面提到的娜拉的原型）是性格不同的人，也不会为此而精神分裂。她觉悟以后出走，留在身后的砰然一响的关门声，响彻了全欧洲的屋顶。

相比之下，子君的命运则要悲惨得多。起初，她坚信“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于是和涓生走到了一起。然而实际上，无论是负疚地生活还是自食其力，她都没有做好准备。他们既然无法解决现实的困难，爱情就渐渐成了一种负担。子君在从封建家庭出走后，既没有找到自我，也没有获得幸福和独立。他们两个人还是被旧势力打败了。

子君的勇敢和无畏只是为了争取爱情和婚姻的自由，当她和涓生在南北胡同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家庭之后，就走到了她的个性解放的终点，一切的追求和奋斗都没有了。子君的死，真切地告诉我们，妇女的解放不能仅仅着眼于个人的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如果不去变革那种压抑人性、阻碍妇女婚姻自由的不合理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妇女的解放就必然只是一句空洞无力的口号。在这里，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鲁迅.彷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3］高国甫,编著.易卜生评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4］茅于美.易卜生和他的戏剧.北京出版社，1984.

［5］易卜生.易卜生全集.潘家洵,黄雨石,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