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霞

（安康学院政史系 陕西 安康 725000）

浅析北宋定都开封的原因和弊端

王晓霞

（安康学院政史系 陕西 安康 725000）

都城是一个王朝或政权的统治中心，因此，都城城址的选择，对每个王朝或政权都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本文主要以北宋为例，探讨北宋政权定都开封的原因及弊端。

北宋；择都原因；弊端

一、北宋定都开封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开封作为统一王朝的都城，仅见于北宋一朝，由此也标志着国都东移趋势的完成。那么，开封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成为都城的?北宋开国者又是如何选择开封为其京师的?本文拟对此加以探讨。

首先，优越的经济条件是建都的必要前提。自殷商至隋唐，黄河中下游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又是接近王朝版图的地理中心。一个政权如何能够控制这一地区，就足以控制全国，所以在长达2400年的时间里古都都离不开中原地区。具体而言，早期统治黄河中下游绝大部分地区的夏、商、周王朝，发轫于黄河中游或下游的上端，其理想的首都当在这个地区，正如司马迁所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①”三河就是今天的晋南、豫北和洛阳地区。这里农业起源很早，地位居中，是理想的建都所在。因此，夏商周三代建都基本上都以三河之地中心。

其次，形胜条件、交通条件以及社会主要矛盾也是建都的重要要素。秦统一帝国出现以后，王朝疆域空前扩大，选择都城位置需要考虑的条件就复杂了。秦都咸阳所在关中地区原是秦国根据地，咸阳又是统一前都城。统一后，东方六国旧势力还很强大，然秦还没来得及考虑迁都制服东方六国就被农民起义所推翻。西汉建立后，刘邦即位之初打算定都咸阳，后采纳娄敬、张良的意见才决意定都长安。张良等人认为“夫关中左肴、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②娄、张二人基于经济条件、形胜条件以及交通条件等因素建议刘邦定都长安。历史证明，建都关中长安的决定是正确的。娄、张抓住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主张建都关中，主要着眼于东制诸侯，以后平定山东异姓、同姓诸侯的叛乱；武帝时降服匈奴，控制西域地区，都是与建都长安便于经营西北和制服山东，既利于制内，又便于御外有关。

隋唐时期仍将长安作为全国性首都，但长安自中唐以后渐显露其不利的方面。一方面，随着唐中央官僚机构的日益膨胀，关中的经济力量已难以应付，窘困的现象不时出现，唐代数帝就不得不到东都就食。“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③。安史之乱后，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而与此同时，相对安定的江南经过长期的开发，经济力量勃然而起，东南遭运便直接关系到唐王朝的生存。然则“关中寓内西、偏天下，劳于转输”④，尤其是从江南地区向关中平原运送粮食须经滩多流急的三门峡，漕船时遇凶险；另一方面，中唐以后，契丹势力崛起于东北，国防重点也迅速东移，一时强藩重镇多设于河北，关东遂成为政洽角逐的关键之区。显然，长安已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大有鞭长莫及之感。

北宋王朝的建立，正是在上述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因而都城的选择，就深受其影响、制约。一方面，东北的契丹势力不断发展，后晋时曾兵洗汴都、饮马黄河；另一方面，东南经济实力完全压倒北方，昔日膏胰之区关中这时水利失修⑤，经济衰退，已无力支撑庞大的都城。而沟通东南的漕运线除距离过远外，又有三门砥柱等险阻，使漕运的规模受到严重的限制和影响⑥。洛阳虽较长安偏东，但仍有以上不利之处，连宋真宗也不得不感叹:“洛阳宫闱壮丽，然城北地隘，毂、洛浅滞，辇运艰阻，谅非久居之所。⑦”因此，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北宋所选的都城，就既要适应当时政治、国防重心的要求，又要满足经济上的需要，具备这些条件的开封就显得较为优越。开封的优越性的主要体现在其有重要的交通冲要作用。大量的史料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北宋开封处于“四达之会”⑧，具体来说，它是当时漕运四河的集中点，四河为汴河、黄河、惠民河和广济河⑨。这四河均汇于开封城⑩。这些河流都转运漕粮，供应开封，开封的百万兵民都以此为生。笔者认为这是北宋以开封为都城的主要原因。

二、北宋定都开封之弊端

国都的选择应是综合考虑的结果，国都作为政治中枢和防守堡垒，统治者居住其中，有大批扈从驻扎在京城周围，同时，国都又是消费城市，要靠外界供给来维持统治者和居民的生活。因此，统治者择都时需考虑多重因素。纵观中国都城的选择，大多由经济、政治、军事、地理等条件决定，即看都城能否解决庞大的人口消费需求，能否满足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能否居于制内御外的有利地区，能否有非常便捷的交通线等。

而北宋择都之误，就在于未充分考虑到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环境，结果造成北宋政权统治危机，并最终使其早亡于外患。

有宋以来，宋政权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北宋虽“重内轻外”，“欲理外，先理内，内即理则外自安”11，但由于采取“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导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北宋虽未发生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却接连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从太祖到仁宗朝大小起义竟达百次，尤其在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农民起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于一火”，起义军散见于全国各地。面临这种统治危机，欧阳修叹曰:“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忧12！”

北宋在饱受内忧之苦的同时，更要承受外患之累。北宋虽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分裂割据的局面，但并非当时唯一的独立政权，与之并存的还有数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在西部和西北，有党项建立的西夏和吐蕃建立的政权；在北部，先有契丹建立的辽政权，后有女真建立的金政权；在西南，还有大理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不断发动侵宋战争。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开封的战略劣势就显露出来。开封然历史悠久，交通便利，腹地辽阔，居天下之中，但地势平坦，无险可守，不利于防御。在后晋丧失了包括北方长城线内的燕云十六州的情况下，这种防守上的弱点就更为突出，也必将带来严重恶果。

第一，造成冗兵冗费的局面，激化了阶级矛盾。

由于四周皆为敌国，开封又无险势可倚，北宋只有在军事布局上煞费苦心，将重兵团团驻守在京城周围，企图以此来弥补军事地理条件的欠缺。宋初，禁军约22万，其中10余万便驻扎在京城内外，以弥补山川形便之不足。此后，随着“养兵”政策的实施，北宋军队的规模不断扩大，到仁宗皇佑初年，全国军队竟扩至140万。同样，在京军队也不断扩充。结果出现大量冗兵，冗兵必然造成冗费。而冗费的解决，只能靠增加赋税额，加紧向东南人民搜刮，这又激化了阶级矛盾。而阶级矛盾的激化又使国家财政陷于窘境，加深统治危机。

第二，使北宋政权最终亡于外患。

开封地处黄河中下游，属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周围既无名山为其藩篱，又无大川为其遮挡，地理形势一览无余，外族极易深入腹地，并直接危胁中央政权。

五代至北宋时，开封的国防漏洞百出。后唐节度使石敬瑭为争夺帝位，以幽云十六州为条件换取了契丹的支持。幽云十六州是北宋的门户，它的割让，对从后晋到北宋的中原王朝的边防，都产生重大影响。燕山山脉向来是中原国家保卫农业地区、抵御游牧民族骑兵的屏障。但从晋天福二年(973)起，契丹以幽州为南京，时时侵入中原，而中原却只有以黄河天堑作为主要屏障来抵御游牧民族骑兵的进攻。

北方屏障尽失，使得开封周围的形势愈加严峻。后晋政府将都城定在开封，在契丹的打击下，政权很快瓦解。原因在于开封的屏蔽能力太差，强悍的游牧民族的铁骑迅速攻陷开封城。

北宋建立后，虽上下皆望收复幽云地区，但收复失地并非易事，契丹铁骑仍可随意南犯，而无藩篱之限。尤其在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军大举南下，深入宋境。十一月，一直打到汴京北郊重镇澶州。告急之书一夕五至，朝廷上下为之震恐。此次事件实际上给宋都开封敲响了警钟，所以仁宗朝有名臣范仲淹屡次谏言，曰：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北宋政权对范仲淹的谏言置之一边，也没有实施加强防护的措施。

辽亡后，宋金失去了缓冲区，开始直接对峙，最终于靖康二年北宋政权被金军颠覆。金军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发动攻击，灭亡北宋，攻击之迅猛，进展之顺利，为历史所罕见。开封平坦的地势无疑是金兵速胜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终宋一朝，关于择都、迁都的争议不计其数，但统治者最终还是将国都置于开封，并最终酿成丧国之痛。据史料记载，宋太祖曾有意迁都于有险可依的洛阳、长安，但遭到众多王公大臣的一致反对而最终作罢。之后范仲淹也建议修缮西京洛阳，同样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众多的争论、建议，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开封作为国都的弊端。

都城的选择至关重要。北宋定都开封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的必然，封建政府利用开封便利的漕运条件，以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然而，开封毕竟有作为都城的致命弊端，即无险可依，不利防御，所以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北宋最终灭亡。探究北宋灭亡的原因，定都开封也是很重要的要素。自宋以后，再也没有一个朝代择都开封了，国都被经济迅速发展的东部地区所取代。

①《史记·货殖列传》。

②《汉书·张陈王周传》。

③《新唐书·食货殖三》。

④《通典》卷174《州郡四》。

⑤《宋史·河渠志》。

⑥史念海：《三门峡与古代的漕运》，《河山集》。

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5。

⑧《宋史》卷85《地理志一》。

⑨《宋史》卷175《食货志上三》。

⑩《宋史》卷94《河渠志四》。

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

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1。